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第4期总第136期
Jul.2021No.4Serial.136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
THE JOURNAL OF HARBIN COMMITTEE SCHOOL OF THE CCP 收稿日期：2021-03-22
作者简介：申丽华（1962-），女，山东日照人，副教授；冯天雨（1994-），男，河南新乡人，硕士研究生。
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下简称《状况》）一书，以大量亲身经历与实际考察材料为理论依据，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以及工人阶级体形成、发展及演变历程进行翔实论析，生动阐述了系统丰富的城市生态思想。当前学术界针对恩格斯《状况》的研究大多从城市空间正义、阶级分化与对立、工业化演进历程的视角出发，对该著作中城市生态思想的解读尚不充分。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综合建设的攻坚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深化期和工业结构绿转型的关键期，深入剖析恩格斯《状况》中的城市生态思想，既能够为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协同推进提供更为强大的智力支持，也能够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科学演进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多效发展打下扎实牢 固的理论基础。
一、资本主义早期工业化城市生态问题的多维表现
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产业革命至恩格斯创作《状况》之时，已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作为这场划时代变革的发源地，此时的英国已基本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这一生产阶段的历史性过渡。尽管国内生产能力在该段演进历程中获得了飞跃式的进步，但随之共生的城市生态问题也在人口、空间、居住环境等多个层面日趋凸显。 （一）产业方式变革对城市生态环境的渐进式影响
城市生态环境演变的实质意义在于人与自然
恩格斯城市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为例
申丽华1，冯天雨2
（1.哈尔滨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150086；2.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为恩格斯早期城市生态思想的标志性著作，立足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
实考量和对资产阶级本质属性的历史剖析，从人口集聚、工业生产、空间规划、阶级分区等多个层面的直接表现加以展开，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极端逐利性、生产发展的阶段局限性以及资本权利的建构强化等因素，系统翔实地阐述了英国早期工业化中的城市生态问题。研究吸取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城市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及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人本化城市空间建设、城市空间布局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与技术的高效变革、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有机调节都具有划时代性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恩格斯；城市生态思想；城镇化中图分类号：A811；X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21）04-0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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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互式作用过程。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交互创造的辩证统一关系。人类通过主体实践活动对自然进行连续性的利用与改造，以客体存在的自然便会以信息回溯的形式，将客体自身的质态内容混同主体能动性，释放其中所凝结的主体本质力量反馈给人类，使总体意义上的主体本质力量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作用与规定。而产业革命可算作人与自然交互演进中阶段性剧烈运动的集中爆发。基于这场生产变革所产生的人口、工业等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该时期的英国同样承担着绵长深远的城市生态恶化这一自然对于人的渐进式消极作用。
1.产业革命大生产背景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交互演进，使英国的城市人口得以空前增长。产业方式的剧烈变革，突出表现为生产工具的重大革新。以工业蒸汽机的发明及改进为标志，英国工业化早期的劳动生产率获得了划时代性的提升，并随之引起了工业原材料与成品的价格降低及购入需求的增多。而商品需求的扩大必然带来以人力规模为主要标志的生产规模的扩大。此时，工厂主便会以更高的薪资价格，吸引远在乡下世代从事传统农业、手工业的农村居民，将他们大批量地投入机器大工业的生产之中。
恩格斯指出，工业集聚必然带来人口的不断集中。在该过程中，资本家多会选择把工厂建于自然资源丰富且交通便利的乡村地区。为了使工人尽快投入生产过程，他们必定被安置于工厂的最近区域。生产规模一再扩充之下工人数量的持续增长，使农村工业区逐渐成为完整的村镇。为满足镇内居民的基本需要，会有相关从业者陆续在此聚集，从业者的衍生需要进一步吸引了渐趋繁多的门类从业者。村镇青年人口所构成的工业后备军让劳动力价格变得低廉，更多的工厂在此建立，由此村镇变成了小城市。地理、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优势的日趋凸显，又会使得相应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更加突飞猛进。简言之，工业的集聚是资本、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的集中与优化，而这一过程也正是驱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现实过程。因此，城镇化本质上是生产力高度发展下的必然结果，是与工业化协同推进的演变过程。英
国早期工业化正是在“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合和扩张”［1］之下，极大地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并促进了人口的高度集聚，同时也为工业化之初严重缺乏环境治理举措的英国埋下了重大的城市生态隐患。
2.英国早期工业化发展的多重需要，造成城市环境的多元污染。英国早期工业化纵然依靠对水力、蒸汽力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高效应用划时代地发展了国内生产水平，但困于生产条件及主体认知的局限性，在大气、河流等多个方面对城市生态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性影响。
在工业化初期，英国主要依靠水力作为机械动力为其工业发展提供动能。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也需要大量的水来充当冷却剂，工业原料的用途以及水路运输的需求都让水资源变得不可或缺，所以此时英国的工厂多为倚河而建。恩格斯曾就曼彻斯特的工业区位布局概括指出：“几乎所有的厂房都是沿着贯串全城的三条河流和各种运河建立起来的。”［2］328作为工业革命发端城市的曼彻斯特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工业排布更是可见一斑。此外，便于工业废弃物的排放同样是傍河建厂的重要动机之一，这也构成了英国水资源大面积破坏的直接原因。“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段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2］320。由于这些废料中“往往含有铅、碱、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3］，因此英国的大多数工业城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河流污染，且影响范围极为深广。而煤烟灼烧等因素所酿成的空气污染也是英国城市生态破坏的重要表现。恩格斯指出，作为工业革命时期驱动英国工业高速发展的头号能源，煤炭的广泛使用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巨量的碳酸气体。“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德里的地面上，消耗着极大量的氧气”［2］380-381，从而持续形成了大范围、高浓度的煤烟型污染。再之，该工业阶段下的英国由于缺乏系统的公共卫生管理，导致生活垃圾、废水随意倾倒，横行全城。这些城市生活废弃物，连同河流中掺杂的工业排泄物的分解与挥发，在对公共环境造成整体性破坏的同时，更是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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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污染了英国工业城市的大气环境。
（二）趋利性城市空间布局背后的结构性生态弊端
整体意义上的城市空间布局，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总体质量，其中，以工业区与居民区的区位分布以及二者的空间关系最为典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体地位的趋于稳固，其生产关系的私利性质也逐渐凸显。在从事国土开发与空间规划之时，资产阶级仅以本阶级的生产效益、商业利益及居住权益最大化为直接动机，完全罔顾对于城市生态与工人居住环境的消极意义，导致结构性的城市生态问题一再加剧。
工业化初期英国的结构性城市生态问题，首要体现在趋利性国土空间开发下，兼具密集性与杂乱性布局特征的城市建筑体系所造成的城市空气质量的深层损坏。就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言，工厂的区位选址多将围绕水力、手工作坊与自然资源分布作为先决条件，且为了尽可能地提升工人的上工效率，工人生活区必定要紧邻工厂而建。水、土地、矿产等自然要素，其内在固有的自在生成性决定了其空间排布的不规则性，而工业从业者为实现其主观生产目的所进行的生产活动，自然会将“自然要素”的这一性质人为地加以放大，其结果无疑是城市空间布局的庞杂与纷乱。这就首先从工业建筑的层面奠定了英国城市空间分布的紊乱性。
再者，城市居住空间资本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引发了区域性的建筑与人口密度激增。资产阶级受物质利益与市场竞争的驱使，借助于资本运作将城市中最具有利润增殖空间的区域逐一进行清理与整合，而后无限制地建造商业住宅，吸引更多的投机商与资本家于此集聚，从而直接导致了城市建筑空间的高度密集性。“一堆一堆的建筑物密密麻麻地集在一起，到处是一条条的街道、胡同、死胡同和大杂院，愈接近市中心，就愈是挤在一起，愈是乱七八糟”［2］336。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业城市中本就存在多来源化的空气污染，加之高密度与无章法的建筑形式对空气自然流通所造成的巨大阻碍，最终必定会极大程度地破坏城市空气质量，进而对城市居民造成以罹患慢性呼吸道疾病、急性肠道感染病等一系列相关病症为突出表现的身体健康质量的严重损害。“伦敦的特别是伦敦工人区的坏空气，最能助长的发展，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容憔悴的人，就足以证明这一点”［2］382。
工业化初期英国结构性城市生态问题，同样体现在不同阶级之间居住区位的鲜明分异与严格阻绝。资产阶级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其城市居住的环境权益，通过城市生态污染转嫁、城市公共资源的掠夺式占有等方式，使城市居住区位呈现出鲜明的分异性。如上所述，英国工人阶级多居住于紧邻工厂的住宅区，或是中心城区中最没有资本增殖价值的区域。尽管居住于同一城区，但为了使工业污染的生态后果不致对资产阶级的城居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不同阶级的建筑分布会严格地进行区隔。恩格斯在《状况》中对曼彻斯特的阶级区位也进行过生动描述，其中心城区构成一个多环同心圆，由内而外依次是核心商业区、工人区和资产阶级区，且由圆心延伸出的多条呈射线状分布的商店会有意识地将工人区加以掩盖。其中，
资产阶级居于“空气流通的高地上，——在新鲜的对健康有益的乡村空气里，在华丽舒适的住宅里”［2］327，远离工业城市中生产活动的几近所有生产弊端；而工人阶级则居于“整个城市中最肮脏和建筑得最糟的部分”［2］321，被迫承受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城市多源生态破坏的全部后果。“资本主义不断进行的城市居住空间生产带来的是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和断裂，在这一过程中，城市雇佣工人的居住权利被资本的空间权力所压榨和边缘化”［4］。资产阶级在城市居住空间的划分与选择上，借助将其资本权利持续转换为空间权利，从而现实地塑造出城市居住空间样态的二元对立，即生态权益绝对享有与环境权利充分剥夺的阶级环境分异状态。
（三）工人居住环境问题及对其身心健康的恶劣影响
作为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劳动人口的主力军，工人阶级的城市居住环境质量直接代表了城市生态环境的整体状况，但城市空间建设的无限趋利性与公共卫生管理投入力度的异常缺乏，让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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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吸收了多重城市环境污染的工人体，更深刻地承受着几近全部的城市环境损害结果。
1.资本工业化所导致的深重生态破坏与空间资本化所造成的城市生态后果的强制分配，使工人的城居环
境质量降至最低限度。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地产利润，土地所有者利用其产业资本大肆提升地价，迫使中心城区的工人住宅连续贬值直至被迫拆除，以便于其修建更多的商业住宅。当然其中也不乏资本集聚尚不充分的中小资产阶级，在环境奇差的工人生活区偷工减料地建造数量繁多的劣质工人住宅。工人或是宿于核心区里为数不多的、质量极为低劣的公共住房之中，在机器大工业的浪潮之下伴随着无数工人的不断涌入，忍受着贫困人口的高度集中和室内环境的愈发恶劣。“在这些地方差不多每走一步都可以遇到破旧的、空气不流通的、好几层的、没有自来水的、半坍塌的房子所形成的大杂院或死胡同……在一个房间里，不能说安插了，而简直是塞进了15个到20个人”［2］318；抑或是住在工厂邻近区最阴暗、狭窄、密闭、潮湿、肮脏的残次房屋内，任由城市及室内环境的多源污染对自身进行无情侵蚀与损害。“几乎到处都是破烂的装置得很坏的窗和门，而且是多么肮脏！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脏东西和废弃物，死水洼代替了水沟，仅仅是臭气就足以使稍微有点文化气息的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里住”［2］332。受工业污染的无止尽加剧、城市环境条件的掠夺式享有以及人口密度的指数式上升的综合影响，此时英国工人的室内环境状况必然不断突破人类的可承受底线。
2.基本公共卫生管理的高度匮乏，尤其是基本公共卫生设施的配备奇缺，持续迫害着工人肉体与精神的健康生长。针对该状况，恩格斯曾进行过专门的数据统计，仅曼彻斯特一城的近七千所住宅，“其中2565所急需在内部加以粉刷，960所没有及时地做过必要的修理，939所没有足够的污水沟，1435所是潮湿的，452所通风不良，2221所没有厕所”［2］346-347。这些数字，尤其是其背后所映射的工人城居室内环境质量的极端低劣，不可谓不触目惊心。
人类通过自我新陈代谢，即以自身生产与再生产为典型代表的生产活动，构成了人与自然之间交互构建与生成的物质变换过程，该过程“在生态意义上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双向交换过程”［5］。其中，围绕城居环境展开的基本公共卫生设施，是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良性运行的重要中介物。这一物质媒介的极度匮乏，则必将导致城市废弃物与排泄物的不当处理，进而引发以疫病蔓延、道德滑坡等为集中体现的，自然对人类日常生产活动的反作用。恩格斯在《状况》中曾多次重申与强调忽视公共卫生管理这一恶劣状况，以及该主体行为对城市居民尤其是工人阶级肉体与精神健全所造成的深远危害性：“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2］306-307，“水只有到公用的水龙头那里去取；取水的困难自然在各方面都促进了肮脏的传播”［2］316，“在这些住宅里，只有那些日益退化的、在肉体上已经堕落的、失去人性的、在智力上和道德上已经沦为禽兽的人们才会感到舒适而有乐趣”［2］345。基本公共卫生设施配备的极度短缺，不仅映射出工业化早期英国对工业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生态与社会影响的无比漠视，还借由对工人肉体和精神的无底线摧残，充分显示出工人城居生态环境内核的极端劣质性。
二、导致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城市生态问题的多层次原因
城市生态环境既然是主体实践根本作用基础上人与自然交互影响的辩证统一过程，那么城市生态问题归根结底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结合工业革命具体展开的历史时期来看，英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生态问题，主要可归结为生产关系的内在本质、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以及阶级关系的强化等三个层
面。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极端私利性构成城市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现实物质运动过程。马克思指出，在该过程中基于不同目的与需要的主体行为，将决定人与自然双向作用的具体样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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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有的极端逐利本性，将资本逻辑和主体至上观念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主体生产行为的思维导向，从而使该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实践活动以牺牲城市生态环境与工人阶级居住环境为代价推动工业的高速发展，进而引发了城市整体生态破坏的无限加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与占有绝大多数人与自然利益所呈现出的极端逐利性，暗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即资本逻辑的短视性与盲目性。以私有化为核心运转机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将资本逻辑奉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原则，社会内部的全体要素均被等量代换为可供生产、流通、交换与消费的一般商品。从劳动力到自然资源，从城市居住空间到城市生态环境，都不再是满足人类美好生活需要的必需要素，而成为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必需之品。在物化观念的强烈诱导之下，个体在从事工业生产的过程中纯粹将有用性作为对待一切事物的具体处理原则，而对符合事物本质的多方面实际价
值全然罔顾。纵观英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效用主义观念深刻引导资本家阶级无视万物的生态效益，把符合经济需求的自然要素一概纳入工业生产当中，一度为城市生态环境带来无以复加的功能性破坏与结构性污染。
此外，资本逻辑也促进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肆意蔓延，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主体生态破坏行为的思想基础。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机械论自然观引导下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在为英国工业进步提供强大技术驱动力的同时，也促使机械论自然观逐渐发展至顶峰。二者交互作用之下所形成的“技术万能论”思想，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们认为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便能够对自然界进行绝对支配与控制，主体能动性作用被一味加以夸大。而资本逻辑更是驱使人类滋生了从最直接物质利益出发，无视自然界规律，将一切自然事物进行商品化、资本化处理的利益至上原则。加之在该时期影响深远的笛卡尔主客二分论对主体能动性的过分突出，最终诞生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该观念将人类视为宇宙的绝对统治者，人所享有的至高权力使人可以对自然予取予求，不计后果。主体至上思维的渐趋盛行，让人们对工业生产活动所造成的负面生态影响更加无所忌惮，城市生态破坏行为的发生率得以跨越性的提升。
资本物质逻辑与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极致私利性的鲜明表现形式，直接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从事工业生产、资本积累等活动的根本行为方式。恩格斯指出，这使资本家阶级“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6］，也就是说，他们无视主体活动所造成的自然与社
会的长远影响，单纯将个人利益的无限制满足作为生产实践的根本出发点，从而在城市环境条件的绝对占据中，在无产阶级城市生态利益的连续剥夺中，迎来以城市生态无休止破坏为典型代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持续激化。
（二）资本主义的生产阶段性决定了城市生态问题的历史必然性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所发展而发展不足的阶段局限性，构成了城市生态破坏的历史必然性。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阶段局限性的首要方面，体现在观念上层建筑的构建尚未成熟。它具体表现为主体认识能力、生态法律制定与空间布局规划等三个层面。其一，19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初步确立，尽管凸显为工业实力显著增强的社会生产力获得跃进式提升，但个体认识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不协调与不同步性，因此主体生产实践还具有相当程度的非预见性。从业者在进行工农业生产的过程中，对主体生产活动在城市空间、生态环境等方面所造成的长远影响缺乏科学客观的分析与认识，无数个体失当环境行为的日渐累积，则必定引发大范围、高渗透的城市生态污染。其二，尽管在产业变革的强力驱动下英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并未有系统完备的城市生态法律措施与之遥相呼应。若想行之有效地落实城市生态管治，仅靠个别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无异于杯水车薪。这就需要政府来不断完善地区的生态法律体系，清晰明确地对从业者的社会环境责任作出规定，使其生产实践活动被合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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