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对亚欧大陆历史进程的影响研究概论（一） 作者：赛汉其其格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03期 崔莎>中华医院管理学会 摘 要：草原丝绸之路历史悠久，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其路线辐射地区正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聚散生息的核心地区。自先秦时代到蒙元时期，先后崛起的匈奴、回鹘等民族政权相继控制并参与到这条草原通道的中西交通之中。学界对这些政权与草原丝路之间的关系较为重视，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草原丝绸之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早在旧石器时期，这条沟通中西的草原通道就已经存在。三代之后，特鲜明的北方系青铜器和花边鬲，更是当时草原地带北方各族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东西方之间草原通道客观存在的例证。在这条路线横贯欧亚北方草原地带中，此起彼伏的游牧民族政权作为草原丝路交通的重要参与者而大放异彩。从20世纪开始，北方民族诸政权与草原丝路交通这一课题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并形成了丰厚的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本文主要以匈奴与西域诸国、
回鹘汗国与西辽政权、蒙古汗国为重点，概述学界对这些政权与草原丝绸之路关系的研究成果。
一、匈奴与西域诸国
到了秦汉之际，参与草原丝路交通的主要是匈奴与西域诸国。公元前2世纪匈奴强大，活动于中国北方的，在先后击败东胡、月支、楼烦等民族，统一了北方草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草原汗国，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匈奴人控制了草原丝路上的南北交通。
学界对匈奴政权在草原丝路中的作用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专著类的研究主要有：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肯定了匈奴在沟通中西交通中的重要作用;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中专列一节讨论了匈奴等早期游牧民族在中西交通史上的作用，指出匈奴在东西文化的交流传播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并关注了匈奴对西域的经营对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影響;王子今《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通过一系列的专题论述，对秦汉时期匈奴经营西域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考论，并在“匈奴对西域开发的参与”中概述了此一时期丝路商道的形势及发展情况，等等。
贝塔斯曼集团 论文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日]加藤九柞等《草原丝路的民族与历史》（《世界民族》1986年第3期）中“汉朝与匈奴”篇章中，护雅夫提出匈奴遏制了汉朝势力向北方的扩张，支配了蒙古高原以西直达中亚的广大地区;长泽和俊认为匈奴控制西域三十六国之后，不仅操纵了草原丝路，而且侵入了绿洲之路;陆思贤《草原丝路上的先行者》（《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S3期）追溯草原丝路的开拓者，从文献和考古资料出发肯定了秦汉时期匈奴人及其政权在草原丝路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林幹《关于草原丝路路线的初步探索》（《内蒙古金融研究》2003年S3期）对匈奴人从中原走向漠北及从漠北走向西域的路线、匈奴人从西域走向中亚和欧洲的路线进行了探索，认为这些路线构成匈奴诸王驻牧中心地的交通网络，也是草原丝路贸易的交通网;杨建华、邵会秋《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往》（《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1期）从宏观角度探讨了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的联系，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了延续两千多年的草原金属之路，揭示了匈奴联盟与丝绸之路的孕育过程;厉声《历史上匈奴统一与经营西域研究的思考》（《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认为历史上匈奴统一西域是中国“内部”北方游牧区域政权统一西域的开端，开创了西域与内地统一的先河，匈奴政权经营西域是中国经营西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奠定了中原统一西域的基础;王子今《
草原民族对丝绸之路交通的贡献》（《山西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直道与丝绸之路交通》（《历史教学》2016年第4期）讨论了西域诸草原民族以及匈奴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等等。
西域诸国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汉书·西域传》中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西域诸国利用地处东西方交往要道的地里优势逐渐发展，各国的经济文化得到较大发展。南北朝之后西域局势发生变化，新兴的高昌国相继击败西域诸国家，建立了一个地跨新疆大部的强国，除少数国家外西域诸国国土西迁，繁荣了中亚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安史之乱前，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以辖西域地区。
由于地缘的关系，学界对西域诸国的历史关注较早。20世纪初中西交通史研究兴盛，如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1930年）汇集了大量的中西交通方面的史料;冯承钧在翻译法国学者伯希和、沙婉等人的西域史研究著作同时也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见冯承均《西域南海史地论著汇辑》，香港中华书局，1976年）;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的《西域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以及贺昌《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巡礼》（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等，其中部分涉及了中西方交通中的西域诸国。
历史上的西域诸国与草原丝路交通关系密切，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专著类：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齐鲁出版社，1979年），讨论了两汉统一西域、对西域的管理及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向达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年）就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之间的关系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揭示了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演变;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依据汉文史料讨论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的关系，其主编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在通论西域历史风貌的同时，也涉及西域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往来。
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探讨了兴盛于4-6世纪的沟通南朝和西域间的河南道，涉及到了吐谷浑、柔然、丁零、突厥、铁勒以及中亚、西亚许多古代国家;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介绍了关于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考古发现，并从中探索古代中国与西域及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赵汝清《从亚洲腹地到欧洲——丝路西段历史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较系统地对丝路西段进行了研究;石云涛《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研
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之路交通;纪宗安《9世纪前的中亚北部与中西交通》（中华书局，2008年）围绕着东西文化互动交流的主题，讨论了9世纪以前中亚北部地区交通的状况及各民族为东西方的交流发展做出的贡献，等。
论文类：唐长儒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中指出在南北隔绝的南北朝期间，西域不仅与中原地区保持了交通而且还存在与南朝往来的通道;周伟洲的《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考察了青海路从汉代起至北宋止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作用;苏北海《汉唐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载《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指出草原丝绸之路起源很早，并在河西走廊直达西域的道路畅通之后仍然存续，并讨论了匈奴、西域诸民族在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
石云涛在《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指出草原路在曹魏、西晋政权时兴盛一时，并在北魏时以平城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至辽东（辽宁辽阳），形成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其后柔然、突厥等利用草原路实现了与西域交通、联系;秦卫红硕士学位论文《南北朝时期中西陆路贸易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2005年）立足于中西交通的角度，全面论证了南北朝时期中西陆路贸易的概况，深入探讨了南北朝时期西域诸国朝贡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等。
公元4世纪后期至6世纪中期，控制草原丝路的是柔然。学界对柔然的研究成果颇丰，有关柔然时期草原丝路研究的成果主要有：
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探讨了对柔然经略西域的起始时间，柔然与天山南北诸地方政权的关系以及柔然与北魏、高车国等政权对西域的争夺等问题;田建平在《略论柔然与北魏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中考察了柔然不同发展时期与北魏的关系，并探讨了柔然与北魏的经济联系、北魏对柔然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柔然与北魏的文化交流等问题;何俊芳《高车与柔然关系新论》（《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指出控制和占有丝绸之路是高车柔然战争的主要原因;王欣《麴氏高昌王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考察了麴氏高昌王国早期与柔然、高车国的关系;周伟洲《中国中世西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探討了柔然在西域的活动，柔然与北魏对西域的争夺，以及柔然与高车国、西魏的关系等问题，并在《敕勒与柔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深入探讨了对中国北方及中亚历史有巨大影响的敕勒和柔然两个民族的历史，并对其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荣新江《阚氏高昌王国与柔然、西域的关系》（《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材料，探讨了高昌王国与柔然及西域诸国的交往;[日]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对“以平城为中心的交通网”有较为详细的考察，并系统辨析了从平城通往漠北的几条路线;王静硕士学位论文《柔然汗国研究》（山西大学，2013年）对柔然汗国的历史有系统的梳理，其中设有专章讨论柔然与丝绸之路北道、南道诸国的关系。刘宁《北燕、柔然与草原丝绸之路——从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谈起》（《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15年）探讨了柔然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袁刚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柔然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2019年）探讨了柔然的来源、名号、政治制度及经济等问题，并设有“交换贸易”一节，集中探讨了柔然与中原、周边其他民族之间的经贸往来情况，等等。
二、回鹘（回纥）帝国与西辽政权
（一）回鹘（回纥）帝国
8世纪是草原通道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此时，这条沟通东西方经济文化发展的草原丝绸之路正由回鹘（纥）汗国所掌控。兴盛的草原丝路贸易也带动了回鹘汗国的发展和繁荣。9世纪汗国崩溃，回鹘诸部西迁，一支以甘州为中心建立政权，一支以高昌为中心建立政权。甘州回鹘、高昌回鹘地处河西、西域地区，继续与中原诸政权、西夏、辽、金保持着频繁的交流，同时也与西方的阿拉伯、印度、波斯、罗马等国进行着频繁的商业交往，成为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控制着这条连接东西方的通道。
对于回鹘历史研究成果颇丰，如李符桐（《回鹘史》，文风出版社1963年）、林幹（《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安部健夫（《西回鹘国史的研究》东京，1955年）等学者都有专著系统探讨。而对回鹘政权与草原丝路之间的关系，学界研究成果亦较为丰富。
专著类主要有：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对探讨了回鹘统治时期草原丝路的发展;杨圣敏《回纥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较详细地论述了回纥的起源、发展、形成统一民族、西迁的历史过程，深入地探讨经济及汗国与四邻的关系;杨富学《回鹘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整体研究了回鹘的发展，
六元子从回鹘的祖源到回鹘的西迁直至蒙元时期的维吾尔的发展，回鹘与周边政权间的交往和丝绸之路的发展等;朱悦梅、杨富学《甘州回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探讨了甘州回鹘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总结诸方面，辟专节讨论甘州回鹘与丝绸之路，特别考察了回鹘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杨蕤的《回鹘时代：10-13世纪陆上丝绸之路贸易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比较完整的梳理了10-13世纪经由陆上丝绸之路的朝贡贸易问题，从西北和中亚地缘状况方面探究了当时的回鹘人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强调了陆上丝绸之路与回鹘历史的演进历程;日本学者森安孝夫的《丝路、游牧民与唐帝国》（八旗文化，2018年）围绕唐朝、粟特、回鹘人的历史交往从欧亚大陆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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