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南腰界，永远的红三军
南腰界乡位于重庆市酉阳西南边陲，地处两省五县（酉阳、秀山、松桃、沿河、印江）结合部，境内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物产丰富。80多年前，贺龙、夏曦、关向应率红三军在这里落脚，建立红三军军事指挥中心，创建了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先遣探路，与红三军会师后于10月26日在这里举行会师大会，又在这里决策，从这里出发，发动湘西攻势，开启策应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新征程。 因工作关系，2015年4月我首次走进南腰界，从此便与这片土地结下不解之缘。2016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日子里，我陪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宋毅军研究员再次来到南腰界，走进红记忆里，去感受心中的南腰界。
（一）
进入南腰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立于集镇中央的贺龙铜像，集镇街道仍然以“贺龙大道”“红军中街一路”“红军中街二路”命名。在南腰界乡人民政府甘红光和杨胜学同志陪同下，我们行走在南
腰界集镇“贺龙大道”，漫步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广场，一路追寻、思索、记录当年发生在这块土地上那些记忆犹新的往事，讨论贺龙为什么选择把南腰界作为红三军的大本营，探讨关于红三军艰苦转战川黔边和南腰界的传奇经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湘西北特委书记周逸和贺龙起步上海，辗转到达贺龙家乡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领导发动桑植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0年4月改称红二军），开辟湘鄂边根据地。1930年7月，湘鄂边苏区红二军与洪湖苏区红六军在湖北公安县南平会师，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任政治委员；全军团1万余人。自此，湘鄂西根据地正式形成。1931年3月，红二军团在湖北长阳枝拓坪改编为红三军。诞生于湘鄂西苏区的红三军，鼎盛时期达到3万余人。
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红三军从1932年10月撤离洪湖苏区，历经1年零8个月最艰难的日子后，贺龙为什么会选择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据南腰界乡政府副乡长甘红光介绍，早年贺龙赶马运盐行走湘鄂川黔边境，曾到达南腰界，在1931年，贺龙派张素清对南腰界一带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物产等进行过长达近3年的详细考察了解。如此，我心中的疑问便解开了。湘鄂西根据地丧失后，湘鄂西中央分局咸丰大村会议虽然作出
创建新苏区的决定，但并没有得到实施。为改变红三军到处“流浪”的被动处境，1934年4月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利川十字路召开会议。根据贺龙的提议，会议作出关于红三军向酉阳、秀山、黔江发展，创造新的根据地的决议。然而，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又一意孤行，轻率地抛弃了十字路会议决议。5月底至6月初，红三军东渡乌江，占领沿河县城，从此开始了创建黔东特区根据地的历史。此时的红三军锐减到3000多人。
由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坚持推行“左”倾错误和“”扩大化，“其结果是根据地损失百分之百，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几，要不是贺龙和关向应紧密团结红三军指战员，发动和依靠苏区广大人民众百折不饶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早就坚持不下去了。”正如后来任弼时在大庸（今张家界市）丁家溶会议上批评夏曦的错误时所说：“你对红军是犯了罪的。你解散党组织，取消政治工作，迫害革命同志，这一切实际上起到毁灭红军、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的作用。”
1934年7月21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交通员谷佑箴（桑植县洪家关人）从上海辗转来到沿河铅厂坝，带来了中共中央5月6日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以及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会决议。因与中央失去电讯联系，红三军很久没有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了。
中央的指示信密件整理出来后，立即送给贺龙。指示信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中的错误，进行了异常严厉的批评。8月1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南腰界召开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在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中央分局成员的坚决反对下，拟在红三军进行的第五次“”计划才被取消。
（二）
进入南腰界乡境，有一座水泥结构的牌坊，两边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雾锁高山哪个尖峰可出，火烧原野这杆红旗敢行。”这副对联几乎诠释了南腰界人与物的全部，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当年那段烽火连天、红旗漫卷的峥嵘岁月。
第二天上午甘红光、杨胜学同志带领我们先后参观了红三军司令部旧址及陈列室、红军街、红军寨、大坝祠堂等革命遗址、遗迹。这里的每一处遗址、遗迹，和着南腰界绵延起伏的崇山峻岭，留下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1934年5月，红三军独立团参谋张素清乔装为商贩，来到南腰界租店营业，做起了“生意”。一些化装成算命先生、化缘道士、泥木工匠、小商小贩的红军侦察员，先后进入南腰界。6
月4日，贺龙率红三军进入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设在场头余家桶子里，贺龙在此居住近半年。由于多年来饱受“兵匪一家”的折磨，加上反动团防的欺骗宣传，不明真相的穷苦百姓在红军进村之前，纷纷进山躲避只有少数来不及躲避的老弱妇孺留来。面对这种情况，贺龙亲自深入众，发动众，组织众，给老百姓讲“红军和穷人是一家人，是保护穷人的”道理；红军战士在街头书写共产党“十大政纲”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南腰界很快出现“军民鱼水情”的局面。
湘鄂西中央分局枫香溪会议之后,立即开展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经济文化建设等创建苏区的各项工作。先后建立南腰界4个苏维埃政权，组织起300多人的游击队。红三军政治部在这里得到恢复，党组织在南腰界办起《红军报》，开办了“红军大学”“红军医院”。在南腰界，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专门会议，使持续近3年的“”基本得到制止；在南腰界，长期处于流浪状态的红三军站住了脚，部队得到了休整，物质生活得到改善，战斗情绪和军事技术有相当提高；在南腰界，由黔东地方武装力量发展起来的黔东纵队改编为独立师，红二、六军团胜利会师在此召开会师大会。
在红三军司令部旧址陈列室，我们见到了写于1934年9月15日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
报告》手迹。这份1万多字的《报告》是湘鄂西中央分局系统而详尽的珍贵文献。在红三军司令部旧址陈列室，我们见到了中国最小的红军战士、贺满姑之子向轩的寝室，见到了贺龙挑灯夜战用过的油灯，“抚摸”了当年红军用过的毛毯碎片和红军战士穿过的破烂不堪的军衣。行走在南腰界集镇用青石板铺就的红军街上，当年红军战士书写的“共产党十大政纲”“红军不拉夫不筹饷”等宣传标语仍清晰可见，红军大学、红三军宣传队、红三军司号排、红三军没收委员会、红三军油印办公室、红三军传令兵住址等依然保存完好。行走在当年红军住过的村寨，我们见到了红军医院和南腰界乡苏维埃政府旧址；在“红二、六军团贺龙同志办公处”，一位慈祥的大妈撬开贺龙当年办公室的地下暗道，见证了战争年代那异常艰难的岁月。
在南腰界红三军司令部旧址背后，有一块小空地，空地中央建有一座“红军烈士墓”。烈士墓规模不大，石碑正面镌刻着“红军烈士墓”五个大字，反面墓碑上记载着烈士墓的修建缘由。我仔细阅读着依稀可辨的墓碑上的文字：“……前赴后继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牺牲了……我们敬爱的□□带领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员……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捍卫了……我们要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继承他们的革命遗志发扬他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烈士墓立于1968年1月30日，落款是：“南腰界革命人民”。读着读着，我有些纳闷。杨胜学给我们讲述了修建红军烈士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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