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世的”与“属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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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22年第01期
摘要：“两个莎士比亚”即“属世的”莎士比亚和“属灵的”莎士比亚，分别代指剧作家的人文主义者定位和信徒身份;前者为人熟知，后者则暧昧未明。从马克思主义神学批判的视角，以“意志”和“信仰”为两大核心概念切入，梳理“两个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作品中的投射与交织，从而推断以马克思主义神学思想为阐释基准的剧作家的“属世精神”和“属灵实质”，可具体表述为：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在“意志”的自由与解放上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以及信徒莎士比亞在“信仰”的包容与和谐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趋同。齿轮磨损修复
好一代女 关键词：属世的;属灵的;莎士比亚;马克思主义;神学
中图分类号：I1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394（2022）01-0026-07
400多年来，作为“文艺复兴之子”的杰出代表——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1
564—1616），其戏剧作品所呈现的强烈而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已广为观众和读者熟知，学界业已贡献了卷帙浩繁的评述;而另一方面，关于莎士比亚的信徒身份，由于留存下来的关于剧作家生平的原始记述资料实在太过寥寥，学界一直未有定评。需要注意的是，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国的宗教背景毫无疑问是绝对新教式的，英国国教（theChurchofEngland）是官方确立的全民信奉的宗教信仰。亨利八世时期，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Thom-asCrammer，1489—1556）主持编撰的《公祷书》（TheBoksofCommonPrayer）沿用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使用并渗透“在英格兰、威尔士，当然也包括斯特拉福德镇的每一个教区的日常精神生活之中”[1]2;英国国教的定义性文献《三十九条信纲》（The39Articles）亦是“彻底新教派的，甚至可以说是加尔文主义的”[1]2;同时，在国内每一个讲坛宣讲的《布道书》（TheBoksofHomilies），“从原版到混编版，都是绝对的新教派的”[1]2。因此，在国教强势地“一统天下”的英国，所谓“天主教的余烬”只能在国家的较小范围内闪烁着“鬼祟”而隐秘的微光：“非法偷渡入境的天主教神学院的学生，东躲西藏的天主教耶稣教派修士，英国西北部地区的一些谷仓和大宅里秘密进行的天主教弥撒”等[1]2。尽管信奉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已公开被罗马教廷的庇护五世（PopeSt.PiusV，1504—1572）宣布为异教徒，庇护五世甚至颁发谕旨，明令任何追随女王的天主教徒都将被逐出教会，之后的格列 高利十三世（PopeGregoryXIII，1502—1585）更是直接将女王逐出教会并罢黜了她的英国教会领袖的任职，但是，肇始自亨利八世时的宗教改革此时在英国业已尘埃落定，作为国家政治领袖的女王就是实至名归的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其象征意义、权力和地位都毋庸置疑且不可撼动。政事和教会事务皆高度集中于女王一身：“伊丽莎白女王只是在某些她选择的议题上才会征询议会的意见和立法，至于英国教会事务，她更是认为与议会毫无关系。”[2]130莎士比亚正是在这样的信仰背景之下出生、成长直至去世的，无论他跟绝大多数国民一样，是遵奉国教的国教徒，还是所谓“隐匿的天主教徒”，他的精神世界（spir-ituality）已被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新教的深深的烙印，也就是说，“两个莎士比亚”（“属世的”和“属灵的”）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是相生相伴的。我们在对剧作家的双重身份进行考察和判断时，必须首先明确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创作语境。
悲兮魔兽 一、马克思主义神学：“属世精神”与“属灵实质”
在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对“宗教与文学”，特别是“基督教与文学”的系统研究缘起于20世纪初。艾略特（T.S.Eliot，1888—1965）、弗莱（NorthropFrye，1912—1991）、莱肯（LelandRyken）、杰弗里（DavidLyleJeffrey）等文论家相继发表了阐释基督教与西方文 热管技术学及文化之内外关联的系列专著，从基督教视阈解析经典和现代文学文本，贡献了“基督教与文学”（《圣经》与文学）领域内一批颇具开创性和启示性的丰硕成果。而早在文学领域内掀起“基督教与文学”的研究热潮之前，自19世纪始，西方近现代学者在“宗教与哲学”、宗教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先期做好了理论上的铺垫。
1841年，卡尔·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就开始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进一步探求宗教的真相。马克思拟写作一篇题为《论基督教的艺术》的论文，后更名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专门为此阅读并摘录了诸多宗教史和艺术史的权威著作，然而，在风云激荡的政治斗争中，虽然马克思始终不忘这篇论文的写作和修改，无奈分身无暇，没有精力再做仔细加工。这篇《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未能在他生前发表，遗稿也尚未发现[3]。然而，依据马克思就准备论文所做的摘录与笔记，我们也可对他的宗教与艺术观推知一二。首先，“（古代艺术中的）神话部分属于艺术范畴，部分属于宗教范畴;无神论者对它们应当分析批判地接受，……剥开宗教的外壳，看到合理的内核，……”[3]。其次，马克思认为“它（宗教）同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一同发展，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特别是同文学、艺术的关系尤为密切”[3]。作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和秉持历史唯物论的大思想家，马克思的文艺鉴
赏能力往往体现在“对优秀的宗教文艺能透过迷雾看出它们的美和魅力”[3]。第三，马克思熟读《圣经》，常常在著作中引用《圣经》故事、人物和名句。“他认为旧约全书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在近代仍有动人的魅力”[3]。对于经典和近代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从但丁的《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到19世纪法国作家夏多勃里昂和欧仁·苏的小说，马克思都能从他的文学审美和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辩证地分析，在尽情领略经典宗教文学赋予人的精神力量和艺术享受的同时，又清醒地批判某些近代作家那些披着文学外衣的宗教说教。
在吸收了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的辩证法、修正了费尔巴哈（LudwigAndreasFeuerbach，1804—1872）的唯物观的基础上，马克思创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唯物辩证法，以此作为认识与鉴赏文学作品的基准，得出了异于前人甚至同时代人且对后世深具启发的观点和结论。例如，在无神论者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是“一个神学家”（atheologian）[4]vii，两人在哲学和神学立场相悖，自然会对宗教、宗教与文学的观念上存在分歧;马克思研讨文学作品的本质的论述尤为重要，源于通过这些论述，马克思从中探求到了人类自我革新之路[4]vii。在《基督教的社会原则》一文中，马克思以他犀利的笔触讥嘲基督教信仰的实质：“基督教信仰的初始和终结是什么？原罪和救赎的教义。如此一来，人类的孤独被最大限度地联系起来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多么
幸福的一人！红衣主教的问题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4]184在所谓“原罪和救赎”的教义束缚之下，“无产（无地）”阶层的人民要接受来自政府和教会的双重盘剥，“虚假的收入盈余、原罪和救赎（的说教）满足了人民的饥渴……”，而同时，他们的付出却供养了那“堕落”的三分之一（的僧侣）的奢华生活[4]185。莎士比亚的英国历史剧系列的最后一部《亨利八世》里的红衣主教伍尔习，正是马克思所谓“堕落的三分之一（的僧侣）”的典型代表，他以教皇信使的身份在亨利八世的王庭担任首相，为谋求在罗马的高位，在英国大肆搜刮和聚敛财富，欺上瞒下、贪赃枉法，他的教袍下包藏着世人难以想象的私欲和野心、卑劣和骄纵，与他的主教身份形成极具讽刺性的巨大反差。
在现代西方学者看来，在宗教研究中注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自有其客观必要性。特雷弗·林概括了其中最为关键的两条理由：首先，“马克思著作中频繁运用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宗教学研究需要的主要学科知识与方法”[5]vii。其次，“马克思主义……已被（20世纪的）众多学者奉为圭臬，而这些学者中不乏（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和社会学家”[5]vii。在文学研究中关注马克思的文学批评也至为必要，因为这“有助于理解一个曾塑造了我们的世界的人（指马克思）和（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文学鉴赏的历史，同时，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起源，以及（以马克思为代表的）
私有云系统可实现功能非专业文学评论家的伟人们如何‘运用’文学的方式”[6]8。除了熟读并热爱经典的古希腊罗马作家（如荷马、索福克勒斯、柏拉图、奥维德、西塞罗、塔西佗等）之外，马克思和他的挚友恩格斯一样，也都是莎士比亚的拥趸和知音。据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的回忆：“只要跟我们讲起……他所读到过的莎士比亚和荷马，他从来都不知疲倦。他能够从头至尾地背诵荷马史诗和大部分英文原版和德译本莎士比亚戏剧。”[6]21
从当代基督教内部的思想解放运动情势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具有诸多共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基督教观念有着彼此贯通的特征。二者都追求实现一种人类幸福的完美境界，马克思将那种境界称为共产主义或自由王国，基督教则将之称为‘上帝之国’或‘天国’”[7]。墨西哥解放神学家米兰达（J.P.Miranda）更是将出生于犹太家庭、自幼熟读圣经的马克思视作以列先知式思想家，认为“其弥赛亚观念及其追求社会正义的激情在很大程度上乃是植根于圣经”[7]。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特里·伊格尔顿 （TerryEagleton，1943—）坚信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当下、诠释历史的行之有效且具有深远影响的方法，不仅适用于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解与解剖，更能广泛地在道德和文化批判领域内借鉴，伊格尔顿更表示：“……我不会讨论作为道德和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点很少被人用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依据”[8]3。足见马
克思主义文艺批判在不同意识形态之下，于不同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中的普适性和启示性。
如马克思所说：“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实践的、理论的、艺术的和宗教的。……（这四种方式）似乎有一种特定的和谐感，如同桌子的四条腿，支撑着人类的生活，稳定、完整、统一——交织在同一副人类的历史肉体与精神血脉中。”[9]1在“神学和文学”领域内的持续深入探究，对于在全球化语境下加速东西方文化交流、增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融合不同意识形态之中的普适性价值观、丰富我们这个国家与时代的精神文明，确实是大有裨益的。马克思主义神学在深刻关注艺术作品中的宗教主题的同时，也秉持“人类的通性正在于每个人都与别人不同”[8]85，这种对人性的唯物主义认识和马克思主义“人性相通”理念是对立统一的：“如果我们的人性没有相通之处，那么社会主义所设想的全球合作将无从谈起。”[8]87“两个莎士比亚”即是这种矛盾又和谐的认知世界的理论的文学实证，既然“每一种文化都存在悲伤和欢乐、劳动和性欲、友谊与敌对、压迫与不义、疾病与死亡、血緣与艺术”[8]87，今天的我们就能以科学客观的态度，试图与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宗教改革时期的莎士比亚共情，推断这位人文主义者兼信徒的属世精神和属灵实质。
二、意志与信仰：多解多义的Will
从“意志”（Will）的角度切入来考察莎士比亚的宗教观，将“意志”一词和莎士比亚戏剧解读关联起来，可由语义学和基督教神学两个层面进行溯源，并关注其思想流变。首先，“意志”（Will）一词和莎士比亚其人渊源已久。卡斯坦在探讨莎士比亚和早期现代宗教的讲座文集《愿意相信的意志》一书中谈到：“事实上，1609年在（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135首付印发表时，‘意志’（‘意愿’）一词之于莎士比亚的双关含义大概就被诗人自己用之殆尽了。”[10]1在这首《假如女人有满足，你就得如“愿”》（Whoeverhathherwish，thouhastthy“Wil”）[11]295的十四行诗里，几乎每一行都出现了“愿”（will）一词，诗尾偶句“别让无情的‘不’把求爱者窒息;/让众愿同一愿，而我就在这愿里。”和十四行诗第136首的偶句以同样的措辞和寓意点题：“把我名字当你的爱，始终如一，/就是爱我，因为‘心愿’是我的名字。”[11]296汉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般将Will一词译作“愿望”“意愿”“心愿”，然则它在这两首诗中一语双关，也指“性关系”“性欲”（sexualrelations，lust）[12]609，是诗人对情人毫不掩饰的示爱和挑逗;同时，它还是莎士比亚（William）本人名字的缩称（Will）。诗人纵情运笔，游走于庄重和谐谑之中，双关语运用自如娴熟，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坛一种流行的文字游戏。为此，著名莎学家斯坦利·威尔斯（StanleyWells）曾言：“他（莎士比亚）总是利用‘意志’这个词的多重意义，拐弯抹角、不顾一切地制造双关。”[10]1而卡
斯坦为自己的《愿意相信的意志》一书所起的原名本为《意志与恩典》，从书名上来看，“意志”一词的基督教寓意已经呼之欲出;后改名为《愿意相信的意志》，一语“三关”：莎士比亚其人（Will）、莎士比亚可能笃信的宗教信仰（religiouswill）以及莎士比亚遗嘱（legalwill）（因其间可能透露剧作家的信仰倾向）。卡斯坦旨在通过“意志”这一神学的核心概念的切入，透视莎士比亚的个人解读：“意志”有多自由？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校验？同时呈现一个在文本中和舞台上为读者和观众认识和熟悉的莎士比亚（威尔）：我们热爱的威尔（our“willtobelieve”）[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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