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
【摘 要】企业网络营销策略常艳近况朝鲜王妃翟衣为王妃朝、祭之服,与我国明代翟衣所用礼仪场合大体相同.朝鲜王妃翟衣经由明代赐予、国俗化自造、进一步完善、大韩帝国时期比照明代袆衣制翟衣四个阶段发展形成.其翟衣体系国俗化的确立是以礼服体系为中心,将明代常服(燕居服)体系再架构的过程.大韩帝国翟衣制度虽以明代礼制为母本,但先代国俗化亦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朝鲜历史,朝鲜王妃翟衣体系的沿革实质上是由明式常服到礼服化常服再到礼服的发展脉络.
【期刊名称】《艺术设计研究》
【年(卷),期】2017(000)003
【总页数】8页(P27-34)
【关键词】四个计划明代;李氏朝鲜;女礼服;翟衣;大衫
【作 者】刘晨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J18;J523.5
Abstract:Jeogui is the jobok & jebok of Joseon Dynasty princess. Jeogui is used as the same way in the Ming Dynasty . Joseon Dynasty princess's jeogui through the Ming Dynasty sayeo ,gugsog make by Joseon and further improve,The Korean Empir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jeogui stem in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Joseon Dynasty princess's jeogui system is in secular yebok system as the center to reconstruct sangbok(yeongeo) process system . The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has female parent, but also gugsog system has produced important influenc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Joseon Dynasty, the evolution of the jeogui system of the Joseon Dynasty princess was from the sangbok to yebokje sangbok and yebok.
Key words:Ming Dynasty ; Joseon Dynasty ;Woman's Ceremonial Robe; Jeogui, Daesam
朝鲜半岛礼服制度深受中原影响，朝鲜王室及大韩帝国皇室女性的最高礼服称为“翟衣”，即沿用中国传统后妃礼服之名，但其形制并不始终与中国制度完全相等；五百余年来，在明制基础上不断有着改造变化，实际上综合了明式“大衫”与“翟衣”两种制度。
高丽末，明孝慈高皇后赐予高丽恭慜王妃深青九等翟衣，为朝鲜半岛翟衣制度的肇始；李氏朝鲜立国后，明代对其赐服并未中断，此时李朝翟衣制度则为常服（燕居服）制红大衫、霞帔组合。朝鲜后期，由于明亡赐服中断，翟衣制度则变为与冕服制度对应的国俗化大衫形翟衣制度；高宗改元后，大韩帝国翟衣制度以 《大明会典》翟衣制度 （永乐3年制）为母本创立，但国俗化大衫形翟衣制度对其影响依然深远。
风流组织部长明代对朝鲜半岛的赐服始于1370年（恭愍王19年），《高丽史》对此次赐予王妃冠服如是记载：“太祖高皇帝孝慈皇后赐冠服；冠饰以七翚二凤，花钗九树，小花如大花之数，两博鬓，九钿；翟衣青质，绣翟九等；素纱中单，黼领罗縠为缘以红；蔽膝如裳，以緅为领缘，绣翟二等；大带随衣，革带，金钩，珮绶，青襪，青舄。”是已知唯一一次真正颁赐“翟衣”礼服。 李氏朝鲜开国，屡请冠服而不得锡赐，直至1402年建文帝“惟《春秋》之义，远人能自近于
中国则中国之”特赐朝鲜国王九章之服，以示亲爱。而朝鲜本郡王爵 “宜赐以五章或七章服”①。若以当时建文帝境遇而言，则借赐服笼络人心以示正统的政治意图更加浓厚。同时此次赐服也成为日后对朝鲜国王赐服定例的滥觞。
对朝鲜王妃的赐服则始于永乐元年（1403年）②，有明一代对朝鲜王妃赐服凡十数次，《朝鲜王朝实录》中对其做了详尽记载（表1）。同时，李朝历代所著《仪轨》《誊录》也部分收入了赐服内容。如1608年《迎接都监军誊录》便记录了一次未被《实录》记载的赐服③，且与《实录》记载所赐品类基本相当。
此时所赐王妃冠服由翟衣组合改为了大衫组合，这与明初对命妇礼服的改制有关。明初女礼服制度经数次调整，除皇后及太子妃保留翟衣礼服制度，其他命妇则以大衫（常服）制为礼服④。明代对朝鲜王妃的赐服，恰在改制之后，故而朝鲜王妃服制也是以大衫（常服）为中心的冠服制度，有别于洪武初年命妇皆以翟衣为礼服的制度。
同时，朝鲜王妃所获赐冠服与明制也稍有出入，部分配件被代替或缺失。朝鲜宣祖代时认为其中 “多有未备之物,而赍来使臣, 未及察觉也”⑤。若依《明会典》所载亲王妃、郡王妃服制来看，赐予冠服确有不备。但朝鲜引用亲王妃服制条目则于礼不合，前文所述锡赐九
章服已属特赐，景泰元年（1450年）推恩朝鲜世子服制由郡王长子升至亲王世子，颁赐世子冕服。但推恩未及王妃，所以朝鲜王妃所比照的应当为明代郡王妃冠服制度。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明制郡王妃冠服包括翟冠、大衫、霞帔、褙子、鞠衣等组件，然终明一代朝鲜不曾颁得郡王妃鞠衣，盖以红绿团衫（圆领）代之，此可视为明代对朝鲜赐服的外藩定例（表2）。特别说明的是，朝鲜国王为郡王爵的史实并未改变。朝鲜认为若以冕服而言，则必与翟衣相应，“多有未备之物”则是由于国王、王妃两者所赐服制的不对等。朝鲜援引世宗《五礼》所载翟衣云云，认为应备大带、佩玉等物也是出于服制对等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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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洪武初年对高丽颁赐礼服为翟衣，尽管此后制度变动，朝鲜依然继续沿用“翟衣”一词指代王妃冠服，实质则是将明代业已完备的礼、常服服制体系再架构，这一认知也直接对日后朝鲜王妃服制的国俗化产生深远影响。
朝鲜前期王妃赐予冠服并无传世，幸而我国南昌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大衫（图1）一袭为复原朝鲜王妃冠服体系提供了可能。吴氏大衫对襟直领；前短后长，背后有三角形衣缀一片（即“兜子”），用于收纳霞帔尾端；衣领两侧各缀纽襻一，用以固定霞帔。吴氏墓所出霞帔分作两根，两根前端缝合成尖形，用于佩挂霞帔坠⑦。
吴氏墓还出土鞠衣一袭，等级高于赐予朝鲜王妃冠服服制，而现存的《岐阳世家》八世、十世，十一世临淮候夫人画像（图2）中所绘身着大衫、内套团衫（圆领）手持牙笏之形象与赐予朝鲜王妃冠服大体相当（图3）。
1610年，光海君册柳氏为中殿王妃，但此时明代并未赐服，朝鲜“考诸《壬寅誊录》各扑应入物件”并参照1603年万历朝赐予仁穆王后金氏衣冠详订王妃翟衣（表3），为已知李朝首次对王妃冠服进行国俗化改造的记载。
此次国俗自造仍保留原有赐服中的大衫、褙子、团衫等品，但“依壬寅年例，首饰代用矣”，以髢发之饰代翟冠行礼。同时补入了一些明制礼服中应有的配件，“佩玉、玉带、舃、襪等并造入事”；并以玉圭代替原来的牙笏，实质是将常服进行礼服化升格改造，这也恰是出于服制对等的考量。
此外一个重大变动则是衣身上翟纹绣片的出现。《仪轨》中褙子“小圆纹画金凤三十六次”、“一圈金丝一尺式”是沿革自所赐“圈金翟鸡褙子”。1627年《昭显世子嘉礼都监仪轨》则将褙子一品裁去，将所谓小圆纹外化，移至翟衣衣身，故而出现翟衣“如贯子绣三十六片”的记载（表 4）。
1638年，李朝仁祖与继妃庄烈后嘉礼时，记载翟衣形制以“钦赐诰命轴及冕服制度, 依样织造”⑧。比照冕服制度织造，即谋求国王王妃服制对等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前文所述朝鲜对明代礼、常服服制再架构的又一体现。由于洪武后期改制，翟衣已从王妃礼服体系中裁去，以大衫代之，而大衫仍属常 （燕居）服。以《实录》中相关记载来看，朝鲜此时对王妃服制体系不甚了解，将明制命妇礼服与常服属性合为一谈，这也很好地解释了“钦赐诰命轴及冕服制度，依样织造”的原因所在。
此次国俗化自造王妃翟衣，延续1627年翟衣衣身“如贯子绣三十六次”，并以图例形式阐述了所谓小圆纹的构成及排布。翟衣依然保留了大衫前短后长的特性，同时将原有团衫改为国俗化单衫。而《明会典》中霞帔青质的制度，朝鲜则以冒（黑）缎代之，但《仁祖庄烈后嘉礼都监仪轨》（表5）（图4）中并未载入王妃蔽膝条目。同时，“大带二”的形制似将明代礼服大带与常服大带一并采用所导致。
明朝末期，对朝鲜的赐服活动实质上已经终断，先代虽有翟衣（大衫）自造的情况，但大体皆以与冕服对等的礼服体系将所赐大衫不备之物补充完备。由是，朝鲜王妃翟衣体系的国俗化进程实质上在赐服阶段便已开始。较之1610、1627年的翟衣国俗化，1638年的国
俗化则基本实现了朝鲜翟衣体系理论的完善，而此次国俗化的定例对朝鲜后期翟衣的进一步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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