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巷中走出的大师樊前锋
初秋的一个清晨，我在宁夏银川家中翻阅着案头上的旧时资料。童琮——这个颇为传神的名字再一次吸引了我。先前只知，江苏人童琮是晚清民国时期一个办教育的，曾于1906年在镇江“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回族新式教育机构——穆源学堂”。 有关他的资料少得可怜，回族史中只言片语的记载，加之那时名家学人巨大光芒的掩盖，很容易让人忽略掉他曾经的存在。我却固执地以为，教育家童琮身后必然留有诸多耐人寻味的过往，而史书上那短短的几行记述，又显得过于零星与浅显。
那天清晨的阅读，导致情绪过于激动地冲撞着我的内心；问学求知的欲望，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地迫使我带着几分好奇前去追寻。这是一个立即的行为，全凭直觉。
午后，我独自一人穿行在镇江市的宝盖路上。宝盖路是一条长长的街巷，道路两旁密集的梧桐树硕大的树冠形成的绿荫，严严实实地铺满了整个街道。楼房不高，商铺林立，如织的行人神间流淌着悠闲的气息，偶尔间不知何处传来一两声尖厉的叫卖声。偌大一个街道上，仅有的几家回民小吃店，“清真”、“回族”、“穆斯林”之类的字样就悬挂在商铺的招牌上，仿佛在顽强地表示着镇江的伊斯兰元素。镇江的殷实与富足，仿佛就掩藏在这一片不动声之中。
江苏镇江，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名城，早在西周时期，就属于王侯的封地。从古至今，也一直都是名副其实的区域政治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唐时镇江称为“润州”，那时便有回族先民居住，明代回族学者王岱舆首开先河，在这里写出了《正教真诠》，从而拉开了“以儒诠经”的序幕。“以儒诠经”，就意味着要著书立说，因而此时的镇江出版业与文化事业得到了空前的繁盛。自此，镇江也成为了一个不断诞生民族理想的地方。
不可否认的是，从明朝王岱舆时期至今，镇江回族的教育之风是长盛不衰的。今天的镇江市回族人主要居住在老城区，其人口仅有一万人，但其高级知识分子比例却远远高于当地汉族。镇江当地回族，几乎没有人去从事传统的民族餐饮业，却遍布科技、出版、传媒、教育、军队、机关等领域，出类拔萃者比比皆是。
距今一百零五年前，回族人童琮正是在镇江市的宝盖路上开始实践起他的办学理想的。宝盖路上的穆源民族学校，其前身便是童琮于1906年开办的穆源学堂。走进这所现代化设施一应俱全的校园，还能嗅到那时的气息吗?
时隔一百年后的寻，使我这个求学者还能看到什么呢?这个生于1864年，卒于
1923年的镇江回族人，还会带给我怎样由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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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打油诗讽刺过世之人的感动呢?
那是个主麻日的上午，我在宝盖路一头扎进了青砖黛瓦、曲巷纵横的杨家门社区。杨家门是一处城中村，属于老社区，有回族、满族、达斡尔族、高山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二百多户人家，是一处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小巷里，头戴礼拜帽的老金迎面走来了，我兴奋地冲他道声“赛俩目”，我们的双手就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得知我这个汉人弟兄是为童琮而来，老金开心地邀我去镇江清真西大寺参观。寺院建筑古典，粗看门楣看不出多大门道，曲折迂回进得正殿后，才识得这座古寺的稳重古朴。寺院的墙壁上，仍旧镶嵌着过去的壁字——“学院”。仔细分辨，那落款是“民国十年”。
我问老金：“这两字应与童琮有关吧?”
老金呵呵笑着：“童琮幼年时，就成长在这里。那时候，童家人就生活在清真寺的边上。‘学院’二字，正是童琮的手书，当年他在清真寺里向人们宣传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从后来的谈话中，我们得知这个已逾花甲之龄的老金不一般。他是江苏一所高校的退休教师，我国著名机器人专家谈大龙便是他妻兄。退休后，老金执意从南京返回到镇江老家，专心服务于杨家门社区公益事业。他与妻兄童年时的求学生涯，也都是在童琮所办的穆源学堂开始的。
在老金绘声绘的讲述中，那个史所不载的童琮，那个日渐久远的童琮，逐渐在我的眼前生动鲜活了起来——
清朝末期，镇江的烟雨小巷里，走出了一个回族的秀才童琮。童琮的父亲，是一个开明的小商人。少年时代的童琮在父亲的影响下，心胸开阔，读书只求经世致用，他推崇康有为，敬重梁启超。甲午海战失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跨过大洋的阻隔，前去学习日本的发展之路，谋求救国良方。已过 而立之年的童琮，抛家舍业，毅然背起行囊，
踏上了前往日本留学的行程。
一次远行海外的留学旅程，如果没有了
对于时代与国家的思考，那么它至多是一场
体力上的拼搏。老金介绍说：“在日本学习
期间，童琮加入了同盟会，是回族早期的同
盟会会员，他目睹了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
变化，立志要走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1905年的冬天，四十岁的童琮从日本回到祖国，开始在江苏镇江筹备办理新式教育。童琮要办学，却没有钱，但他认为自己
已经等待不起。童琮甚至已经为学校寻好
了地皮，起好了名字，他所忧愁的是资金的
匮乏。尽管如此，童琮仍旧踌躇满志，胸中
激情澎湃。
童琮决定借钱办学。
童琮没有钱，但他有的是人缘。朋友金某，是镇江著名的商人，经过几代经营，颇为
显赫。童琮对朋友讲述自己借钱的目的，岂
料富商朋友听完哈哈大笑。觉得此事甚是
无趣，有钱也不借给童琮。
遭到婉拒的童琮，心中不免惆怅万千，
但也只好陪着笑，闷闷不乐地离开了。
这时候，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就在童琮离开金家之后，金某桌子上放着的
一张面值两百两的银票却不翼而飞。金某
固执地认为，家中不可能有监守自盗的事情
发生，于是刚刚来过并急用钱的童琮成为了
最大的嫌疑人。
金某不打算深究此事。但他突然又想到，自己的儿子正寄在童琮家中求学，于是
就想，若真是童琮偷走了自己的银票，那简
直是师德沦丧，这样的老师怎么能教育好自
己的儿子呢?
第二天上午，金某前去拜访童琮。两人
寒暄一番后，金某便问：“昨日家中丢失两百
两银票一张，可是童兄不慎携走?”
澎湃新闻背景童琮听完，先是一愣，继而起身作揖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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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是我拿了你家的银票，只因我本人的确有急用，且十万火急，于是就顺手带走了。不过，我会很快还给你的！”
金某听完，带着自己的儿子甩门而去。大有与童琮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的气概。
半个月后的一天，金某家的账房先生在桌下的废纸篓里，竟无意中发现了那张先前不翼而飞的银票。得知银票失而复得，金某大惊失！
悔恨交加的金某，不愿就此失去童琮这样一位好朋友，但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童琮压根儿就没有拿自己的银票，可为什么还会坦然地承认这次“偷窃”行为呢?
金某前往童家负荆请罪。说明来意后，童琮豁然一笑，“你我故交好友，既然你将银票丢失一事打问到了我的跟前，我就索性承认是自己偷了吧。”童琮接着又说：“你家大业大，家中人员杂多，银票意外丢失，又一时不到下落，肯定会引起相互之间的猜疑，这样一来，家中人员间难免会出现间隙，影响和睦，或迟或早会生出事端。”
听完童琮的话，金某被震撼了，他的心绪久久不能平复。几天后，金某为童琮无偿捐助了办学所缺的经费。
在富商朋友的帮助下，童琮与杨白山、杨公崖、金恒仁一起，于1906年在镇江共同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回族新式教育机构——穆源学堂，之后又在剪子巷创办了全国第二所伊斯兰教育机构——自珍学校。两所学堂所收学生打破回汉界限，不问出处，扶持贫困生，甚至减免学费。
童琮在办学的同时，又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不断发力。在金杨两姓镇江回族朋友的仗义襄助下，童琮又发起创办了东亚穆民教育总会，1907年又更名为东亚清真教育总会。
童琮放出豪言：“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其具体理想是：“集合教门之精粹，立一教育之标准，劝各处同教设立分会，则而效之，务使教门聚落之区皆有学堂，凡教中子弟俱入学受业。其间附编辑一部，凡诸学科，精选纂述，以供学堂需要；并辑时事及关于宗教诸说，随时刊发，以为同教开通慧识一助。”
童琮的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成立后，镇江、南京附近各县回族纷纷成立了分会。创办之初，童琮等人就明确提出这个团体的宗旨：普及民族教育。从而，童琮获得了回族知识分子以及巨商的支持。童琮在《说团》一文中就竭力呼吁回民团结起来，“用御外侮”，“吾回苟有心挽救世局，盍先研究名义，求称其实，专其心，专其力，以成其团乎!”
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成立，对于整个回族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当年的回族知识分子体是这样看待这个团体的：“这是中国有回教以来所绝无仅有之事。”
当代著名学者冯金源先生有言：童琮所办清真教育总会，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个“为全国之同教提倡公益”的组织，推动了穆斯林教育的发展；更为著名的留东清真教育会也是在其影响下成立的，并对以后各地的回族与伊斯兰社团的兴起，起到了带动性的作用。
老童是我遇到的第二个镇江回族人，他是童琮的宗亲后裔。已是古稀之年的他显得出奇地健硕和年轻，说起话来抑扬顿挫，满含感情。他说，当年十四省三十六名留学日本的回族学子，与童琮是师生之关系。童琮在国内兴办新式教育和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时，这三十六名留学日本的回族青年，都在大洋彼岸遥遥呼应着他。
老童的说法并不离谱。
早些时候，我便在许多的资料中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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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琮所办东亚清真教育总会的影响下，三十六名留学日本的十四省回族学生，于
1907年6月集会东京，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与宗教改良……他们意识到了吾国抱残守缺者如故的差距，认识到了改良宗教和发展教育对于回族进步，国家发展的意义。”
留东清真教育会，是江苏、广西、广东、云南、四川、湖南、河南、陕西、山东、直隶、安徽、奉天十四省三十六名留学日本的回族青年创办的海外社团。这学子中，就有日后声名显赫的保廷梁、黄镇磐、赵钟奇等人。
1908年，留东清真教育会在东京出版了回族近代历史上第一份具有进步思想的刊物《醒回篇》。《醒回篇》仅仅出版了一期，但其产生的意义却是深远的。近代回族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掀起的思潮，导致了近代回族政治、文化、宗教团体的蓬勃兴起；而近代回族各种社团的出现，又是回族觉醒、凝聚力增强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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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回篇》中流露着童琮与三十六名青年学子的密切往来。《醒回篇》全册五万多字，论文十五篇，其中国内来稿中就有童琮寄去的文章。
童琮身材修长，温和谦逊，文文弱弱，甚至视力低下，唯有开口讲话时，声如洪钟，音节铿锵，引人垂注。
因为是童琮后人的缘故，因而老童在少年时听爷爷讲过一些关于童琮的零散传说。古方温经贴
镇江市区的剪辫子巷，原本不叫剪辫子巷，其得名与童琮有关。1907年，童琮在这里设立第二所学校“自珍小学”后，回汉各族学生前来就读，慢慢地人们都识得了这巷子里有位剪掉辫子的去过日本的“童大先生”。辛亥革命爆发后，“童大先生”亲自拎着剪刀，为学生们剪掉了脑袋后面拖着的长辫子，再后来学生们就索性称呼这里是剪辫子巷。
身为文人的童琮，又是侠肝义胆的童
琮。1910年，朝鲜被日本军队占领后，大批
爱国人士来到上海。1919年4月11日，朝鲜
抗日领袖金九等人在上海租借组织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而镇江却成为了他们
重要的活动基地。
金九，这位被誉为“韩国国父”的人，曾
与童琮在镇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金九等
人在上海活动时，孙中山就电告上海大佬杜
月笙，让其帮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疏通租借
关系。而金九正是在流亡的过程中，与童琮
相识的。微型光纤光谱仪
童琮邀请金九等人住进了穆源学堂，他
们一起朝夕相处，畅谈时局和未来。童琮把
自己的助手杨公崖介绍给了金九先生，并对
金九先生说：“若逢危局，可来穆源学堂暂避
一时。”
1923年，童琮因为心脏病突发，离开了人世。两年后，上海发生了五卅运动，金九
率领韩国爱国人士安东晚、朴秉疆等人来到
镇江，他们在穆源学堂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5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又化整为零转移到了镇江，此时的穆源学堂仍敞开
胸怀接纳了他们。“韩国国父”金九先生，在
穆源学堂发表了“朝鲜亡国之惨状”的演讲。从这时起，直到1938年元月，穆源学堂
成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重要活动基地。
我来到穆源民族学校边上的穆源学堂
旧址时，却发现操场上的那片绿树花卉间，
矗立着一块新立的碑，碑文是用中韩两种文
字书写而成的——“镇江时期大韩民国临时
政府活动基地”。碑文详细记述了穆源学堂
以及镇江接纳金九等人的详细过程。
通过粗略的概述短文，我们能够感受到
童琮和他所领导下的穆源，以及其主张、境
界与理想。
1949年6月26日，金九与金日成准备实现朝鲜半岛谈判时，却遭到了李承晚一派下
级军官的暗杀。金九陨落后，李承晚得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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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朝鲜半岛的命运发生了拐点，但韩国民众却尊金九先生为韩国国父。
我在想，若不是这样的结局，那么金九先生与童琮的穆源学堂，是不是又会生出一段更为有趣的异国传唱呢?
时光缓缓流过，不知不觉间，穆源学堂一百零五岁了。
这所中国回族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仍以穆源民族学校的名称，延续着自己不同时代的担当。
继童琮于1906年开办穆源学堂之后，中国回族创办的一大批新式学堂纷纷涌现出来：安铭在北京创办了宛平民立初级小学；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了清真偕进小学；王宽在北京创立的回文师范学堂和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马六舟在齐齐哈尔创办清真小学；张子岐在营口创办清真学校；杨金庚劝导回、汉士绅在宁夏海原县创办汉回初等小学堂……
截至1919年，全国各地兴办的回民学校已经有六七百处，其中中等学校将近十处。这些新式学校，在回族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史上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童琮，这个站立在历史拐点上的回族人，用他自己的一生，缩影了那个时代的那一人。
童琮的一生只有五十九岁，这场匆忙的行旅中，他因办学而导致贫病交加，生活上向来简朴的他，却从来没有慢待过自己的学生。他将友人所赠财物，无私地用于教育经费。
早在留学日本之前，他还曾在镇江办过姜园学塾，之后又创办过《益我报》，用以宣传回族教育主张，抨击时弊，不幸先后两次遭受查封，而他所写的文章中，留世的仅有《说团》《原课》两篇。
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个镇江回族人甚至吝啬地让我们不见他的相片，寻不到他更多的著述，看不见他个人的小传，以至于历史的编纂者也因此难以下笔。由此，中国回族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的缔造者，被我们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离开镇江的路上，我所想到的仍是童琮——这位不见史乘的民国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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