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南渡北归》有感
《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 所谓“南渡北归”，即作品中的大批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中原迁往西南之地，尔后再回归中原的故事。整部作品的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既为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大师的风范感到无限敬仰，又为他们的不同选择及身后的命运感到唏嘘不已。大师已远去，但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先生之志，青云不坠；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南渡北归》第一部以梁思成为主线人物，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 莆田学院网络教育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雕。这是一个豪杰辈出的时代，这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中西文化相互碰撞，蹦出无数思想的火花。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其中作者最为着意塑造的恰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之一，前北大校长傅斯年，在经过大量考证和史料的援引下，此君也是形象最为丰满立体的一位，这可能多少也得益于傅大炮本身的性格鲜明，不难看出作者本身对他也是厚爱有加的，同时他也是第二部的主线人物。
傅斯年在《北归》中的分量，明显要大于《南渡》的比重。傅斯年的无党派身份，成为他左右逢源的一张“王牌”。但傅斯年在处理小结事情上面，还是引来闻一多、鲁迅等人的指责。傅斯年从未放弃和停留，他能够固若磐石的，站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表明了他的决心。傅斯年与其同僚们，为中国史学和中国文物保护，做出了具有时代影响力的功勋。偏振模散
李庄这个长江岸边的小镇，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保存和传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抗战时期文化大后方之一，李庄被誉为“民族精神的涵养地，传统文化的折射点”。 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童第周等一大批名流学者和同济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在李庄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钻研学问，传授知识，坚持抗战。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让他们放弃优渥的国外生活，李庄的坚守乃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1948年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离开的与留下的从此隔海相望，再无相聚。选择不同，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也是令人唏嘘扼腕。
海峡彼岸，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史语所的创始人，一生仗义敢言的“傅大炮”，被胡适称为“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开创“台大”一代新风的台大校长，历史学家，“学术大鳄”傅斯年，却带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最早“归骨于田横之岛”。而其师辈人物胡适，新文化运动的鼻祖，以“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闻名学界，一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一代宗师，在辗转美国多年后，由于其“不屈不挠不合作”的态度，在两岸政治斗争中被批判，被唾骂。
毕节学院图书馆背负着“我的朋友”甚至亲生儿子的言语箭的攻击，怀着对“自由”的无限期望，溘然长逝。与之同去的还有梅贻琦，这位将毕生心血献于清华的“终身校长”，伟大的教育家，秉承“兼容并包之态度，学术自由之使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播下了延续清华的种子并使之精神发扬光大。“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梅校长所言大学之道仍深入人心。映像派
负质量回首大陆，红政权相继开展的“反右”、“四清”运动直至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让知识分子们失去了自由之空气，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终遭迫害。作为“左倾”代表的史学家吴晗，想不到自己在风光得势后，会引火烧身，被迫害至死无葬身之地；对新政权充满希望，一心为国家科学事业奋斗的曾昭抡、曾昭燏兄妹，终因历史家世问题而死于非命；梁思成、穆旦、向达、叶企孙、钱钟书等一代名家，在小将面前受尽侮辱，被当作“牛鬼蛇神”批斗至死；就连“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在“不问政治”，“一心向学”的道路上也难以独善其身，在风声鹤唳的政治氛围中惊惧而逝。中国千年以来的知识分子从未遭受如此的屈辱，可悲，可叹。
何以“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是因学术自由的风气已然破坏，孕育大师的土壤已经荡然无存。
在一种思想统天下的时代，在物欲横流、价值观被扭曲的时代，没有一颗枝叶能够冲破牢笼而自由生长，没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挺身呐喊。在政治第一的环境下，只有“郭老先生”般的御用文人，只有昧着良心高喊“三门峡大坝”可建的“专家”，只有为“药家鑫之死罪”开脱呼吁的无良“教授”。逝去的历史真相被尘封遮蔽，曾经的沧桑辉煌被匆忙遗忘。
《南渡北归》的问世，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大师精神的向往，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时代需要大师，创新需要大师，民族的灵魂需要有大师承载。“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民族精神焕发的源泉，在高喊“创新”“发展”的今天，此精神尤其重要。我们看到，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已进步良多，许多禁书得以重新出版，许多历史史实得以客观评定，这些都昭示着人们有了更多自由表达的权利，民主的观念已愈发深入人心。然而，我们也该清醒的认识到，在通往更加自由的路上，我们还任重道远。我们能做的，就是以无愧于天地，无愧于祖宗的胸怀和果敢来深化改革，培养大师滋生的学术土壤，让社会朝着人们期望的方向健康发展，切莫使“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成为一句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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