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桑明旭*
【内容提要】罗兰·巴特文本意义理论是他解构和建构作者、写作、文本、意义、读者之间关系的理论观点。在作者与写作的关系上，巴特主张“间离”作者，让写作成为不及物的“直陈式”写作；在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上，强调“作者之死”，试图拓开文本的多维空间；在文本和意义的关系上，宣称文本是能指的编码、排列、组合，意义是一种无固定内涵的“神话”，能指创造意义；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提出读者通过“抬头而读”创造文本和意义。巴特文本意义理论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对于这一理论，巴特本人也表现出了彷徨和迷茫。这一理论不符合人类理解实践的事实，在实践上是有害的，会使理解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关键词】罗兰·巴特作者写作文本意义读者
罗兰·巴特（Ｒoland Barthes，又译罗兰·巴尔特）的文本是絮语的编码。在巴特看来，读者要理解他的这些絮语是不可能的。①但是既然他写
*①桑明旭，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巴特认为，令人心醉迷离的絮语写作是现代写作的应有样式。在絮语写作样式中，文本由一系列毫无关联的断语式短句组成。巴特还认为，絮语方式写成的文本是一种“享乐型文本”（le texte de jouissance）。这种文本“伴随享乐型文本的作者（和）读者而来的，是难以把握的文本，难以忍受的文本。这种文本超越了快感，超越了批评：唯有用另一个类似的享乐型文本才可以接近它”。（参见Ｒ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Paris：Editions du Seuil Press，1973，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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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就要尝试去理解，不能让他一生的丰富著述失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根据本文作者的文本意义观点，一切文本都是可以理解的，读者可以把握作者通过文本所传达的思想和情感。巴特通过他的文本传达了很多独特的观点，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文本、意义的观点。巴特通过《写作的零度》《神话》《作者之死》《S/Z》等一系列著作和文章系统阐述了他的解构主义文本意义理论，逐步在哲学、文艺学、解释学、语言学等学科引起强烈的学术反响。在我国，这一理论的影响还反映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的阅读方法论构建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方面。①巴特的文本意义理论如此重要，使我们必须直面其具体理论逻辑并予以把握和批判。一般来说，可以从以下几对关系维度来对巴特的文本意义理论进行概括。 一作者与写作
液碱重新对作者与写作关系进行定位是巴特文本意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写作是文本产生的前提，剥离了作者和写作之间的关系，作者和文本就没有逻辑关联了，作者和意义的关系就更无从谈起。这种剥离方式就是巴特著名的“零度的写作”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于他进入文学批评界的成名作《写作的零度》。在该文中，巴特将1848年以前的古典写作称为“文学神话”，即资产阶级的写作方式，“资产阶级的写作于17世纪产生于直接围绕着权力追求的集团中，它借助独断论的决定而形成，并迅速地清除了由于民众自发的主观精神才得以建立的一切语法程序”②。在巴特看来，古典写作在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古典写作的语言本应是透明清晰、毫无含混的，但事实上，古典写作已彻底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写作，内部充斥着权力逻辑主导下的各种独断性、权威性、垄断性，成为一种内容与形式均已僵化的写作方式。多元化的写作被终结了，古典写作变成了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
①②
一般来说，巴特的文本意义理论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对于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绝对主义理解的人来说，巴特的文本意义理论具有思想解放意义，这是一种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根据巴特文本意义理论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意义是多元的，这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对主义的理解，这种影响是有害的。〔法〕巴尔特：《写作的零度》，载《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
2016年第1辑总第18辑
其本身也成为一种“多格扎”①行为。巴特认为，语言的功能仅仅是传达与表现，除此之外不含其他功用，但现实社会为写作打上了明确的标记。明晰性作为一种纯修辞学的性质，其本身并不适用于一切时代和所有地方，它仅仅是某种话语的理想附加物并被永恒的说服性意图所统治。“正是由于君主制时代的前资产阶级和革命时代以后的资产阶级使用着同样的写作方式，发展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神话学，一种普遍性的古典写作放弃了一切不稳定的东西以及维护一种连续状态，它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选择，也就是说，彻底消除语言的一切可能性。”②
为解救“垂危”的古典写作，巴特从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出发，提出了“零度的写作”理论。为了使“零度的写作”理论更加容易被接受，巴特将写作进行了区分，具体区分为“作者”的“及物写作”和“作家”的“不及物写作”这两种异质的写作方式。所谓“及物写作”，是指“作者”通过语言清晰地传达情感意图、具有功利性目的的写作，即“为写某种东西的写作”；“不及物写作”则是“作家”提供符号文本的写作方式，它不包括主体意识、思想情感、功利性目的，仅仅是一种审美性写作。巴特认为“不及物写作”就是“零度的写作”。巴特是这样对“零度的写作”下定义的：“零度的写作根本上是一种直陈式写作，
或者说，是非语式的写作。可以正确地说，这就是一种新闻式的写作，如果说新闻写作一般来说未发展出祈愿式或命令式的形式（即感伤的形式）的话。”③可见，“零度的写作”是一种作者不在场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语言以及语言结构形式比内容更加重要。在巴特看来，“零度的写作”应该具有以下几种特质。首先，它是与“古典写作”完全不同的“现代写作”，“它一步步地追随着资产阶级意识的解体”④；其次，它是一种中性的、不包含感情的写作，一种“直陈的”“不介入”的写作方式；最后，因为具备上述两种特质，所以它是一剂医治古典写作的良药。当资产阶级古典写作在历史和个人维度之间摇摆、遇到“语言骇浪”的拍打并时刻面临翻船危险时，“零度的写作”可以
①
②③④“多格扎”是巴特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语。根据巴特的相关论述，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定义为可以形成具有稳定性意义的“日常舆论”。在巴特看来，“多格扎”就是重复，就是固定，它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偏见的暴力。
〔法〕巴尔特：《写作的零度》。
〔法〕巴尔特：《写作的零度》。
〔法〕巴尔特：《写作的零度》。
让其进入风平浪静的港湾。
mpeg编码通过阐述“零度的写作”的理论，巴特向我们展现了崭新的作者和写作的关系。在这种“纯洁的”、超越一切世俗功利、不含有政治功能的写作中，写作的主体———作者———被语言符号系统代替。作者退场了，变得可有可无，其对于文本的权威性被消解殆尽。与之相反，语言符号系统的功能得到极大的彰显，成了文本的主宰力量。
2012年中秋晚会事实上，巴特借助“零度的写作”理论，打着解救古典写作的幌子，进行“间离”作者和写作关系的行为，这只是一种“语言的乌托邦”。它本身不符合社会现实，并且巴特自身也对这一理论缺乏自信。首先，巴特反对资产阶级写作方式，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写作的权威性和独裁性，因为资产阶级写作“带着初次政治胜利所有的习惯性犬儒主义，首先表现为一种少数派的和特权的阶级的话语”①。但从资产阶级写作在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不能推断出语言失去了开放性、多元性这一结论。在私有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写作方式总是统治阶级的写作方式，其背后根源性原因当然是巴特看不到的。同时，写作与作者的目的也不可分割。如果作者只提供文字，那么在计算机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作者完全可以被计算机所取代。此外，巴特将资产阶级写作方式和其他写作方式完全独立起来也是不科学的，他说：“此时，我们几乎不能再谈论一种诗学的可能，因为问题关系到一种语言自足体的暴力，它摧毁了一切伦理意义。在这里，口语的姿态企图改变自然，它是一种造物主；它不是一种内心的态度，而是一种强制性行为。”②自写作产生以来，其样式就是多元的，它既包括政治目的的写作方式，也包括哲学和具
体科学的写作方式，一篇阐述物理学原理的写作就不包含政治目的，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科学书籍大多都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
其次，巴特本人也已经意识到“零度的写作”理论存在与现实脱节的困境和危险。人类在交往和实践中，基于自身需要创造了语言。所有语言符号系统都是对人类生活和交往中面对的各种事物和情感的指代，客观事物和人类的情感先于语言符号而存在。作者在写作中对人物进行描述时，不是采取孤立的方式，其本身绕不开对这个人物以及这个人物所处社会环境的描述。语言并不是文学作品所独有的，任何科学甚至整个人类社会都需要语
①②〔法〕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法〕巴尔特：《写作的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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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巴特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这一事实，他说：“一位作家不可能在寻词索句时不采取一种过时的、混乱的或模仿的、无论如何是规约性的和非人的语言所具有的特殊立场。”①在《写作的零度》一文中，巴特对“零度的写作”理论的彷徨和动摇随处可见。一方面，他认为语言本身具有充分的自由，不应该
沦落为工具性的存在，应当“发展着一种将作家排除在外的活生生的语言”②；但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人不可或缺的工具，语言交流是人的重要存在方式，它无法“不及物”而单独存在，强调语言可以脱离一切并单独存在，只是“对语言至福境界的一种热切的想象”③。巴特懂得“解构本身也是一种建构”的道理，他清晰地意识到“零度的写作”理论的最终结果和命运。他说：“最初和最后从文学神话中产生的语言最终重新构成了它企图逃避的东西，并表明没有一种写作始终是革命的”④，“不幸，没有什么比一种白的写作更不真实了”⑤。
二作者与文本
v.i.c
在“间离”作者和写作的关系后，在作者和文本的关系维度方面，巴特通过宣称“作者死了”，试图剥离作者和文本的关系。巴特的这一思想是在其代表性文章《作者之死》中提出的。把握巴特“作者之死”理论时，不能将作者看成一种活生生的生命存在物，真正“死亡”的是传统意义上对文本持绝对解释权的文本创作者。巴特《作者之死》一文中的“作者是现代人物”，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和顶点”。⑥在传统文本意义理论中，当对一部作品的理解产生分歧时，都会搬出作者的理解来作为评判阐释者的理解是否正确的标准。如对康德著作的理解产生分歧时，公认的解决方法是“回到康德”，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产生分歧时，公认的解决方法是“回到马克思”。在这个相信作者的时代，人们探究文本，本质上是探究作者（包括作者的活动、爱好和情感等）。根据这种观点，“波特莱尔的作
①②③④⑤⑥〔法〕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第106页。
〔法〕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第107页。
〔法〕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第108页。
〔法〕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第101页。
〔法〕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第103页。
复合纤维赵毅衡编《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第507页。
>心动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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