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重的“中国式”教堂 ——巴格斯韦德教堂里的中国隐喻解析 文/宣建华 朱单靖
【摘 要】ABSTRACT
【年(卷),期】2016(000)008
拉萨尔【总页数】3
【关键词】荆轲刺秦王背景KEY WORDS
1.概述
约恩·伍重（Jorn Oberg Utzon）（1918-2008）无疑是20世纪丹麦最著名的建筑师之一，因其伟大的悉尼歌剧院设计享誉全球，并因此于2003年被授予建筑学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评选委员会称，伍重非凡的创造力“涵盖了人类历史许多文化的精髓,玛雅文化、 中日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他自己所属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等多种文明的痕迹都为他提供了创作灵感。”弗兰姆普敦称其为“跨文化形式与建构的意喻”。①这其中，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影响尤为突出。②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丹麦建造了许多服务城市居民的教堂，伍重在哥本哈根市郊巴格斯韦德设计的一座白素雅教堂（Bagsvaerd Church, 1968-1976），作为伍重完全掌控之下建成的最后一个公共建筑作品，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丹麦教堂建筑的代表，也是伍重对中国传统建筑跨文化转译的经典之作（如图1）。
2.整体布局
建筑位于巴格斯韦德一块狭长基地上，基地北侧是车流量较大的城市主干道，这一地形环境决定了教堂的基本平立面布局设计：一个22m×80m的矩形平面和一个封闭内向的北立面，用以“回避”嘈杂的街道，但通过其宜人的尺度，和基地环境良好的关联，以及所塑造的一种内敛的宗教场所气氛，不仅不排斥外人，反让人想要接近其中。
矩形平面满足了教堂在传教、聚会、办公、庭院等众多功能，教堂的主入口由一个小礼拜
堂围合成一个入口庭院。教堂主厅近乎方形，以满足教徒半圆形围绕圣坛聚坐的要求，并具有很好的音响效果。主厅的东侧是一些集体用房，由廊道联系并形成几个不同大小的内院。教堂的南向立面相对敞开，并有次要入口联系内外（如图2）。
钠
弗罗莫诺（Francoise Fromonot）在《约恩·伍重：悉尼歌剧院》一书中将巴格斯韦德教堂的平面看作是伍重对中国著名佛寺成都文殊院的直接借鉴，后者的插图出现在丹麦著名传教士建筑师艾术华（Johannes Prip-Moller）的《中原佛寺图考》（Chinese Buddhist Monasteries）中，伍重在设计巴格斯韦德教堂的过程中对该书的圈注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从平面配置的对比不难看出，矩形平面，中轴对称，主体空间的递进关系以及纵向多重院落的组织都非常类似（如图2）。如果我们从教堂位于东南端的工作人员入口开始进入建筑，先经过由廊道所围绕的三个庭院与建筑组成的单元体，由侧廊进入教堂圣殿，最后从圣殿的西南侧门走出，抵达最西端的院落（主入口庭院）和小礼拜堂，这一系列的建筑组织序列则更加印证了伍重对中国的学习。在文殊院平面中，建筑以院为基本单元在纵向连接，经过山门、次殿等较低等级建筑才抵达主殿，再到序列尽端，这种组织方式和层级关系在西方传统的教堂中几乎看不到，但却是中国传统寺院建筑所经常使用的。
伍重曾将巴格斯韦德教堂的建筑比之为修道院（Monastery），而修道院里教堂的主入口朝西且直接对外的做法正是伍重在巴格斯韦德教堂中使用的，这种建筑功能上的差异也是伍重并没有在主流线上严格遵循中国传统寺院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巴格斯韦德教堂里大量采用廊作为主要交通空间，包围在建筑和院组成的单元四周，这和传统修道院里包围在庭院四周的回廊形式也大不相同，但是这种廊、院、建筑的相互关系，相对于可穿越式庭院的中国传统寺庙而言，更接近于以廊作为核心交通作用的日本寺庙。③可见，伍重是在中国传统寺院平面布局的基础之上，叠合包括日本寺庙、西方修道院在内的多重影响对现代教堂进行了重构，既完美满足了基地环境和使用功能的需求，又实现了现代教堂的创新。
3.立面造型
巴格斯韦德教堂纵向阶梯形的外立面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南方传统民居，弗兰姆普顿也认为“其原型应该是中国江南民居的阶梯形封火墙”。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从此前伍重一系列设计作品来看，这种阶梯形山墙以及强调夹层空间的做法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伍重设计的又一典型手法，且随着时间推移，在不同尺度功能的建筑中，伍重往往有着更为深层的思考。
事实上，“墙”在伍重作品中虽然相较“台基和屋顶”或是“预制构件”容易被人忽视，但从伍重早期的设计初始便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元素。伍重在其最早的宣言“当代建筑趋势”（Trends in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中就对中国的古城墙进行了赞美——“中国建筑的墙所蕴含的力量，即便是在功能上控制它的那些精雕细琢的塔楼，都会被它的气势吞没而融为一体”。④1947年伍重在摩洛哥参与了一座重力传输造纸厂和一个台阶式集合住宅方案，受当地传统民居建筑启发，这种强烈的阶梯式山墙的处理就已经开始出现（如图3），此后，这种手法被伍重在其设计中尤其是住宅设计中时常运用，并受到包括中国民居在内的影响不断强化和发展。
1954年的比勒住宅（Villa Bille, 1954），位于丹麦西兰岛上一栋小巧的别墅兼艺术工作室，相比于伍重50年代同期较为革命意义的赫勒贝克自宅及米德堡住宅，比勒住宅或许并不被人所重视，但是在该住宅中，通过两片平行的阶梯形山墙包夹建筑主体的做法，却可以作为伍重后续许多建筑的原型之一（如图4）。同年进行的埃林奈贝格住宅楼中，虽然是高层建筑，但分层退台的手法也自然形成了类似的阶梯形山墙。金戈住区和弗雷登斯堡住区里住宅单元的重复使得这一手法更为明显，只不过在矩形四面围合的院落住宅中稍有差异，伍重通过对庭院围墙上切除一块矩形面的做法，既保持了阶梯形山墙这一形式在围合
xm25>老山击剑俱乐部墙上的连续性，又使得庭院外部空间自由地流入私有的区域（如图4）。即使是在住宅项目中，伍重都试图建立一种公的和私的部分之间的视觉关系（公共建筑中，伍重往往通过台基面建立这种关系）。
通过比勒住宅，我们就不难理解伍重在梅里银行（Melli Bank, 1959-1962）中的设计手法了，在这一更大尺度上的尝试上，就连山墙面上凹口的细部做法都保持着一致，屋顶的隐喻性也更为强烈。尤为重要的是，伍重此时似乎察觉到了两层墙体夹层之间更为丰富的空间潜力。从梅里银行的平面图中可以看到，伍重事实上设计了三片平行的墙体，在较靠近的两片之间布置辅助性空间，服务空间和被服务空间的关系如同其建构逻辑一般清晰（如图5）。因此在苏黎世剧院中，双层墙体的做法已经较为成熟，也成为该设计除开台基与屋顶的另一大特点，由此产生的许多厚度不一的夹层空间（被服务空间）与服务性空间相结合，容纳了一系列辅助性设施，如通风管道、空调机房、酒吧、厨房、控制室、洗手间、备餐间等等。到了1965年沃尔夫斯堡剧场设计，巴格斯韦德教堂立面造型的雏形已然十分明显，主要布置交通等辅助功能的双层墙体在立面造型上不再是单片墙，而是形成阶梯形的山墙体量（如图5）。由于该项目并未实施，对这一体量内的空间推敲在该项目中也就没有更多的继续，直到巴格斯韦德教堂的设计落成，伍重才真正有机会赋予这一相对次要的“
辅助空间”更为丰富的含义。产品附加值
在巴格斯韦德教堂里，双层墙体间的夹层空间不仅承担平面上十分重要的交通廊道功能对整个建筑、院落进行串联，也承载着通过一个充满光的明亮通道渲染整个建筑氛围的重要作用。教堂的外立面和伍重的许多设计一样，没有开窗，看上去较为封闭的特征实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行走体验。伍重在立面封闭的廊的顶部全部覆以威卢克斯天窗，走廊灰白的墙面和地面通过对光线的反射使得即使在阴天，廊内也比室外更加明亮，这种微妙的光感，在以深为主的室外植物景观及建筑环境中所看不到的（如图6）。伍重这样说道：“光线从白墙之间轻洒下来，就如同你在冬日里登上雪山山顶，感受阳光的微微反射一般，使得在这被拉长的走廊空间里充满着愉悦的漫步体验。”廊道的光线处理在巴格斯韦德教堂里尤为重要，一方面为了适应北欧丹麦的天气，使得夏季的光更加柔和，冬季常见的阴霾中能够捕捉到更多的天光，另一方面也衬托教堂圣殿相对幽暗的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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