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与转喻不仅是⼀种修辞现象，更是⼀种概念的发⽣机制、语⾔的组织⼿段，甚⾄是科学创造与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隐喻与转喻在⽇常话语中⼏乎⽆处不在，以致⼈们经常忽略它们的存在。 霍⾦说最让他感动的是宇宙中“遥远的相似性”，⽽隐喻和转喻正是这种遥远相似性的承载者，不仅让我们⽤有限的语⾔表达⽆限的宇宙成为可能，并且使更多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范式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雷击风险评估原⽂：《⽆处不在的隐喻与转喻》
ppln
作者 |华中科技⼤学中⽂系讲师陈禹
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
隐喻最常见的使⽤环境是修辞学领域。作为⼀种修辞格，隐喻是对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关系的构建，把作为本体的⼀个事物表述为作为喻体的另外⼀个事物。本体和喻体从形式上通过⽐喻词连接起来，从内容上通过⼆者之间的相似性让这种联系可以理解。⽐如“整个宇宙就是⼀⽚⿊暗森林”，就是⽤“⿊暗森林”来表述“宇宙”，判断词“是”进⾏连接，未知难测是⼆者的相似性。由于相似性合理新颖，并且喻体⽣动形象，“⿊暗森林”这样⼀个巧妙的隐喻就建⽴了起来。 转喻⼜叫“借代”，也是⼀种常见的修辞格。但跟隐喻有所不同，转喻不是⼀种表述关系，⽽是⼀种指代关系：⽤部分指代整体，⽐如“新⾯孔”指“新来的⼈”；⽤整体指代部分，⽐如“党和政府”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共和国政府”；⽤特征指代特征拥有者，⽐如“⽩⼤褂”指“医⽣”。转喻关系的建⽴需要本体和喻体之间具备邻近性，这种邻近是概念⽹络节点之间的邻近，有些是概念的上下位关系，有些则是概念的经常性共现关系。
语义学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
数据主权
修辞学中的隐喻和转喻都属于超常使⽤，使⽤者依然可以觉察到形式与内容的冲突。然⽽，有⼀些在语义上已经凝固沉淀的隐喻与转喻，不会让⼈有任何丝毫超常之感，甚⾄假如不这样说，意义都不到其他的⽅式来表述。这种语义上的隐喻和转喻是当代认知语⾔学的核⼼议题之⼀，认知语⾔学家们认为隐喻和转喻是⼈类形成概念的基本模式。
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著作《我们赖以⽣存的隐喻》给出了作为认知模型的隐喻的基本性质，基本主张包括概念系统的本质就是隐喻，隐喻是跨越不同概念域的系统性映射关系，映射的基础是⼈的体验。根据⼈的体验，我们可以⽤⼀种概念结构去构造另⼀种概念结构，从⽽⼀词多义得以产⽣，⽐如⽤对“⾦钱”的“浪费”去构造对“时间”的“浪费”；我们还可以把感受转换为⽅向位置，⽐如“兴⾼采烈”“眉飞⾊舞”等都是把积极的情绪表达成为更⾼的位置或向更⾼处位移；更普遍的还有将抽象、⽆形的事物表述
为具体、有形的东西，⽐如“建⽴学说”就是把抽象的“学说”当作具体的“建筑”。以上三者隐喻模型分别称作结构隐喻、⽅向隐喻与实体隐喻。
转喻是语义概念的另⼀种运作机制。当我们说“他读过海德格尔”，其实就是⽤“海德格尔”转喻“海德格尔的著作”。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根本上是源于语⾔具有信息不充分性。当⼈们说话时，既⽆必要、也不可能把所需要表达内容全部精确地表达出来。如果说话⼈预设交谈双⽅有⼀定的知识背景作为铺垫，他就有充分理由省掉部分信息，基于概念的邻近性，同样能够让听话⼈⼼领神会。前不久流⾏于上海的⼀句话“你是什么垃圾”也是概念转喻的产物，转喻的发⽣有赖于“需要进⾏垃圾分类”的语境，⽽从这种语境中跳出来，从字⾯上理解这句话就只会让⼈忍俊不禁了。不过，概念转喻有时也会造成歧义，⽐如“⼩张开始了⼀门新课”，如果⼩张是学⽣，那么“开始”转喻的是“开始学习”，但如果是⽼师，那么转喻的就是“开始讲授”了。
黄奇帆背景
语法学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
认知语⾔学把隐喻和转喻提升到概念系统本质与来源的⾼度。按照语⾔能指与所指的⼆分法，所指的概念语义系统既然充斥着隐喻和转喻，那么能指的语⾔结构系统本⾝是否也使⽤隐喻和转喻模式呢？⽬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语法结构中都有丰富的隐喻和转喻现象。
语法隐喻的核⼼依然是以相似性作为基础。在现代汉语中，最为常见的语法⼿段——语序，⼀些学者
认为跟逻辑与时间的顺序保持⼀致，尤其在⽆明确关联词语的句⼦中，先发⽣的先说，后发⽣的后说；逻辑前提先说，逻辑结论后说，⽐如“留得青⼭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不能倒过来说。这种⼀致性正是建⽴在句法结构与时间/逻辑顺序的相似性之上。北
如“留得青⼭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不能倒过来说。这种⼀致性正是建⽴在句法结构与时间/逻辑顺序的相似性之上。北京⼤学袁毓林教授认为，事实上汉语的词类划分也是基于相似性建构起来的，证据包括词类的边界⾮常模糊，不同词类的典型成员差别明显，⾮典型成员的差别却⾮常模糊，⾮典型成员往往继承了典型成员的⼀部分特征，词类内部并不是铁板⼀块，⽽是呈现⼀种连续统关系。换句话说，词类的确认是看成员更“像”哪种词类的典型成员。
语法转喻在结构组配的应⽤上就更加显著了。因为语法是⽤有限的⼿段尽可能表达更多的内容，⽽转喻的突出特点就是借⽤已存在的形式，从⽽控制语⾔符号组合的过度增长。最典型的有现代汉语中的离合词现象，⽐如“帮了个忙”，就是短语成分对复合词的转喻；还有伪定语现象，⽐如“陈道明的康熙演得好”，是⽤“陈道明的康熙”转喻“陈道明演康熙”，⽽不能分析为领属关系或者修饰关系；另外还包含转指现象，⽐如“开车的是⼩张”，⽤“开车的”转喻“开车的⼈”。甚⾄⼀些语⽂上的不纯洁现象，也是因为转喻的机制在起作⽤，⽐如成分冗余现象：“来⾃于、出⾃于、源⾃于”，“触及到、波及到、涉及到”等，都是由于前⾯的第⼀个语素借⽤了整个双⾳节词，让第⼆个语素的意义悬空，导致需要补出跟第⼆个语素意义相同的介词。
隐喻和转喻的理论启⽰
若仅把隐喻和转喻限制在语⾔学的论域之内，就很⼤程度上矮化了这两种机制的重要性。事实上，正如莱考夫所⾔，隐喻与转喻是⼈赖以⽣存的思维⽅式，⽽考察科学史可以明显发现，许多伟⼤的理论都伴随着隐喻与转喻思维的参与：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似性是进化论的重要参考；惯性⼒场与引⼒场的等效性是⼴义相对论的关键前提。不过，我们更希望借助隐喻和转喻启发我们⾃⾝的理论创新。哲学史上的著名论断可以给予⼀些灵感。
修辞学意义上的隐喻与转喻，是概念间的超常组合。代表性的哲学论断包括赫拉克利特的“世界是⼀团不断转化的活⽕”（世界是⽕）、塞涅卡的“愿意的⼈，被命运领着⾛；不愿意的⼈，被命运拖着⾛”（命运是⼈）、莱布尼茨的“⼈⼼是⼀块有纹路的⼤理⽯”（⼈⼼是⼤理⽯）等。语义学以上的隐喻与转喻，是概念间的系统映射与替换。代表性哲学论断包括康德的“思维⽆直观是空的，直观⽆概念是盲的”（思维是容器，直观是眼睛），⿊格尔的“悲剧就是善的冲突”（悲剧是冲突），海德格尔的“⼈活在⾃⼰的语⾔中”（语⾔是容器）等。尽管他们的表述可能并不能全然覆盖其思想体系，但是哲学家们借助思考的直觉恐怕正是不同概念之间的桥接，以此为契机进⾏宏⼤的理论建构。
上上下下的享受语法学意义上的隐喻与转喻是更为抽象的理论建构之法。笛卡尔的名⾔“我思故我在”是⽤说出此话的我（“我在”）转喻怀疑⼀切的我（“我思”），这是⼀种元语⾔与对象语⾔的转喻关系。以此类推，元语
⾔中“你包括说”“你⽐如说”中的“你”是谁？⿊格尔《逻辑学》⾥的论断“本质是过去的存在”，重要原因是“本质”在德⽂中是“存在”过去时的变形，⽽语⾔中时态、时体的隐喻关系正是该洞见得以产⽣的契机。同样地，我们借助语法隐喻的直觉，完全可以追问：“正在存在的是什么？”“存在起来的是什么？”“存在下去的⼜是什么？”当然，这样形式主义的追问有些后现代的⾊彩，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定认知的建构都出⾃某种语境的个⼈体验的⾃我表达，那么或许有时候就是“话在说⼈”。
我的钱包我做主
⽂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1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转载，⽂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场。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