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hangchun Finance
College
比较优势研究
焦晓松
（大理大学经济研究所，云南大理671003）
［摘要］金融中介服务贸易竞争力反映一国的金融国际影响力。亚洲开发银行（ADB ）编制的2019版多 区域投入产出数据（MRIO ）包括了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数据，适于分析亚洲国家的生产贸易网络。随着数据和测度方法的完善，为对中国中介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测度，分别从传统统计口径和增加值统计 口径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TRCA 与NRCA ），对近年来中国金融中介服务贸易的显示性比较优势进行测度，对标欧美国家金融中介服务竞争力十分必要。其测度结果也为中国金融中介服务国际竞争力的长效发展和行业监管等方面的进一步提升提供了支撑依据。
［关键词］金融中介；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6；F832.6［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21－02－15［文章编号］1671-6671（2021）02-0012-06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ZD201703）、中国服务贸易协会2021年度课题（FW-
MYKT-202110）
［作者简介］焦晓松（1977－），男，河北石家庄人，大理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贸易。
一、研究背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金融越来越广泛影响一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助力改革开放到深度参与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在逐步形成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展的新格局中，金融服务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均起到重要作用。202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明确写入《征求意见稿》，引导金融体系回归于服务实体经济建设发展。资本市场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中介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一国金融国际影响力。因此，在全球视角下横向与纵向比较金融中介机构行业竞争力，明确我国金融中介服务的发展地位，有利于对该行业的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评述
金融中介机构是金融市场活动的组织承担者，是促使融资实现的行为主体，主要由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构成。学者针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发展进行了较多的研究。Spathis C.，Kos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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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机夜课图记
Journal of Changchun Finance College dou K.，Doumpos M.（2002）为考察希腊小银行和大银行之间的盈利能力、效率差异，以及与银行规模相关的盈利和运营因素，采用多准则方法以确定这两类银行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因素。［1］Biekpe N.（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加纳银行体系存在非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这种结构特征构成了间接进入壁垒，从而保护了加纳银行体系的巨额利润。［2］Simpasa A.M.（2011）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他采用Panzar-Rosse 方法计算竞争力指数，在考虑风险、效率、监管和宏观经济等因素下对坦桑尼亚银行竞争力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该国银行在寡头垄断行为条件下获得利润。［3］Osuagwu E.S.，Isola W.A.，Nwaogwugwu I.C.（2018）选取2005—2014年的数据，采用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DEA ）和参数随机前沿方法（SFA ），对覆盖尼日利亚80%以上银行总资产的12家银行样本，在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SFA 下的平均技术效率和DEA 下的全要素生产率会随着银行产出向非利息或收费收入的转移而下降。［4］ 锦屏泥石流
在中国，李广众，陈平（2002）最早对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选取我国1952—1999年的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建立三变量V AR 模型，研究说明：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规模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而与金融中介效率之间则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促进投资规模的增长；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国有、非国有工业的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5］何枫（2003）运用随机前沿方法实证分析了金融中介发展对我国技术效率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发展对我国技术效率的影响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性。在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积极作用发生了逆向变化。［6］张仁寿（2006）运用协整关系检验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法等研究方法，选取金融中介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对中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阶段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金融中介的配置效率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显著。［7］徐华（2007）运用DEA 模型评估了样本数据中的产险公司在2004年度的超效率评分，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产险公司经营中存在着资本金与业务不匹配、费用投入偏高、偿付能力不足及投资收益率不高等问题。［8］陈敏，李建民（2012）基于1998—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距离函数模型，分析了金融中介对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贷规模与科技创新效率负相关，金融中介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强度、支持效率与科技创新效率正相关。［9］魏明海，赖婧，张皓（2017）选取2002—2013年沪深两市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和公司债数据，考察了隐性担保对债券市场盈余信息效率的影响，以及金融中介对隐性担保削弱盈余信息效率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隐性担保可能让投资者忽视盈余等基本面信息，损害债券市场信息效率，但金融中介确实对隐性担保的负面作用存在治理效应。［10］
现有国内外文献从不同角度对金融中介部门的效率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鲜有文献从比较优势视角对一国的金融中介的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投入产出方法分析的不断深入和各机构编制的贸易增加值数据的不断完善为研究金融中介部门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方法上，本文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方法，对中国金融中介部门的竞争力进行了测算；在数据上，本文使用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贸易增加值数据库，从增加值统计视角与传统口径下所计算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差异进行对比，以期更准确地反映金融中介机构的竞争力。
三、研究方法
RCA 指数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应用于识别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某一类商品（或服务）的出口部门的优势（或劣势）的大小。Liesner （1958）首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巴拉萨（1965）随后将其付诸实践。［11］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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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意义上的RCA 指数是用某产品一国的出口额占本国出口总额的份额与该产品世界的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份额之比来衡量的，即：
RCA ij =X ij
X i
X wj X w
（1）
其中，X ij 表示国家i 的j 产品出口，X i 表示国家i 的产品总出口，X wj 表示世界的j 产品出口，X w 表示世界总出口。当指数值超过1时，显示出比较优势，表明该国的产品j 在其出口总额中的份额超过了世界的产品j 在世界总出口中的份额。RCA 低于1表示该产品具有相对劣势。随着以“生产碎片化”为重要特征的国际化生产日渐盛行，传统的RCA 计算方法也需要改进：第一，传统的RCA 指数未考虑一
国某部门的增加值可以隐含在其他部门的出口而实现间接出口这一事实；第二，也并未将一国部门的总出口中可能包含有国外增加值的事实考虑进来。要准确测度一国某部门的RCA 指数，不仅要将本国其他部门出口中的该部门增加值（间接出口）包括进来，还要将总出口中来源于外国的增加值和重复计算排除出去。
得益于学者不断的探索和努力，以及基于投入产出方法的增加值统计方法和数据的不断完善，一国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外国成分也能从总出口中进行核算，因而以国内增加值为统计基准对传统RCA 指数计算方法进行修正，更能真实反映一国出口产品或部门比较优势的大小。
为将传统口径与增加值贸易统计口径下的RCA 指数进行区别，分别将传统统计口径与增加值统计口径下的RCA 指数命名为TRCA 与NRCA ，后者统计口径下的计算公式为：
NRCA =(VAX _F r
波伏娃
s )/∑i鲁米诺
n
(VAX _F r s )∑r G (VAX _F r s )/∑r G ∑i n (VAX _F r
s )（2）
即基于产业部门前向关联计算的本国总出口中，隐含的该部门增加值占该国出口中总国内增加值的比例，相对于所有国家出口中的该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占全球总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比例的比较值。VAX _F r
s 表示在多国模型中，基于产业部门前向关联计算得到的s 国＿r 国的增加值出口，其中，
林树森简历VAX _F r s =V s B ss Y sr +V s B sr Y rr +∑i ≠s 、r G
V s B sr Y tr （3）
V s 是以S 国增加值系数V s 为对角元的对角阵；B sr 为N *N 的里昂剃夫逆矩阵（完全需求系数矩阵），表示国家r 各行业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对国家s 各行业总产出的完全需求量；矩阵Y sr 为N *1矩阵，表示国家s 产品被r 国用作最终使用品的部分。
本文采用的是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所编制的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Tables ，ICIO ）。ADB-ICIO 是亚洲开发银行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的，包括了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数据，适于分析亚洲国家的生产贸易网络。在2019版中，有2000年、2007—2017年度63个国家（或地区）的包括金融中介部门在内的35个行业的数据资料。本文选取2007—2017年的ADB-ICIO 金融中介投入产出数据进行研究。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从表1统计性描述可以看出，2007—2017年期间，TRCA 指数的最小值均为零，而NRCA 指数的最小值没有出现零的情况，这是由于TRCA 指数是以海关数据作为统计口径，因而只要产品出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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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为1.04，仅为TRCA3.05的近1/3，从这一角度来，使用增加值视角的NRCA 更能准确真实反映一国产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表12007—2017年世界金融中介服务TRCA 指数和NRCA 指数统计性描述
年份指标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201520162017十年均值TRCA 均值1.161.231.221.231.291.321.281.241.201.131.191.23标准差2.813.022.873.133.323.383.233.092.982.792.903.05最小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最大值18.518.316.618.319.619.818.918.418.417.718.418.4NRCA
均值1.011.051.001.011.031.031.010.980.960.900.960.99标准差1.151.111.021.061.081.091.081.000.980.910.921.04最小值0.110.070.150.020.050.160.160.130.120.140.170.12最大值7.63
7.26
6.78
7.14
7.09
7.03
7.01
6.42
6.53
5.94
5.90
6.79数据来源：2019版ADB-ICIO 数据库
图1为2007—2017年中国TRCA 与NRCA ，可见，TRCA 指标并未表现出趋势性变化，尽管从2007年
的0.029增长至2017年的0.11；而NRCA 则表现出明显趋势性变化，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且在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国金融中介服务部门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判断。根据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判定标准，如果RCA ≧2.5，则表明该国服务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如果1.25≦RCA <2.5，则表明该国服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0.8≦RCA <1.25，则表明该国服务具有中度的国际竞争力；如果RCA ≦0.8，则表明该国服务竞争力弱。如果仅测度传统TRCA ，中国金融中介部门RCA 指数最大也仅为2015—2017年间的0.11，表现为显示性比较劣势。然而以增加值为测算依据，在NRCA 下则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呈现出显著的增值趋势，从2007年的0.71增长到2017年的1.09；二是测算结果相对于传统的TRAC ，判定结果有了质的改变：在2010年前的小于0.8，不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2010年后，金融中介部门从显示性比较劣势转变为具有一定显示性比较优势，且在2015年达到最大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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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7—2017年中国TRCA 指数与NRCA 指数比较
从2007—2017年中国TRCA 与NRCA 可以看出，NRCA 与TRCA 相比较，前者更能真实准确反映某一部门显示性比较优势，因而采用NRCA 而非TRCA 来测算一国某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将能得到更为准确的结果。
将2007—2017年NRCA 平均数由大到小进行排序，选取排名靠前的9个国家或地区作为对比对象。金融中介部门10年间NRCA 指数平均数从大到小的国家或地区分别为卢森堡（6.79）、塞浦路斯
（3.38）、中国香港（3.35）、瑞士（2.83）、马尔他（2.40）、爱尔兰（2.34）、英国（2.33）、新加坡（2.25）、美国
（1.34），中国内地NRCA 指数平均数为0.92，排名第20。可以看出，NRCA 指数位居前列的均为发达或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且欧洲国家占到半数以上；10年间9国或地区平均NRCA 指数为3，卢森堡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10年间9国或地区NRCA 指数较为稳定，未表现出较强的趋势性；就中国而言，尽管2007年数值较小，但增长的趋势性较为明显（见图2）。以2010年为界，中国的金融中介行业从显示性比较劣势逐步变得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NRCA 指数较强的国家绝大部分为欧洲国家。银行作为资本市场中主要的金融中介，最初起源于欧洲，其发展时间长，管理经验水平高，其国内部门生产所包含的价值增值，也较多地体现在本国其他行业的出口中。中国金融中介部门也随着中国整
体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但以NRCA 指数衡量的竞争力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
再现辉煌卢森堡塞浦路斯中国香港瑞士马尔他爱尔兰英国新加坡美国中国内地
图22007—2017年排名前9位的国家（或地区）的NRCA 矩阵气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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