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仲武
谷鹏飞：“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电话台灯摘要
高校教师
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由于西方哲学阐释学本土化的理想性本质设定至今尚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故而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加以推进。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是将西方哲学阐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各自具有的“创造的诠释学”内涵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从而形成一种以文本与阐释者意义建构为双焦点，以文本的言内之义与言外之义为双向阐释路径，以文本的真理性意义生发与阐释者生存意义的获得为双向阐释目标，通过文本诸要素与阐释者诸要素的相互感发，最终实现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在此文本阐释共同体建构过程中，“新格义”阐释将使每一个文本都可以滋生无限意涵，每一次阐释都是文本意义的新发现，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阐释者创新自我并理解自我的新方式。这样的阐释将最终成为一种行动事件，文本的意义也最终呈现为一种开放形态。 “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
撰文｜谷鹏飞谷鹏飞，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方哲学阐释学是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一种以理解活动为中心，对文本意义与理解者意义加以证验的学说，它在广义上包括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阐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尧斯的接受美学、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以及费什的阐释哲学等。这些不同的哲学阐释学支流在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后，随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开放而一同进入中国，开启了自身与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学交融互鉴并适应中国当代阐释语境的本土化进程。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不是哲学普遍的具体化，而是具体哲学的有差别的展开，并通过有差别的展开而体现西方哲学阐释学作为思想的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这种统一虽已经历了多年的建设性探索，但只有经过对西方哲学阐释学本身的“新格义”阐释，才能最终完成。
一、“新格义”阐释方法的提出
分布式光学孔径系统
“新格义”阐释法是我们对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格义”阐释方法融通后所生成的新的阐释学方法的概称，它在方法论上包含“创造的诠释学”与“新格义”融通阐释两大步骤。
第一步，“创造的诠释学”（creativehermeneutics）分析。“创造的诠释学”分析是对中西哲学阐释学各自所包含的丰富意涵作细致辨析，目的是厘清其从源始形态到当代形态的思想
谱系，探寻其在发展过程中所依次展开的丰富意涵，为思想的具体阐释提供文本基础。傅伟勋说：“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创造的诠释学共分五个辩证的层次……（1）'实谓’层次——'原思想家（或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2）'意谓’层次——'原思想家想要表达什么？’或'他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3）'蕴谓’层次——'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原思想家所说的可能蕴涵是什么？’；（4）'当谓’层次——'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出什么？’或'创造的诠释学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5）'必谓’层次——'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创造的诠释学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创造的诠释学”上述五个辩证层次，第一层“实谓”主要考察原典校勘、版本考证与比较等基本问题，旨在还原原文本的原始面貌，因而是阐释的起点。第二层“意谓”致力于澄清原文本语意，解析原文本内在义理，消解原文本前后语义的表面矛盾，还原原文本的时代背景，力求较为客观忠实地再现原文本的真实意图。第三层“蕴谓”主要分析原文本自身的谱系传承与后世发展关系，通过梳理原文本在后世的多重历史阐释，以敞开原文本可能具有的种种丰富意涵。第四层“当谓”致力于发掘原文本表层结构下的深层结构，批判地考察在“蕴谓”层所敞开的文本诸多可能意涵中，何种才是最为合理的意涵。第五层“必谓”是“创造的诠释学”真正用力所在，它要站在全新的时代立场上批判地考察原文本意涵的
局限性或内在难题，并对其作出创造性的发展，以解决原文本未竟的思想任务。从文本的意义结构来看，五个辩证层次分别与文本的字面义（原始义）、深层义、发展义、应然义与当代义相仿佛。从阐释的方法论来看，虽然“创造的诠释学”本意是要为某一思想文本的丰富内涵作当代性阐释，但它更适宜于对某些具有共同性思想倾向的文本作整体性的当代阐释，因为经由这种阐释，这些具有共同思想倾向的文本在历史发展中所包蕴的丰富意涵便更容易清晰地呈现出来。
第二步，“新格义”阐释。“新格义”阐释是对“格义”阐释方法的进一步推阐运用。所谓“格义”，根据高僧竺法雅的解释，是“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汤用彤在《论格义》一文中的解释是，“'格义’是用原本中国的观念对比佛教的观念、让弟子们以熟悉的中国概念去达到充分理解印度的学说”。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也解释说：“'格义’者何？格，量也。盖以中国思想比拟配合，以使人易于了解佛书之方法也。”“格义”阐释作为佛教早期本土化的基本方法，已被证明是异质文明之间在早期交流融合中极易发生的一种文明交往现象，但随着文明交往的深入，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暴露了出来。因此，为了推进异质文明之间的持续深入交流，还需要对“格义”阐释作创新发展，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所谓“新格义”阐释法，就是以“格义”阐释为基础，根据“创造的诠释学”
所获得的异质文明文本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不同意涵，对它们分别作“共现”“分梳”“比堪”“融通”的“对位阐释”，最终形成异质文明文本本土化阐释的新方法与新形态。对于西方哲学阐释学而言，进行“新格义”阐释就是要：（1）对中西不同的哲学阐释学观念作意义“共现”，发现二者相同的意义因子；（2）对中西不同的哲学阐释学观念作意义“分梳”，发现其相异的意义因子；（3）保留相同的意义因子，对相异的意义因子作基于文本本体的意义“比堪”，提取各自合理的成分；（4）根据本土文本现实与文本性质，融合中西相同的因子与中西相异的合理成分，创新西方哲学阐释学概念的意义内涵，或创造新的本土化哲学阐释学概念。
二、西方哲学阐释学及其“创造的诠释学”问题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让我们遵循“新格义”阐释的步骤，首先对西方哲学阐释学作“创造的诠释学”阐释，以探索其本土化后普遍性的实体性内容。通过运用“创造的诠释学”分析西方哲学阐释学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意涵，可以发现其复杂的意义结构。
其一，在“实谓”层次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每一种文本，都代表了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同样，每一种文本的阐释，也都代表了理解文本的独特方式，进而构
成理解世界的独特方式。基于此一观点，西方哲学阐释学认为：第一，读者原臆是文本意义的来源，读者通过对文本的理解、解释与应用，可以推定文本原义；第二，文本意义发生的过程，包含着一个由读者开启的阐释学循环，即文本理解中部分意义与整体意义的循环证解问题；第三，文本意义的确证过程，也是读者与文本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现实视域与文本的历史视域实现了融合；第四，读者的理解视域与文本的历史视域的融合，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它决定了文本意义的无限完成性。
其二，在“意谓”层次上，西方哲学阐释学认为，文本的阐释也是对阐释者存在意义的阐释。海德格尔所发展出的哲学阐释学坚持一个基本观点：“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解释学”。从“此在”入手切入阐释学表明，理解作为此在的前结构内在于此在的生存论领会，理解对于此在而言是本体论的，它内在于此在，是此在生存的基本方式与现身情态，而非依附于此在的后天行为方式。“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做的无前提的把握。”这意味着，以理解为媒介的阐释活动，亦为阐释者的本体存在方式，阐释活动因而也就是阐释者的生存本体论。可兰经
以此为基础，阐释者的生存本体论认为，理解不是去发现文本的或隐或显的意义，而是去发现文本与理解者在“去存在”（being-in）过程中所指示出的存在可能性。“此在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原就'是’它的过去，此在通过它当下去存在的方式，因而也就是随着隶属于它的存在之领会，生长到一种承袭下来的此在解释中去并在这种解释中成长。此在当下就是而且在一定范围之内总是从这种此在解释中来领会自身。”理解因而不是认识论，而是存在论。理解不是对文本的科学性说明，而是理解者的基本存在方式，是理解者在与文本构成的原初情境关系中的意义领悟。正是理解者在“去存在”过程中绽露出的原初感受与体验，而非单纯对文本的语言理解，对于文本的意义发生才具有基础性作用。文本的存在论因而取代知识论成为哲学阐释学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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