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五四以来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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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粘土稳定剂
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世界医学气功学会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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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布里渊散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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