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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传奇》2022年第28期
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来帮助我。“生前预嘱”入法，是否会让死亡更有尊严？
选择与尊严
“生前预嘱”是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按照“生前预嘱”制度规定，如果病人立下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走完余生。
业内人士普遍的共识是“生前预嘱”在国内的推广要追溯到2006年。北京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副会长周大力回忆，当时好友罗点点（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组织了一次聚会，会上他们提出“生前预嘱”“不插管”等新名词，几个好友一拍即合，成立了“不插管俱乐部”。 一天，罗点点在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的英文文件。它允许人们在健康清醒的时刻，通过“生前预嘱”来选择自己在生命末期要或不要接受哪种医疗照顾的方式。
“不插管俱乐部”成立没多久，他们建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人们在意识清醒的时候，在网站上签署“生前预嘱”。
根据“五个愿望”文本，他们邀请中国法律、临床、心理专家参与修订，最终确定了中国版本的“我的五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来帮助我。
2013年，经过北京市民政局审查批准，正式成立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但推广起来并非易事，“选择与尊严”网站注册人数并不多。
生态系统理论 签署后怎么执行也是问题。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王瑛在与医生的交流中了解到，医生不愿推广“生前预嘱”，最大的麻烦是如果他们按照签署人的意愿执行了，一旦有一个子女不同意，就会给医院带来医疗纠纷。医院往往为了避免“麻烦”会尊重子女的意愿，而不是患者最初写下的“五个愿望”。
在这样的前提下，“生前预嘱”入法的呼声日益强烈。王瑛说：“‘生前预嘱’虽已在民间推广多年，但一直缺乏法律保障。入法的话，医院会有更大的底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医疗纠纷。”
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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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到2016年，多位代表委员与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展开交流，连续数年提案，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推广“生前预嘱”和建立政府指导下的生前预嘱注册中心，并在现有医疗制度中提供现代安宁缓和医疗服务。
与北京、江苏等地的试水相比，深圳则实现了弯道超车。2020年，在深圳市卫健委的支持下，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医生李瑛任首任会长。 李瑛记得，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成立之初，卫健委给他们定了两个任务：第一个是推广，把“生前预嘱”、安宁疗护的理念推广到深圳市的千家万户，人人知晓;第二个就是把它推向立法，让法律来保障签署人的意愿得到执行，同时也能保障医疗从业人员的安全问题。
2021年，由深圳市卫健委法规处牵头，联合深圳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专家一起，将“生前预嘱”写入《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草案提交到市人大。
今年6月23日，在經过广泛征求意见后，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生前预嘱”第一次被写进了条例中。
是“尊严死”，不是“安乐死”
“生前预嘱”入法，随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但相关的质疑声也存在。“生前预嘱”会不会导致病人过早放弃？是否会因此错过抢救时机？如何确保“生前预嘱”是患者的真实意愿？“生前预嘱”会不会被恶意利用？是不是“安乐死”？
山坡羊潼关怀古赏析 7月5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举行法规解读会。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林正茂回应说，关于患者是否处于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期，是由医疗机构作出医学判断，并非由患者个人或家属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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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患者“生前预嘱”意愿的真实性，深圳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对“生前预嘱”的形式和方式都作出明确要求：内容上必须要有真实的意思表示;形式上要求有公证或者经两名以上见证人见证，见证人不能是参与的医疗卫生人员;还要求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来确保患者意愿的真实性。土楼公社
对于“生前预嘱”就是“安乐死”的质疑，李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生前预嘱”带来的是“尊严死”，它不同于“安乐死”。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放弃抢救和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让死亡既不提前也不拖后，而是自然来临。在这个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尊重本人意愿，“尊严死”不把挽救生命作为首选，而是将无痛、无惧、无憾地离世作为目标，让“生死两相憾”变成“生死两相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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