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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ZHONGXIAOZU 赵郁秀
军中小卒——忆白朗
曾得鲁迅先生关爱、青睐，被文学史家定为“三十年代东北作家”的十余位作家中，有两位女性作家被称为“拓荒者”（见《长夜萤火》序言），她们就是鼎鼎有名的萧红和白朗（当年笔名刘莉，原名刘东兰）。萧红1942年病逝于香港，就在这一年，白朗随同丈夫罗烽由东北来到延安，投身到了抗战的烽火之中。在纪念萧红逝世一周年时，延安《文学月报》刊发了白朗的《遥祭——纪念知友萧红》一文，“编者按”是这样写的：白朗是萧红踏上文学之路的最亲近的女友，又是除萧红之外流亡关外的唯一东北女作家。 在初识知友萧红的1933年，这位“唯一”的东北女作家就任中共满洲省委地下组织支持的哈尔滨《国际协报》文艺副刊编辑，时年二十一岁。到延安后，她担任过《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日寇投降后返回东北，1945年底担任新创刊的《东北日报》（《辽报》前身）副刊部副部长，1946年底任《东北文艺》（《鸭绿江》前身）主编。白朗被称为“东北地区第一位女编辑”。
1935年，由白朗主编的《国际协报》《文艺》周刊停刊，在《结束了“文艺”周刊》一文中白朗写到：“抚
今追昔、感慨系之——即如为本刊执笔，诸多作家对《文艺》的支持，努力撰稿。而我呢，不过是军中小卒，虽然也时或随众摇旗呐喊，也是幼稚不堪，难登大雅之堂。”
我第一次读到的自称“军中小卒”的白朗的作品，是195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小说根据大连一兵工厂女工赵桂兰舍身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事迹而创作。当年东北各地熟悉这位护厂女英雄的大名，有如今天中国人熟悉雷锋。《为了幸福的明天》一书多次再版，还出了朝文、日文版，共发行二十余万册。白朗把得到的稿费全部捐献，为抗美援朝购买飞机大炮。这是紧随演员常香玉捐献“香玉”号飞机之后，又一影响较大的爱国壮举。
当时各种报刊对白朗的作品好评如潮，对她的爱国行动更是宣传得家喻户晓。特别是《东北画报》，将白朗出席国际会议的大幅彩照片刊登在封面上。白朗身着墨绿合身旗袍，颈下别了一枚闪闪发光的梅花别针，乌发梳于脑后，微笑着侧视前方。颇具东北特的装束、睿智文人的气质、雍容潇洒的风度，活生生地展现出了新中国知识妇女可亲可敬颇具魅力的形象。那时我还是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文学小青年，特别渴望能有机会见到这位大作家。
上帝有灵，机会到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国际民主妇联组织的“美、李暴行调查团”路经丹东去朝鲜，要在丹东逗留几日。辽东省有关部门派我去担任随团记者，我借了一件较新的制服换下供给的旧服装前去报到。我第一眼便认出了白朗同志。她中上等个头，身着蓝列宁装，腰系宽带，乌发
扣于帽内，如同军人一样威武利落。她热情地同我握手，说欢迎记者来访。当得知我并非报社记者而是在省文联工作，又亲切地说：噢，我们是同行，我在东北文联。我早就知道她是东北文联委员，她的丈夫罗烽是东北文联副主席、东北文化部副部长。这个调查团的团长好像是国际民主妇联主席、知名的和平使者、法国物理学家戈登夫人。调查团还有英国工党领袖费尔顿夫人，副团长是苏联妇女领袖，好像叫波波娃。还有一位是中国的妇联副主席刘清扬。我知道刘清扬曾留学法、德两国，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刘清扬年龄较大，但身材苗条、清秀，典型的南方淑女形象。
白朗告诉我，这个团的成员来自十多个国家，观点不尽相同，邓大曾嘱告她要协助刘清扬大做工作。她向我询问了我所见所闻的丹东大轰炸情况。我告诉她，在4月的一次大轰炸中，住在三马路的我的同学家里，有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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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赵郁秀，满族，编审。1933年10月生于丹东,1953年入北京中央文
学研究所学习。现任辽宁作家协会顾问、辽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亚洲
儿童文学学会副会长。新中国成立前开始文学创作，共发表、出版作品近
二百万字。《党的好女儿张志新》《为了明天》等获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
书展荣誉奖、省散文一等奖,《仿佛就在昨天》获辽宁文学奖。主编的《棒
槌鸟儿童文学丛书》《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等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国
家出版署优秀儿童图书奖。曾获亚洲儿童文学大会（1997）、世界儿童文
学大会（2006）“特别奖”、“贡献奖”。1993年始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
津贴。
个人被炸死，我亲眼看到镇江山桥下的铁丝网和鸭绿江边路边白果树枝上多
处挂着被炸死者带着黑发的头皮和血淋淋的手脚……她一一记下，说我建议
在安东多停留几天，要深入调查、拍照。晚饭时她尚未放下筷子，便被刘清
扬和波波娃喊去开小会了，很晚了还未回房间。后来听说她们到朝鲜后走了
好几个道（省），之后由白朗起草了《告全世界人民书》发至世界各地，揭露了“美、李（李承晚）”的残暴罪行，呼吁制止战争，争取和平谈判。
地外生命
回国不久，白朗受蔡畅、邓颖超大委托参加了国际妇联执委会。1952年2月，白朗又随以巴金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朝鲜进行战地采访，之后又随祖国慰问团赴朝慰问。这年9月，周恩来总理指名要求白朗陪同费尔顿夫人再度赴朝鲜访问。入冬，白朗以中国妇女代表身份，出席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回归时途经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参观访问。1953年6月，她又随全国妇联领导去哥本哈根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会后应芬兰邀请，赴赫尔辛基参加了芬兰国家妇女文化日活动。回国第二天，又奉命参加了以罗烽为团长的“归俘工作团”，赴朝鲜开城处理归国战俘工作。随后，又以记者身份出席了在板门店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白朗就是这样，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保卫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神圣战线上。她被辽宁人民选举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又在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执委，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协理事。她是深受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热爱的代表，是名副其实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和平战士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1956年，白朗随周扬、茅盾、老舍等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代表大会，会后访问了缅甸等国。在数年间，白朗六次奔赴朝鲜战场，多次穿行欧亚各国。在奔波过程中，白朗在创作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就是在这段时间，她写出了《金顺、金喜》《向普天下的父母亲控诉》等二十余篇特写、散文、随笔、通讯，发表于《东北文艺》《东北日报》《青年报》以及《苏联妇女》等报刊，其中，她在朝鲜战场上写的《英雄的时代》入选了于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前夕出版的《辽宁六十年优秀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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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当我重读《英雄的时代》时，那种大气磅礴、带着浓浓的火药味的文字，将我带回了半个多世纪前难忘的战斗岁月；那饱含激情所展现的无数个黄继光、邱少云式的英雄形象，使我走进了这位女性作家当年的内心世界。白朗说，当年的她很少流泪，但到了朝鲜战场，则掘开了眼泪的深泉，感动的泪水无数次滴落，同英雄烈士们的鲜血流在一起……在朝鲜战场上，白朗参与过抢救伤病员，经
历过“脑子都冻僵了”的风雪严寒，躲避过震耳欲聋的敌机轰炸，亲眼见过冻僵的伤员脱军鞋时连脚一起脱掉，亲耳听到过流着鲜血又披着白雪的勇士们高唱志愿军战歌……她亲历了这感人至深的一幕一幕，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泪血融汇的讴歌英雄时代的瑰丽诗篇。
1953年夏白朗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归来时，我离开丹东来到北京，进入北京中央文学所学习。秋末，二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我和同学们前去看望东北区代表，得知白朗夫妇已经先后调进中国作协从事专业创作。那时白朗显得更健康、潇洒，她笑着告诉我，以后要力争少参加活动，安安静静地写作。她说首先要写的是妇联大们建议她写的《何香凝传》。她说难度很大，何香凝一口广东话，而她从未去过广州，听不懂粤语。不过她一定会认真完成的。之后准备改写一个长篇，还要写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对这两个题材，我都很喜欢。我一定要先读为快。我想战争风云已经过去，在祖国正处在被称为“黄金时代”的大好环境下，白朗应该能够从容地写作，一定会写出比《为了幸福的明天》更有力度、更耐读的作品。
想不到的是，1955年春反胡风运动开始，本来学制三年的文研所二期提前一年毕业，学员们回各地参加运动了。
反胡风运动后期，渐渐揪出了一些同胡风有关联的人物，文研所所长丁玲就是其中之一。之前的丁、陈“小宗派”被上升为“小集团”，进而被上升为“反党集团”。接着，冯雪峰、艾青以及文研所副所长田间
、教师李又然等等也未能幸免。当时白朗、罗烽以及东北作家舒等人对批判丁玲是持有疑问的。罗烽时任中国作协作家党支部书记，曾几次劝说丁玲忍一忍。白朗在去北戴河撰写《何香凝传》
1956年，白朗、周扬、茅盾、老舍等组成的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左四为白朗.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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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偶遇邓颖超大，她向邓大大略地讲述了作协批丁、陈的情况。白朗对邓大说，丁玲的历史问题不是早在延安就有过结论吗？一个有二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能自觉反党吗？关于丁玲的罪状之一“一本书主义”，白朗认为作家就是要为人民多写出像样的书，并说我自己就是要努力争取多为党工作、多写作。邓大说，现在就是上面要什么，下面给什么。回到北京后，白朗将这些情况如实地向党组作了汇报。
1956年“大鸣大放”时，丁玲等人对受到的批评不服连连申诉，中宣部也组成了复查组，准备为他们重新定性。1957年又刮起了反右派风暴，他们的上诉竟成了“翻案”，被称为“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行”，包括参加复查组的同志也被牵连，以同情之名义被定为右派。对罗烽、舒、白朗还有一大罪状，就是在延安时曾联名写了一篇“反周扬”的文章。
那是1941年7月，延安《解放日报》副刊连载了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所写的长文《文学与生活漫谈》，当时东北老乡萧军拿着这份《解放日报》来到罗烽、白朗住的窑洞，说这篇文章是写给党外作家的，有的观点他有疑议。那时他们都刚到延安不久，罗烽还没有接上组织关系，白朗还没有入党，他们研究讨论后，让萧军执笔，白朗、罗烽、艾青、舒五人联名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周扬同志》，8月1日刊发于《文艺月报》。当年，周扬同志对此无任何反应。主席对这几位文化人一直很尊重，1942年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前，亲笔写信，一一征求他们的意见。在那幅有纪念意义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合影照片上，罗烽坐在一排，跟仅隔着草明、田方；白朗也坐一排，同朱德司令仅隔着丁玲、李伯钊等四个人。
万万没想到，十五年后，他们在
延安同周扬对文学创作商榷的文章竟
成为“反周扬”罪。批判者说：“周
扬的文章是发表在党刊《解放日报》
上，反周扬就是反党、反延安。”
罗烽、白朗也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舒虽然没被定为右派，但他长期同
罗烽并肩战斗，于是他们三人被定性
为罗烽、舒、白朗反党小集团。
在一次批判会上，白郎一直低着
头流泪，罗烽则闭目端坐，听到有人
说他曾经被捕自首，罗烽拍案大吼：
“我没有自首，士可杀不可辱！”
原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韦君宜在
他的《思痛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
记得那次开全体大会，宣判罗烽、白ms dos
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
瘆人，简直使人觉得那声音本身就有
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怕
人！”
确实“真怕人”。由会内到会外，
由北京到全国，文艺界都卷进了这场
“怕人”的森冷风暴。1957年9月
4日的《人民日报》和9月8日的《文
艺报》分别以醒目的标题刊载了《罗
烽、白朗窜同丁陈向党进攻》和《文
艺界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深入开展
——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反党
洛克路
面目暴露》两篇文章。1958年1月
27日，《人民日报》又将他们在延
安写的文章汇总，题为《奇文共欣赏，
毒草成肥料》，大版面黑字头题刊发。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翻出这些已经泛
黄的材料看一看，其中还包括周扬的
洋洋万言的《文艺界一场大辩论》及
胡风的“万言书”等。往事历历在目，
让人不寒而栗。
1958年夏，白朗、罗烽被下放
到辽宁阜新矿区劳动，罗烽由原行政
八级降为十三级。白朗原为文艺一级，广东药学院图书馆
进京后，她同丁玲共同发出过作家不
要工资、要靠稿费生活的倡议，因而
这时，她成了一个需要劳动改造的老
百姓。白朗日夜叹息，经常含着泪默
吟罗烽的诗句：“游魂离魂子/胡不
归去吟/欲归归无处/还怜未归人。”
他们经常无语相对，却仍按着一个共
产党员的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劳动，
同时不断地抹着热泪向组织写思想汇
报，认真地按月保存着该交的党费。
1961年，经中共辽宁省委批准，
罗烽和白郎的右派帽子被摘掉。1962
年，在党中央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又
迎来了文艺界可以畅所欲言、百花齐
放的和煦春风。8月，我参加了中国
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小说创作座谈会，
会议由邵荃麟主持，茅盾自始至终出
席，并不断地同周立波、赵树理等诸
多名家交流探讨。我有幸约到了茅盾
的稿件。又借机去看望了由阜新迁居
大连金县的白朗、罗烽，传达了各位
文学前辈对他们的关怀，并向他们约
微波消解法
稿。不久，白朗寄给我一篇短篇小说
《少织了一朵大红花》，我读罢，不
由得自语：啊，宝刀未老！特别是洁
白稿纸上那工整的钢笔小楷，字字清
晰、秀气。目睹这样干净、秀丽的字
迹，如同拜读名人书法，真的是艺术
享受。我虽然早已仰慕作家白朗，读
过她多部作品，这时却是第一次见到
她的手稿。据说在哈尔滨时，白朗经
常为地下党搞宣传、刻蜡版、印传单。
白朗的《少织了一朵大红花》于
1962年10月号同我特约的茅盾、
老舍以及赵树理的稿件集中刊发于由
《文艺红旗》改名为《鸭绿江》的首
期，使改刊的《鸭绿江》也可以说新
生的《鸭绿江》向读者呈现了“开门
红”。特别是开山鼻祖之一——曾在
1947年任主编的白朗又赐新作，并
列作品栏头题，预示《鸭绿江》继承
了悠久的历史。1964年第6期，又
发了白朗的小说《温泉》。白朗还连
续写出了《在起跑线上》《管的宽小
传》等报告文学作品。196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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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重点刊发了白朗的报告文学《纽带》。《纽带》写的是大连斯大林饭店的全国劳模鲍静芝的事迹。为将此稿改得更好，白朗还约我去拜见过泼泼辣辣热心为他人服务的鲍静芝和她的伙伴们。白朗写得很顺手，散文笔法、语言流畅。我们很希望她以这种平实细腻的笔锋将大连的先进人物一个一个地写下去，读者很欢迎，我们也热切期待着。遗憾的是，两个月后又起了风云，“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鸭绿江》月刊停刊了，我们再也见不到那字字清晰、行行均称、笔锋刚劲的白朗的钢笔小楷了。
以后，白朗、罗烽被从金县调回沈阳参加运动。初期，白朗还被派刻蜡版，为大家油印传单。一天，突然有一伙闯进大帅府（省作协办公楼），声称他们是大连铁道学院“红联军”的抓叛徒集团，他们学院院长胡起是1934年与罗烽同时被日本宪兵抓捕的，他们要揪罗烽去大连交代罪行。
罗烽被带走后，白朗心神不定，长吁短叹，在日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真所谓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奈何？人的一生能有多少精力去应付这么多的不幸啊！
1957年，罗烽和白朗双双被定为右派分子，下放东北离京前合影.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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