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葛利高里形象矛盾性的发展的过程
葛利高里是肖洛霍夫的史诗巨著《静静的顿河》的中心主人公，他的性格的矛盾性是在急剧动荡的年代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中形成并逐步加深的。他的矛盾性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其性格形成发展中是贯彻始终的。首先它表现在葛利高里对真理的追求和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上，葛利高里抱着尽军人天职的思想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到底为什么打仗？他却不明白。与贾兰沙的相识，在他思想上引起了深刻的变化。贾兰沙对沙皇政府的揭露，对革命思想的宣传使葛利高里“思想觉醒了”，用他的话说“是个有仇恨的人啦”，他在皇亲贵族视察医院时所表现的大不恭就是明证。然而获得乔治勋章后，受到家人和同村人的谄媚和尊敬，“渐渐地把贾兰沙在他心中种下的真理的种子给毁灭掉”。再回到前线去的时候，就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种“培养了一生的哥萨克气质又战胜了伟大的人类真理”。虽然他得到了一大串的十字勋章，但是“他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欢笑了。然而正直善良的天性又没有完全泯灭，这就加深了他性格的矛盾性，这一矛盾性随着斗争的深入愈来愈尖锐，以至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结局。 十月革命的爆发，使葛利高里转向布尔什维克，但是哥萨克军官伊兹瓦林关于“顿河自治”的思
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哥萨克的偏见有所抬头，相信哥萨克应该建立自己的政权、制度。这时他又遇到彼得捷尔柯夫，革命思想的影响使他懂得了必须建立人民政权才能消灭剥削、压迫，消灭战争。在“经过短短的动摇以后，从前的真理又在他心里占了上风”，葛利高里在战斗中作战英勇，并担任了指挥。此时革命的真理在他心中仅仅是占上风，但并没有扎下根来，当波得捷尔柯夫不经审判杀俘虏时，开始怀疑自己所走的是不是那条应走的路。从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于红军的“不仁道”使他对布尔什维克失掉了信任，实际上是伊兹瓦林的思想抬头，也就是说是他的哥萨克的偏见又占了上风，葛利高里思想的反复是他性格的两面性决定的，是其性格在尖锐激烈的斗争年代的反映。
哥萨克的加深了葛利高里的矛盾，虽然最初他是被风暴卷进去的，是不自觉参加的，但他的哥萨克偏见最终战胜了真理，他把战争的罪过全部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庄稼佬的政权，是来抢夺哥萨克的土地和利益”。于是“葛利高里渐渐地憎恨起布尔什维克了”，他决心不妥协地“要和他们斗争，把用哥萨克的血浇灌过的，顿河沿岸的肥沃的土地拼命地从他们脚底下夺回来”。尤其他的哥哥彼得罗的死更加深了他对布尔什维克、对红军的仇恨。为了给哥哥报仇，竟一反常态下令杀俘虏。葛利高里作战凶狠，被任命为顿河叛军师长；但是他的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以自己能指挥这么多人而自豪，感到一种虚荣
的愉快，另一方面心里“又有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和酸涩的痛苦的滋味沉重地翻滚着”，不知道自己率领着这些人去反对什么人，也不知道谁是对的。这一切都说明葛利高里内心充满着矛盾，他自以为“他的道路很清楚了”，实际上在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上愈陷愈深：一方面认为自己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敏感地觉得自己所走的是一条滑向深渊的路；一方面他在战场上疯狂地杀人，帮助叛军制定作战计划，指挥有方，每战必捷，另一方面又陷入内心的矛盾痛苦不能自拔，为了摆脱痛苦，他不断地寻刺激，女人，寻欢乐以求解脱，但这不仅不能够解脱，反而使他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生活对于他来说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他向妻子诉说内心的痛苦：“在整个生活都变成一片漆黑的时候，哪儿还有什么良心可说……你杀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心里一直很难过，难过，血都要流干啦……生活的道路不对头，也许我就是造成这种情况的罪人”。葛利高里内心的痛苦是其矛盾性造成的，是他性格的两面性所造成的矛盾性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的深化和不能统一调和的结果，他的偏见使他选择了一条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他内心的良知又使他感到自己走错了路，而正是这一矛盾使葛利高里这一形象变得更加深刻，更具有典型性。
葛利高里身上有着对真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他所理解的真理不是革命的真理，而是所谓“哥萨克的真理”，他所向往的美好生活也是远离阶级斗争的宗法农民的田园牧
歌式的生活。这就使他既不愿与红军为伍，在白军中又感到自己是个异己者，在国内战争的最后阶段白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他虽然“模模糊糊地想着是不是能使哥萨克讲和”，然而“他的本心也是不能和他们讲和的，但是他再也不愿意保护那些精神和他格格不入的，对他又非常仇视的人”。葛利高里幻想的是走一条脱离阶级斗争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是现实所不允许的，是不可能实现的。这表明葛利高里追求的空幻性，这种不可能实现的第三条道路是他企图解脱自身的矛盾而实际只会加深矛盾的道路，对这第三条道路的追求最终使他走向毁灭。
在对待爱情、婚姻问题上也明显地表现出葛利高里性格的矛盾性，他敢于同哥萨克传统挑战，公开自己与阿克西妮亚的关系，追求热烈真挚的爱情，但又不得不遵从父命，同自己所不爱的富农女儿娜塔莉亚订婚，并打算割断同阿克西妮亚的爱情。他对阿克西妮亚的爱，使他终于同家人闹翻，决心带着阿克西妮亚“一同到库班去，远远地离开这儿”。但是一想到要入伍去尽他的军人天职，一想到土地，就决定“不能离开村子到别的地方去”，于是到了离家不远的地主李斯特尼茨基家中去当马夫。阿克西妮亚委身于李斯特尼茨基使他的爱情遭到挫折，最终回到家中。娜塔莉亚的善良、忠贞，尤其是对孩子们的爱，使他对妻子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然而对阿克西妮亚的爱仍在他心中无法磨灭。对妻子的爱和对情人的爱是一对无法
解决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娜塔莉亚的悲剧，反过来又加深了葛利高里内心的痛苦和性格上的矛盾。
由此可见，过去把葛利高里看成无矛盾的十足反革命，从而否定《静静的领河》和肖洛霍夫，不是实事求是的。
二、葛利高里形象矛盾性的根源
任何事物的矛盾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有它特定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的。葛利高里形象的矛盾性也是有它的根源的。
从客观上说，首先，葛利高里形象的矛盾性有它的历史、时代、社会的根源。葛利高里所经历的时代是俄国社会异常动荡的大变革时代。在短短的十年间就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两次战争，经历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两次革命，葛利高里同俄国其他阶层的人民众一样，被战争和革命从狭小的个人圈子推向了广阔的社会的天地中，去经历社会的变革，在动荡的时代里沉浮。但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绝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九一七年底因为十月革命而在首都失去天堂的科尔尼洛夫、克拉斯诺夫、邓尼金及士官生们，都拥
到了顿河下游，“希望依靠反动的顿河人的支持，妄想从这块土地展开和指导对苏维埃俄罗斯的进攻”。他们勾结外国武装干涉，企图把刚刚诞生的红政权扼杀在摇篮里。时代的矛盾，革命与反革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必然反映在人的身上，葛利高里的矛盾就是时代的矛盾斗争的一种反映，作品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时代的矛盾斗争在葛利高里摇摆性上留下的印痕就是一个证明。
其次，葛利高里的矛盾性有其阶级根源。我们上面说时代的矛盾斗争必然反映在人物身上，形成人物的矛盾，这仅仅是造成葛利高里矛盾性的大前题。而人物所处的特定时代的阶级地位、经济地位才是产生葛利高里矛盾性的根本的原因。作为“顿河哥萨克中农的一种独特的象征”的葛利高里，在作品中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登场的。从第一章里，我们就看到麦列霍夫的家庭是怎样的一个殷实富裕的中农家庭。它不同于鞑靼村的首户富农柯尔叔诺夫家靠剥削发家，也不同干柯晒沃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麦列霍夫家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作为家庭一成员的葛利高里既是劳动者同时又是私有者的身份。列宁在谈到小私有者时是这样说的：“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生活条件使它不能不欺骗自己，并且，必然不自觉地时而倾向资产阶级，时而倾向无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有独立‘路线’的。他们的过去使他们向往资产阶级，他们的未来使他们向往无产阶级。他们的明见使他们倾向后者，
他们的偏见使他们倾向前者。”列宁在这里正确揭示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中农的阶级本质和特点。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之所以经历了几年残酷的国内战争，其中一个原因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表现出动摇性，这一动摇会对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农中的大部分最终摇摆到布尔什维克一边，这是革命最终胜利的原因。但也有一部分从摇摆到毁灭，这是革命之所以反复的原因。葛利高里形象的矛盾性决非纯属个人因素，而是这种小资产阶级两面性和摇摆性的反映，尤其是后一部分人的矛盾性的反映。可见，葛利高里的矛盾性是其阶级地位、经济地位决定的。
再次，葛利高里虽然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但不是一般的中农，而是哥萨克中农。哥萨克是俄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本来是从俄国内地逃出来的农奴，在顿河地区落了户。哥萨克富于独立精神，十分彪悍，性格奔放，酷爱自由，崇尚正义，无所畏惧，比一般农民更有集体感。哥萨克对贵族、农奴主十分仇恨，对他们曾进行过英勇的袭击，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拉辛、布拉文、布加乔夫等都是哥萨克。哥萨克使沙皇政府十分惊恐。为了使哥萨克成为自己的驯服工具，沙皇政府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收买和胁逼，使哥萨克就范。用赏赐土地的办法规定了哥萨克必须服兵役的制度，并用灌输等级偏见和鼓吹军人应尽天职的精神来培养他们必须效忠沙皇的观念，使他们养成看不起俄国农民和工人的
某些优越感和特殊感。在《静静的顿河》中作者通过人物的口说明了这一点：“哥萨克是一个特殊的阶层，是军人，沙皇制度培养成他们爱上司，爱‘首长就是父亲’的习惯……，他们把哥萨克欺骗了三百年。”哥萨克的特殊的经济地位（哥萨克的份地比俄罗斯的中等份地高出五倍，甚至五倍以上），使他们在俄国政治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勇敢、善战、热情奔放，富于反抗精神；另一方面又十分愚昧、保守、落后，而他们的勇敢善战的特点又因为他们的愚忠和偏见而变得十分残酷。由于哥萨克有这样一些特点，列宁指出的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在十月革命空前激化的阶级大搏斗时期的顿河哥萨克中农身上不能不表现得更加尖锐和剧烈。葛利高里的矛盾性就是哥萨克阶层特殊性的反映。
葛利高里矛盾性的主观原因在于他独特的教养和性格。如前所说，葛利高里是生长在顿河沿岸的一个殷实的劳动的哥萨克家庭，哥萨克传统美德的教养和生活环境养成了他勤劳、勇敢、正直、善良的性格。一望无际的富饶的顿河大草原更增强了他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大自然的热爱，大自然的长期陶冶培养了他敏感的天性，热情奔放的感情，对自由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而麦列霍夫家的气质——倔强、不屈服、富于反抗的精神从小也影响着葛利高里。作品从追述麦列霍夫家族的历史开始，几乎以第一章的整章篇幅回忆了葛利高里的祖父普罗柯菲的罗曼史，不能说是没有原因的。正是这种“麦列霍夫”的气质对葛利高里的一生产生了不
可低估的影响，增加了其性格的矛盾性。
葛利高里身上虽然有着许多优点，但他毕竟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哥萨克中农的家庭，小私有者的种种弱点，哥萨克的特殊地位也必然在他身上留下很深的印迹。他的父亲潘苔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以及绝大多数哥萨克对沙皇的效忠、对长官父亲的尊敬，哥萨克的愚昧、保守、狭隘、偏见在葛利高里身上同样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境界虽然有高出普通哥萨克的地方，但他始终逃不出小私有者的圈子；他虽然向往着美好的事物，有对美的追求的一面，但哥萨克的偏见保守性使之不可能有正确的追求。对美的追求同他的哥萨克的保守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造成葛利高里形象的矛盾性。从作品中可以看到葛利高里始终不是一个自觉的反革命者，他是身不由己被历史的洪流所卷入的一叶孤舟，是一只迷途的羔羊，始终不能理解复杂残酷的现实。他最后同知己普罗霍尔说的一段话正说明了这点。他是这样说的：“我总是很羡慕象小李斯特尼茨基和我们家的柯晒沃依这样的人……他们从一开头就什么都清清楚楚，但是我到如今还是什么都胡胡涂涂，他们两个人都有自己的阳关大道、有自己的目的地，可是我从一九一七年起走的就是一条弯路，我象醉汉摇摇晃晃……从白军中间逃出来了，但是也没有靠拢红军，我就象冰窖里的粪球一样漂来漂去……”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认为葛利高里始终不是苏维埃的一个自觉的敌人，人物的悲剧在于他没有能力把握时代的洪流，
不能理解尖锐复杂的现实斗争，在于他走错了路而误入歧途，由于这样他才时常想“逃避开这整个沸腾的仇恨的和难以理解的世界”，才不断地回忆童年时代的生活，才常常幻想着过一种和平宁静的农家生活。作者使葛利高里始终处在内心的反省、痛苦、矛盾之中，这里表现了作者对葛利高里的深切理解和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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