传统的人物观注重人物的心理性特征,注重“叙述为人物服务”,随着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文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人物作为叙述的参与者是如何为叙事服务的,关注到人物的功能性作用,中外文论家对此都有相关论述。“功能性人物观”的提出,突破了传统人物观的局限,也有着叙事学上的意义。它有助于更深刻地发掘作品的深层主旨。 “人物”在《辞海》中对的定义描述为:“人物与事件是文艺作品中重要因素,人物一般地说是组成艺术形象的主体、核心。叙事性文艺作品大多是通过对人物和人物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和揭示生活意义、展现人生理想的。”从根本上说,这种对“人物”定义的描述仍然基于传统的人物理论。传统的人物观,注重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特征,从叙述学层面上说,就是注重“叙述为人物服务”,关注的是人物的性格塑造、思想内涵的表现以及人物所属的社会类型、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等,在这里,人物不过是叙述的产品。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之前研究人物的论文大多基于此,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格、思想内容及其对作品主题思想的体现始终是评论家们探讨的主题,尤其是那些有着鲜明性格特征、内涵丰富的主人公们,一再成为研究者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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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昌浩一、功能性人物观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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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酶体随着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文论在中国的引进和影响,对人物研究的传统方法悄然发生着变化。一些敏锐的学者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等文论中发现了人物研究的另一种途径,它与传统人物观截然不同。如果说,传统的人物观关注的是“作为叙述产品的人物是如何在叙述中生成的”,即“叙述为人物服务”的问题;那么,新的人物观则将视点投向了“作为叙述的参与者是如何在叙述的生成中发挥自身的作用”,即“人物为叙述服务”的问题。这便是功能性人物观的出现。
追根溯源,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们虽然并未明确提出人物的功能性一说,但其中相关的论述的确给人很大的启示。譬如,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在《故事和小说的结构》中,谈到托尔斯泰对称法时,认为这种对称法较为复杂的情况就是其小说里的出场人物彼此对称,或者一出场人物同另一人的对称。什克洛夫斯基通过托尔斯泰具体作品中人物对称的阐释,说明这是小说程序中反常化的一种手法。什克洛夫斯基甚至声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称的双方由情由联系得不紧密,以致可以说这一联系的情由仅仅是艺术上的需要。”[1](P22)此外,在谈到框架式小说和呈现穿连程序特点的小说时,什克洛夫斯基再次提到了由人物联结故事的
方式。而鲍里斯·托马舍夫斯基在其重要文论《主题》中,更是多处提到“讲述人”、“叙述向导”、“开场人”、“报信人”、“知心人”、“爱发议论的人”以及与情节发展无必然联系的结局型人物和纽带人物、陪衬人物等这些在叙述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帮助作者进行叙述的人物。托马舍夫斯基认为:“有时,只是靠叙述线索附着于某个角这一因素,就决定了作品的全部结构,这类角便是叙述向导……”,“角是我们分析繁多的细节时的导线,是对具体细节进行分类和调整的辅助手段”,“故此万不能轻视戏剧作品中人物简介的结构作用”,“为了引入有关舞台范围以外事件的细节,就让报信人或急使出场”,“这些知心人在剧中没有自己的角,他们之所以被引入,纯是为使主人公冗长的倾吐有所附着”,“为了引入文学外材料(在喜剧里),还专设一个爱发议论的人,他无异于作者意图的传声筒”,等等。[1](P121-157)俄国形式主义家们的论述并没有直接提到人物的“功能”二字,但所有这些论述无不在提醒我们注意人物在叙述中的功能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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