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卷第5期江苏理工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Vo l.27，No.5 Oct.，2021
2021年10月
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其中的每个个体也随着时代化的浪潮不断奔涌向前。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开始促使人们追求美好的精神生活，呈现出对道德文化的更多依赖与需求。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能发现自己被那些无法也不可能摆脱的传统文化所包围着，因此，如何将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加以适当地改造并使之适应现代人的道德文化需求就成为了一个重要且急迫的问题。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仁”又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价值和根本之道，“仁”在何种意义上能够转化为现代人所需要的道德文化？学者韩玉胜试图证明“仁”不同于西方传统道德哲学中基于理性主义假设下所推演出的行为规范，而是与西方当代人文思潮中的关怀伦理、德性伦理等理论前沿具有哲学基础上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现出的是基于行为主体道德情感的关怀伦理，并试图论证儒家的关怀伦理思想可以实现对西方关怀伦理等前沿思潮的超越，其“从根本上提供了一种沟通行为主体自身修养与行为主体外在世界关系的道德桥梁”[1]45，这为我们现代人的道德生活提供了一套富有启发性的方案。 一、关于“仁”与care二者关系展开学术争论的发现与梳理
“关怀伦理”（theethicofcaring）这一理论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是基于当时新一轮女权主义政治运动实践和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实践理性转向的背景而出现的一种新兴伦理思潮。近40多年来，学界围绕“关怀”（care）的概念并聚焦于伦理学的视角展开了深入而又详尽的研究，促进了关怀伦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伴随着
“仁”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现代性的道德资源？
——以《儒家关怀伦理研究》为中心的考察
李习羽1，赵雅男2
（1.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2.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学界曾围绕关怀伦理与儒家伦理的关系展开激烈的讨论，其争论的焦点是儒家的“仁”与关怀伦理中的care是否在哲学基础上具有同一性。其实，关怀伦理学在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就有意识地期待超越女性主义的性别经验，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道德体系。韩玉胜则将儒家伦理建构为基于行为主体道德情感的关怀伦理学，试图从人类普遍道德存在而不是以往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关怀伦理，进而在关怀的框架内系统性地阐释了儒家的关怀伦理思想。在此建构的基础上，既为现代人所亟需的道德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道德资源，又提供了中西方伦理对话中的一个合理切入点。
关键词：关怀伦理；儒家伦理；仁；care汗腺炎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394（2021）05-0001-08
收稿日期：2021-07-14
作者简介：李习羽，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学；赵雅男，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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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与思想对话，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开始关注到产生当代西方的关怀伦理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在哲学基础上是否存在同一性，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与关怀伦理中的核心思想care能否相容，在何种程度上相容等问题。可以说这种汇通比较的视角给予我们一种新的思考，即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与现代关怀理论的对话过程中，我们能否借助现代话语体系对儒家文化中的伦理思想加以重新表述，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造，使之成为现代人所需要的某种道德文化资源，以促进人更好地走向良好的生活。在《儒家关怀伦理研究》一书中，学者韩玉胜即从关怀伦理理论之发生发展、与儒家伦理之比较、儒家关怀伦理之研究这三个方面回答了关怀伦理何以转向对儒家伦理思想的
研究，与儒家思想如何实现对当代关怀理论的超越，以及借助关怀的理论思维构建儒家关怀伦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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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怀伦理的发展及其特征
关怀伦理学的发生是在西方学界中开始展开的，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怀伦理理论的提出与完善。“‘关怀伦理’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提出并由内尔·诺丁斯作出系统阐释。”吉利根认为以往的道德哲学是基于男性视角下的探讨，有着明显的“性别偏好”（gender-preference），因此她提出并建构了基于女性道德经验的关怀伦理学，她将自己这种发现称作“不同的声音”，并认为这是对以往正义伦理的补充。诺丁斯则对吉利根的关怀伦理学做了进一步阐释，她深入考察了关怀的内涵与本质，认为关怀正是走向幸福生活的基本路径。第二个阶段，是不少学者尝试将作为理论的关怀伦理运用到对各种实际伦理问题的解释之中。琼·C·特朗特和萨拉·拉迪克[1]4-5等学者认为关怀伦理学可以运用到政治领域之中，是当代国际关系中构建和平世界的一种路径；Susan Sherwin，karen J.Warren[1]5-6等学者则将关怀运用到医学与生态环境之中，前者认为经由“关怀”的概念，能够为一些充满争议的医疗手段进行辩护，后者则认为我们需要借用女性所具有的关爱品质，来对待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第三个阶段，是近来部分学者开始讨论并尝试超越性别界限的壁垒，试图为“关怀”寻求哲学基础上的辩护，进而更加系统性、严肃性地推进关怀伦理理论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迈克尔·斯洛特教授，他认为关怀的本质是一种“移情”（empathy）的情感，论述了“移情关怀” 在个人以及公共领域中能够成为一种道德基础的可能性，并由此将关怀伦理发展为一种道德情感主义的伦理体系[2]。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关怀伦理学在建构之初，是立足于性别的差异在思考道德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它反思并排斥着西方传统正义理论的适当性，凸显道德的具体情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情感经验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敏锐的察觉到，关怀伦理所具备主要特征与中国儒家伦理中的某些思想不谋而合，关怀伦理与儒家伦理进行比较也由此展开。
（二）关怀伦理与儒家伦理的比较
关怀伦理作为一种新兴且还在不断完善发展的理论，能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之间产生交织，但是由于二者在历史语境、文化经验以及思维特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学者们对关怀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具体存在的关系还尚有争议。
就关怀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而言，最早由华盛顿大学的李晨阳提出，他于1994年发表了名为《儒家“仁”之概念与女性关怀主义伦理学：一种比较研究》的学术论文，并试图证明儒家思想中的“仁”与关怀伦理中的care概念在哲学基础上具有同一性，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这二者的相似性不在于它们对待女性的方式，而在于哲学思维方式的相似，在于道德观点、道德性质、道德基础以及道德实践方式的相似。”[3]因此儒家的伦理思想可以理解为一种关怀伦理学，并进一步认为当代的女性主
义能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进行融合，并孕育出一种新的道德体系。
李晨阳的这种尝试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了学术界就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学界的探讨的视域主要经由李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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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构建的“仁”与care之间的比较展开，就二者是否具有相同哲学基础以及能否进行融合而言，学术界存在着赞成与反对两种声音。赞成的学者以罗世荣、Pang-White、Vrinda Dalmiya等人为代表，他们对李晨阳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让我们看到“仁”与care有着共通性，且“仁”相比于care 有更为丰富道德性内涵，因此儒家伦理在得到更为精致的论证后存在着发展为一种新的女性主义儒学的可能性。反对的学者以丹尼尔·斯塔（Dan-iel Star）、Ranjoo Seodu Herr以及苑莉均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对李晨阳的观点进行了反对与批评，让我们反思到“仁”在走向“礼”的过程中，可能转变为压迫女性的工具，这与关怀伦理的构建初衷与期待效益都背道而驰了。
学者韩玉胜认为，在这些争论之中蕴藏着巨大学术启发。首先，这些争论拓宽了儒家思想中的问题视域，并勾勒出了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可能存在的某些学术关联。其次，当下的学术讨论中许多问题还值得深入阐发，这可以成为系统性探索儒家关怀伦理这一伦理形态的契机。总而言之，从这上述争论
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倾向于承认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之间存在着汇通的可能性，或说我们不可能断然否定这二者之间绝无任何瓜葛，但学界就二者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具体关系却难以达成共识，也未能对儒家伦理在多大程度上视作关怀伦理给出答案，因此系统性地开展儒家关怀伦理的研究思路即得以提出。
（三）儒家关怀伦理的提出与构建
在对关怀伦理的梳理与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对话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的关怀伦理学更加凸显人在具体关系中的特殊需要，进而将关怀主体的道德品质培养放在次要的地位，因此产生了对以往正义理论中的道德法则一定程度的排斥。相比而言，学者韩玉胜认为儒家伦理并不存在关怀主体与个人道德之间的割裂，这就存在儒家伦理实现对西方关怀伦理在理论层面进行超越的可能性。基于上述考虑，韩玉胜试图围绕“关怀”这一核心概念，搭建起儒家思想的伦理形态并对其展开系统性的研究。他将儒家的伦理思想建构为“基于行为主体道德情感的关怀伦理”，[1]42为此他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分析与论证：
第一，儒家伦理以人本关怀为主体向度。韩玉胜首先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了儒家的发生与发展，认为对人的关怀贯穿于儒家思想之中。儒家的创立与“尧舜传说”“殷周之变”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有着重要关联。“尧舜传说”时期的美德传统具有人文精神启蒙的性质，表现为关怀意识的原初发轫，是儒家伦理得以产生的起点。“殷周之变”时期，在思想上呈现出由殷人“神灵之德”的宗教思维向周人“以德配天”
的礼教思维的过渡，这段历史进程进一步开启了人文关怀的风尚。孔子的思想接续了古代的人文传统，缔造了“仁-爱”的儒家关怀伦理，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出了“仁-义”的关怀学说。后来的儒者都秉承着孔孟之道“天地之间人为贵”的价值理念，表现对人自身的关怀，充满对人之生命境界的肯定与期许。
第二，儒家伦理以情感关怀为道德根基。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将实践外在礼制化作内心欲求，融理欲于一体而成为情（人性，即仁）”[4]317，韩玉胜肯定李泽厚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孔子所提出的“仁”其实质是一种人之为人的道德情感，孟子所提出的性善说、四端说、仁政说，也是对道德情感的一种凸显，认为道德是基于人的情感经验的。后代的儒学家更是对人的道德情感进行了更广泛的阐发，将之与天理、良知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发展出了一整套培育、引导、节制情感的修养方法。总的来说，“对于真实道德情感的表达和追求始终是儒家思想关注的一个话题”[1]151，儒家将道德的基础建立在人的道德情感之上，而这种儒家所说的道德情感本质上又是一种情感的关怀，即表现为行为主体要对行为的对象以及外在的世界保持一种道德上的敏感性，要有仁爱之心、要有恻隐之心，不能漠不关心、麻痹不仁。
第三，儒家伦理以差序关怀为展开模式。韩玉胜认为基于行为主体道德情感的儒家伦理通过一种“差序格局”[5]30的方式呈现出来，它经由行为主体的道德情感而有层次地向外不断推衍，具体而言表现为“亲亲、爱人、惜物的波浪式‘差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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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模式”[1]167。“亲亲”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怀方式，其包含了“孝”、“悌”两种关系，即对父母的孝顺与对兄妹之间的友爱；“爱人”是指运用“推己及人”的方式，将关怀向外延伸出去，如将“孝”的情感推衍出去对待上级与长辈，将“悌”的情感推衍出去对待同辈和晚辈；“惜物”则表现为儒家由人之间的关爱延伸到对自然界的关怀，最终达到“成己成物”的和乐境界。总之，“亲亲、爱人、惜物”的逻辑结构是儒家关怀伦理的整体格局，代表着儒家伦理的重点关注对象，除此此外，儒家还在涉及对弱势体、乡村教化等其它领域的关怀。
第四，儒家伦理追求终极关怀的价值实现。“终极关怀”一词泛指人对世界以及人生根本问题的认知与理解，而儒家的思想中有着鲜明的终极关怀取向，如止于至善的人生追求、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天下大同的共同理想等等。韩玉胜以儒家“德福一致”的终极关怀为例，结合了康德、牟宗三、杨泽波[1]204-206对“德福一致”理论的阐释，认为儒家的终极关怀实际是一种基于人文主义的道德方案，它更强调的是精神层面的道德幸福。基于行为主体道德情感的儒家关怀伦理，在道德实践中表现为修己、尽性、推衍，在价值层面则追求这种终极关怀的实现。
总之，韩玉胜试图超越关怀伦理学立足于道德情境的女性主义视角，从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以及近来情
感主义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灵感，发展出一种基于行为主体和主体道德情感的独具特的儒家关怀伦理学。
二、儒家关怀伦理：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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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儒家关怀伦理”的提出与建构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韩玉胜的儒家关怀伦理的思想内涵进行一个总体上的把握。其主要包含三个部分：首先，儒家关怀伦理以儒家思想中的关怀思想为关注主题，是借助了西方“关怀”（caring）的相关理论来系统性地考察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资源；其次，儒家关怀伦理是基于人的道德情感在思考问题，质言之，它有着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构建
方式；再次，儒家关怀伦理凸显了行为主体的重要性，相较于西方的关怀理论，其以人本关怀为主要特征。那么这种新的理论形态能为我们提供何种思考，其本身有何意义呢？笔者认为儒家关怀伦理理论的意义也可以从关注主题、构建方式以及其主要特征这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儒家关怀伦理的言说主题实现了从自然关怀进入价值关怀的系统性思考。“自然关怀”是指一种原初的道德感觉，其特点是不需要诉诸道德上的价值判断与深层次的伦理考虑，直接表现为行为主体对他人施以关怀、关爱，如母亲对孩童的关怀那样。传统的西方关怀伦理即是建立在“自然关怀”上而发展出的一套理论，流露出对女性道德经验的强调与对“义务论”等规则理论的排斥。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存在超越自然关怀的伦理思考维度，表现出道德生活中的价值选择与偏好，体现为独特的价值
关怀。韩玉胜即从价值论的层面深度分析了儒家道德思想中的“关怀”概念，认为儒家的关怀伦理思想在其“道德历史发展、道德境遇抉择以及道德实践操作”[1]209中都表现出一种价值关怀。
在道德历史发展的层面，儒家经由对“生生之德”的推崇，使个体自觉地追求积极向善的道德目标，进而产生担当道德义务的意识。儒家的“生生之德”是对《周易》中所讲的变易、恒生等核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将生生不息的品质运用到“个人该怎样生活”等道德问题之中的话语表达。儒家所提倡的关怀伦理，即蕴含着将个人的仁爱之心生生不息地向外推衍出去的道德模式，呈现出不断进取的积极性。儒家人本关怀中对人的肯定态度，又进一步要求着个体将天地之间的生生之德自觉的导向人世间的道德要求，并致力于追求人性中良善的一面，最终在道德责任意识上表现为勇于担当“亲亲”所要求的的家庭责任、“爱人”所要求的的社会责任以及“惜物”所要求的关爱自然万物的责任，从而达到“赞天地之化育”的理想状态。
在道德境遇抉择的层面，儒家通过“王霸之辩”“亲亲互隐”“重义轻利”三种常见道德情境的探讨，凸显了儒家关怀中的价值立场。“王霸之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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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质是道德力量与强权实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儒家思想中更重视君主的道德人格，强调君王要真
正的关怀民众，而非用强权压迫百姓，有着“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等关怀价值主张。“亲亲相隐”的实质则指向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之间的张力，儒家对舜“窃负而逃”（舜隐瞒自己父亲瞽叟杀人，并背着自己的父亲逃跑）的情况表示理解与肯定，反映出儒家在情感关怀与理性秩序的冲突中，认为情感关怀更重要的价值判断。“重义轻利”是儒家对道德品质与现实利益之间孰重孰轻的回答，儒家运用关怀的气息来设计理想的社会模式，期待构建一种充满情谊礼仪而非利益争夺的社会秩序，呈现出儒家在政治叙事中的关怀价值。
结核菌抗体在道德实践操作的层面，儒家认为个体在践行的过程中要有机结合自我关怀与体关怀、物质关怀与精神关怀、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等关系，如儒家关怀伦伦理中所蕴含的自我与他者是一种水融的状态，因为个体的生存发展和价值的实现都依赖于体性的社会生活，因此一个人在对个人关怀基础上，还要争取做到“得志，泽加于民”“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体性关怀。这些在道德实践过程中内在于主体行为中的关怀结构，一方面呈现了关怀所具有的多元结构，另一方面也突显了儒家关怀伦理深层次的价值指向。
第二，儒家关怀伦理的建构方式呈现了从情感伦理的视角探讨儒家思想的可能性。总的来看，韩玉胜从两个方面回答了儒家的关怀伦理思想能否还原到一种情感基础上这一问题：首先，是儒家思想中对情感的理解问题；其次，是儒家所提倡的情感关怀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被理解为其道德体系根基的问题。
在儒家的文化语境中，“情感”这个词并不直接出现，因为“情”和“感”在中国古代汉语中都是单音节词，可以独立表达一种内涵。就“情”字而言，在儒家文化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论语·子路》里说“上好文，则民莫不敢服；上好信，则民莫不敢用情”，《孟子·告子上》讲“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荀子·正名》曰：“情者，性之质也”。儒家的“情”主要是指人性中普遍可靠的“真情”，向内表现为人之为人的本质，向外则表现为一种道德情感。而“感”字在儒家思想中则主要指主体通过真诚的情感与外在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为代表。结合前孔子所提倡的仁爱精神，孟子所讲的性善说、仁政说等，儒家所理解的道德情感，即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每个人都普遍具有的情感关怀，它要求行为主体对外在世界要保持一种仁爱之心、恻隐之心的道德敏感性。
在此基础上，儒家将情感关怀作为了其道德体系的出发点，并将道德认知、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评价等都置于人的普遍性的关怀情感之上。在道德认知上，儒家主要认为情感关怀既与个人的价值实现相关，也与整个社会走向和谐美好相关。个人通过“尽性”的方式，充分弘扬人性中的仁爱之情，并将人本真的、自然的关怀情感向外推衍出去，就能在“尽人性”的基础上“尽物之性”，进而促进社会之美好发展。在道德行为上，儒家认为外在的规范与秩序需要诉诸于人内在的普遍性的真实道德情感，缺乏仁爱内涵的道德规范难以发挥实际的作用，因此儒家主张“仁”是外在“礼”制的内在情感支撑，无论是国家层面礼乐规章，还是日常生活中的祭祀、丧葬等礼仪都要符合人之真实情感的流露，质言之，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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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秩序应该是人们情感交流的一种手段。在道德评价上，儒家将一个人的道德水平以及生命境界与个人的情感体验建立起了联系，质言之，对某人的道德评价与某人呈现情感的能力直接相关。儒家认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拥有的是一种“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的道德情感，因为这种中和的情感则保证了“仁”的情感关怀能够一直良性的得到践行，它既要求关怀的主体要控制自己内在的情欲以防止为所欲的情况出现，为又要求不要将道德情感泛滥的使用，以防止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境。
第三，儒家关怀伦理的主要特征打通了与当下社会生活对话的契机。上个世纪末，不少理论家开始反思基于理性主义假设的传统道德哲学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尤其是片面强调行动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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