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是中国丝绸的发祥地之一。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已透出蚕织信息;唐宋时代为绍兴丝绸业的鼎盛期,珍品迭出,产品剧增,以“越罗”总其名而为朝野所重,成为东南丝织业的中心。宋末至元明,绍兴丝绸业受挫,日渐落于杭、嘉、湖之后。进入近代以来,先后有过三次较大的发展势头,但最后均遭摧抑。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绍兴丝绸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重新成为浙江省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之一。 一、唐以前的发展期
早在新石器晚期,绍兴地区即留下了蚕织痕迹。位于宁绍平原而紧邻绍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6700年左右的骨梭、打纬刀、陶质纺轮等大量原始纺织工具,在一件盅形雕器上雕有四条蚕形纹饰,蚕首及蚕身清晰,作蜿蜒蠕动状。
到4100多年前的夏时代,绍兴已出产和使用丝绸织物。《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所到之处,“桑土既蚕”,“其筐织贝”,以丝织物为进贡之物。《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文中“涂山”即绍兴之会稽山。《韩非子》日:“禹会诸侯于会稽之山。”
《禹穴记》日:“禹既平水土,会诸侯稽功于涂,禹崩,遂葬于会稽之阴,故山日会稽。”可见其时在古绍兴已盛行以丝绸作为诸侯执物的风气。
大约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丝绸业在绍兴民间得到极大普及。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败于吴国,退栖会稽,向谋臣询问复国之计,计倪等曰:“必先蓄积食钱布帛;”“必先省赋敛,劝农桑。”勾践遂将“劝农桑”定为国策,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以示劝倡。同时,勾践以丝绸作为馈赠贿赂之物,广泛结交诸侯君臣,又于每年春秋两季向楚、晋、齐等国馈赠大批丝绸,以此为向吴报仇雪耻铺平道路。
统治者的刻意劝倡和大量需求,使绍兴丝绸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巨大发展。
德巴金首先,外地的先进技术被吸收了过来,《说苑》载:“鲁人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于越。”其次,品种日趋丰富,除传统的币、帛、采、罗、纱等以外,还独创了功率因数测量电路“榖”, 成为后世“绉纱”的鼻祖。再次,丝绸已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织葛的村妇为了称道葛布的轻盈便自然地以丝罗衬托,歌吟道:“(葛布)弱于罗兮轻霏霏。”诸暨苎萝村,是远离都城的偏僻之地,但也留下了西施浣纱的佳话。
战国争雄,越国破灭,“劝农桑”国策随之中断,绍兴丝绸进入滞缓期。秦和汉初无甚新的发展,直到汉朝后期才又渐次前进。
东汉时,从事蚕织者较普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即自称“系会稽上虞人”, “以农桑为业”。书中多处以蚕织为譬阐述哲学观点,侧面反映出当时对蚕织技术已有较深了解。同时,丝绸买卖也已成为常见的行业,如东汉会稽士人朱隽自小丧父,其母即以贩缯彩为业,将其抚养。
三国时,绍兴蚕织技术渐趋成熟。吴末晋初会稽人杨泉在《蚕赋》中说:“温室既调……燥室是侯”;“爰求柔桑,切若细缕”等等,反映对蚕室的温度、饲蚕的用桑均掌握了规律。在他的另一篇《织机赋》中说:“取彼椅梓,祯干修枝,水电站建设名匠聘工,美乎利器,心畅体通,肤合理同,规矩尽法。”反映织机的用料和制作已极讲究。
东晋时物理化学学报,大批人口南迁,一方面增加了对丝绸的需求,同时带来了中原的技术和充足的劳力,会稽一带又处于南北交战的大后方,因此蚕织业有长足发展,“亦桑贸衣”是民间的普遍习俗;产品出现了华贵精致的大花纹织物,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幻妙,不可名状”;越地丝绸名声日起,丝绸贸易更形发达,郡治山阴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名人雅士常至山
阴市场购买绸缎。
二、唐宋时代的鼎盛期
隋唐伊始,绍兴丝绸开始具有全国影响,至中唐达到鼎盛期,一直延续到宋末,历时七百余年。 隋场帝年间,越地绸缎“耀花绫”被列为贡品,以“绫纹突起,时有光彩”
而为朝野所重。
唐朝前期,绍兴地区继续努力吸收中原先进技术。唐大历二年,越地节度使薛兼训,募军中未婚士卒,令他们携币赴江北觅娶善织之女子,结果有数百人娶回,使越州丝绸“竞添花样”, “妙称江东”。
中唐贞观年间,经过越地人民的苦心经营和历史积累,绍兴丝绸大放光彩,绍兴成为全国丝绸重地和江南丝绸业的中心。
1、精品繁多,全国居冠。其时每年向朝廷必进的贡品有“宝花罗”、“花纹罗”、“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轻容”、“兰榖”、“花纱”、“吴绢”后退哥等近十种;另外又新创几十种进献,其
中有“吴绫”、“吴纱”、“吴朱纱”、“花鼓纱”等等,而全国别的丝绸产地所进贡的品种一般只有一二种,多的也只有三四种。
2、产量巨大,遍及全国。唐时绍兴丝绸产品有四大去向,一是作为每年向朝廷正常进贡之物;二是应付朝廷临时性巨额征调,如公元825年唐敬宗登位,下诏征越绫千匹;三是远销全国各地,连偏僻的边陲也有它的踪影,“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成为诗人笔下的塞外风情;四是就地供民间消费。据以上四个去向估计,其时年产该在百万匹以上。
3、技艺精湛,国内称绝。不仅为宫廷所看重,而且博得社会各界的广泛称道,大诗人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均留下了咏赞的诗篇,白居易在《缭绫》一诗中描写“越溪寒女”织的绸缎说:“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去年中使口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
五代十国时,绍兴为吴越行都,吴越王奉行“世方碟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的方针,使杭州、绍兴一带的丝绸业继续繁荣,其中“越绫”、“越绢”成为吴越王大量征调的重要物资。
宋代绍兴丝绸进一步发展,数量上跃居全国之首。这里有四个背景因素:其一,朝廷出于赏赐
冗官和向异族“岁输”的需要,竭力提倡蚕织;其二,中唐以后中原战乱不绝,而绍兴较;其三,宋王室从一开始就遭异族侵凌,大批士人和百姓陆续南迁,至越者尤众;其四,明州(宁波)、杭州是当时的重要海外金盟减肥
贸易港口,而绍兴这时已有浙东运河与上述两地相通,货畅其流,利于丝绸业的发展。
这时绍兴丝绸的繁荣可概括为三方面;第一,产业盛极一时。宋人沈立说:“(会稽)习俗务农桑,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王十明《会稽三赋》中描绘说:“万草千华,机楼中出,绫纱缯榖,雪积缣匹。”不仅一般农家从业,寺院和尼院也投入其中,所产的“寺绫”、“尼罗”流布极广。第二,产量全国居首。据史料推算,当时全国每年上交中央的绸缎约355万匹,浙江为125万匹,其中绍兴60余万匹,占浙江的50%左右,占全国的17%左右,若加上当地消费和民间销售,总数达数百万匹。第三,逐步形成了地方特产品,如山阴和会稽的“绯纱”,诸暨的“茧布绸”等,均很有名。由于宋时绍兴丝绸质优量多,影响遍及九洲,因此当时许多外地丝绸也伪称“越罗”,以广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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