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卷第2期2021年4月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41, No. 2Apr. 2021
文章编号：2095 -4654(2021)02 -0079 -04
张健萍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书牍文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体，可真实再现人际交往的文化生态。唐前书牍文载录了诸多交 往中所提及的丧葬礼俗，为研究唐前丧葬文化提供了文献资料。通过对唐前书牍文所载丧葬文化
的梳理发现，汉魏时期书牍文中薄葬礼俗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书牍文进行吊唁成为一种新的吊 丧方式。该类文化现象，极少有学者对此关注。本文力图从纵向把握唐前书牍中丧葬礼俗文化的
动态变化及其突出特征，并深入挖掘其文学、文化意义。
关键词：唐前书牍文；丧葬；薄葬；礼俗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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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葬起源于“灵魂不死”的观念，原始人相信人 死只是去往了另一个世界，生者必须侍奉好亡者。
《荀子》中云:“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 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 [1]意为侍奉死者 要如同生者，其实质是为了达到安灵之目的。因“灵
魂不死” “事亡如存”和“安灵”观念，衍生出丧葬相 关的活动。丧葬在周代之时就已形成严格的礼制， 随之出现了《周礼》《仪礼》和《礼记》等书籍，专门记
载丧葬活动中的各项礼仪规范。“三礼”为丧葬礼 仪奠定了基础，其中所载录的五服制度、丧期、祭奠
等具体礼仪、程序为后世丧葬活动提供了典范。
书牍文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载体，在丧葬活动
中承担因无法临场而以书吊唁的礼仪功能。其还记 载了交往中所关涉的诸多丧葬礼俗，目前学术界并 未对书牍文中著录的丧葬礼俗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唐前书牍文中丧葬礼俗文献的梳理，深 入挖掘其文学、文化意义。
一、唐前书牍文中“以书吊丧”礼俗书牍文在春秋到战国由公牍性质向私人使用转 化。赵树功认为该时期厂尺牍开始了由’公牍文’
向人与人之间交流的'私书'过渡……”⑵此时的书 牍文中，仅零星记录一些丧葬礼俗。韩凭妻何氏遗
书提及的夫妻合葬礼俗,《搜神记》云厂韩凭自杀,
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 带。”⑶宋康王见何氏貌美将其抢夺霸占，后韩凭与
双江口何氏相继自杀。其妻何氏的绝笔书信《遗书于带》 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 葬。”[4]（P1河该书牍以诚恳的口吻，请求宋康王能让
二人尸体合葬。汉代书牍文的丧葬相关书写数量相 较于前代增多，如:《报任少卿书》《重报苏武书》《与
弟盛书》《与王匡书》……其中，一些书牍文提及了 具体的丧仪。如侏穆《与刘伯宗绝交书》厂昔我为 丰令，足下不遭母忧乎？亲解鯛経，来入丰 寺。”⑸（P85）其中飞至”指古代丧服上的麻带子。该封
书牍文是朱穆写给刘伯宗的绝交信，言母亲刚过世, 刘伯宗就脱下丧服拜见为官的朱穆。违反以服表丧
的传统礼制，从而刻画出刘伯宗不顾丧礼礼节，追名
求利的小人形象。杨惮《报孙会宗书》云厂夫人情
路桥农村合作银行收稿日期:2020 - 11 -14
基金项目：2020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唐前书牍文研究”（CYS20233
）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总第41卷
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故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⑹提到为君王、父亲送终，服丧三年的丧葬礼制。还有《与弟盛书》：“生不供养，死不饭含……”其中“饭含”是古代的丧仪的一种。人死之后，将珠、玉、谷物、钱放入死者口中的礼俗。刘向《说苑》云:“天子含实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巩，士以贝，庶人以谷实。”［?］“饭含”之目的是不忍死者空露其口，希望亲人在阴间过上富足的生活。三国时期书牍中的丧葬书写，其篇幅变长，与丧葬的相关性增强。女口：曹操的《与荀域书追伤郭嘉》曰厂今表增其子满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⑻在郭嘉逝世后，曹操“表增其子”以表伤悼。该书牍文不同于前代书信中仅是提及丧葬相关的礼仪，而是以书牍专门追伤、悼念死者。此外还有，王澹的《与从叔征南将军昶书》:“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⑷⑻25?）这封书信主要内容是想要迎接母亲灵柩改葬，以表孝道的丧葬礼俗。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牍文所涉及的范围、对象、内容等进一步拓宽。就如姜涛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信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不仅作家作品大大增多，而且书信的内容和形式也有长足的发展。”⑼书牍文成为丧葬中不能临场哀悼，而遣使所赠“吊丧”的礼仪载体，“以书吊丧”成为丧葬活动中的一种礼俗。在殓葬逝者之前，会通知亲朋好友前来吊唁，一般携带财物助丧，而无法参加吊唁的人会遣使者赠送财物。在晋代，未能临场吊唁的人不仅仅赠物助丧，还遣使者附赠书信以表吊唁。因此，书牍文因吊唁他人的实际需要，被丧葬礼仪纳入其中。就如鄱文倩所认为厂文本作为一种语言形态被有意识的纳入到礼仪之中，固然有其具体实用的交流需要……”a】书牍文因吊祭的实际需要被纳入丧葬礼仪中，形成了一种丧葬礼俗。女口：陆云的《吊陈永长书》其一云：“无因展告，望企鳗咽，财遣表唁，悲猥不次。云顿首……”［⑴其四曰：“令遣吏并进薄祭，不得临哀，追赠切裂，幸损至念。书重不知所言o，，［11］（P1307）陆云在该书牍中得“无因展告”“财遣表唁”“遣吏并进薄祭”“追赠切裂”等言辞，明确表明因无法前往吊祭，而遣送钱财赠书以吊唁。陆云的《吊陈永长书》是尺牍文学史上第一次用五封书信形成的一组吊丧书牍，具有重要的文学、文化意义。其每封书牍都表达了作者悲痛欲绝之情，如厂早丧俊德，酷痛甚痛，奈何!”“凶问卒至，痛心摧剥，奈何奈何！想念笃性，哀悼切裂，当可堪言。”“附心痛楚，肝怀如割，奈何奈何！岂况至性，何可为心。临书鳗塞，投笔伤情。”“至心不叙，东望贵舍，雨泪沾襟。”“追想遗规，不去心目，悠悠无期，哀至优裂，不知何言。可以言知，酷楚而己。”［⑴（PM）就五封吊丧书信的内容而言，前两封表达对陈永长逝世的无限悲痛；后三封书牍夸赞陈永长的品性才华，并表达对其死亡的无限惋惜与悲痛之情。到了南朝
时，简文帝创作了《吊道澄法师亡书》，在该书牍文中云：“承尊师昨夜涅，甚深悲怛。法师志业淹明，道风淳素，戒珠莹净，福翼该圆，加以识见冥通，心解远察，记落雨而必然，称黑牛而匪谬，服膺者无远近，蒙益者兼道俗。”“宜应共相策勉，弘遵旧业，使道场无断，利益不坠。所磁物辄如法供养，奈何奈何o，，［4］（R3013）在此吊唁书牍文中，先夸赞道澄法师的人格品行，再表达悲痛之情，并且表明“磁物辄如法供养”。还有《吊震法师亡书》《吊僧正京法师亡书》等，这些书牍文不仅记载了吊唁赠物以助丧，其本身更是无法临场而遣吏赠书牍祭奠的丧葬礼俗的呈现。
食蚜斑腹蝇
二、唐前书牍文中的“薄葬”礼俗
整数规划
丧葬与原始人“灵魂不死”观念有重大关系，有学者就认为:u既然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有知，人们又不惜重金厚葬去换得死后的富足与安宁，生者无愧，死者欣慰。在这种观念和心理影响下，厚葬便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习尚，并久盛不衰。”［12］用厚葬换取安宁。还有孔子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⑶儒家丧葬观念，让人认为厚葬是“礼”“孝”等的具体体现。因此，厚葬成了社会上的一种风尚。但是，在唐前书牍文中记载了诸多的“薄葬”礼俗。薄葬顾名思义，是与厚葬相对的，体现在对丧服、守丧期间、陪葬器物等各个方面的简化。 汉武帝时期杨王孙的《与祁侯缙他书》:“盖闻古之圣王，缘人情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也。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
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⑷该书牍文强烈的批判厚葬的害处,“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其认为厚葬引发了互相攀比的风气，陪葬的财务腐烂与地下，不利于死者，更危害生者。“昔帝尧之葬也，竅木为犊，葛菖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臭。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杨王孙以道家提倡回归自然和尧践行简葬为例证，主张裸葬。其践行裸葬观，赵咨评价其曰：“王孙裸葬，墨
2021年第2期张健萍：唐前书牍文中丧葬礼俗研究
夷露骸，皆达于性理，贵于速变。”⑸⑻315）对于王孙、墨夷的裸葬，赵咨是持有赞赏的态度。
三国时期，郝昭诫其子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汝必敛以时服。且人生有处所，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4］（P125?）郝昭是曹魏时期的将军，其在书信中说:“我多次挖掘坟墓取其中的木材作为攻战的器具，又知道厚葬对死者没有益处。”所以其要求其子操办后事，要以时服殓之，不可厚葬。在六朝时期，韦夏在《戒子世康等》书牍文云：“昔士安以遽滕除束体，王孙以布囊绕尸，二贤高达，非庸才能继。吾死之日，可敛旧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车载柩，坟高四尺，坑深一丈。其余烦杂，悉无用也。朝晡奠食，于事弥烦，吾不能顿绝汝辈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荐素蔬，勿设牲牢。亲友欲以物吊
祭者，并不得为受。吾常恐临终恍惚，故以此言预戒汝辈。瞑目之日，勿违吾志也。”⑷（出908）韦夏在书牍文称赞士安、王孙为贤人，充分肯定二人的薄葬行为。其用书牍文告诫儿子，死后要以旧衣收殓，不可新造寿衣。棺椁足以放下尸体即可，发丧使用牛车，坟高坑深均不可过度。繁杂事物均可免除，并且强调亲友吊祭的礼品也不可收取。后其卒于家，武帝遣使者吊祭，騰贝冒有加。韦夏儿子等人都遵从遗书中所要求的薄葬要求。
丧葬礼制中有明确的规定，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丧服与丧期有相应的服装与期限。《礼记》云:“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谓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U5］《仪礼》中提出子为父母、妻子为丈夫、臣为君王均是守丧三年。袁昂的《答服问书》云：“窃闻礼由恩断，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绸，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倾乾荫，资敬未奉，过庭莫承，藐藐冲年，未达朱紫。从兄提养训教，示以义方……，，［4］（P2681）袁昂幼孤，为被其兄抚养长大，其兄过世，于是制服守丧，哀毁过礼，而守丧三年。该书牍文是袁昂向周围之人诧异为兄守丧三年违背礼制而写的一份书信，其可看出袁昂出于真情的目的对丧葬礼仪的违背。挚虞在《答杜预书》曰厂唐称遏密，殷云谅暗，各举事以为名，非即葬有殊降周室以来，谓之丧服。丧服者，以服表丧。今帝者一日万机，太子监抚之重，以宜夺礼，葬讫除服，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争哉!”⑷（P19。5）其认为丧服只是表丧的工具，应该变通制定礼。挚虞主张太子“以宜夺礼，葬讫除服”而不用尊崇周代以来的厚葬久丧的丧葬礼制，应当因
时而变，视情况而灵活变通。又有裴松之的《答何承天书论次孙持重礼》：“礼，嫡不传重，传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孙，本无三年之道。若应为服后，次孙宜为丧主，终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o，，［4］（P2526）在回复何承天的书信中，也对丧礼中的丧服制度进行了讨论。
在丧期内是不可婚嫁的，《礼记》曰:“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15］（?4）郑注:“故谓父母之丧。”提及了女子因父母死亡而守丧，而造成婚期延后三年的情况。无论女子、男子在丧期内都是不可婚嫁的，但在唐前书牍文中记载了在丧期内仍然成婚的情况，这是对传统厚葬的反叛，也是薄葬的体现。女口：会稽王司马道子的《与王彪之书》东海王来月欲迎妃，而女身有大功服，此于常礼，当是有疑。但先拜时，大礼已交，且拜时本意，亦欲通如此之阂耳。不得同之初婚，固当在于可通。”⑷（P"55）其中“大功服”是五服之一。在《仪礼・丧服》云：“大功布衰裳，牡麻经，无受者：女子子之长疡、中疡。”U6］按照丧礼规定大功服是要服丧九个月。东海王所要迎娶的王妃身着大功服，而司马道子认为这虽有违背丧葬礼制。但是，大礼、拜时已成，可适当变通。在王彪回赠《答会稽王书》云:“女有大功服，若初婚者，礼例无许；既已拜时，犹复不同。昔中朝许侍中等曾议此事，以为拜时不应以丧为疑，倚傍经礼，甚有理据，谈者多谓是。殿下可视而量之。”［4］（P15?8）王彪在回信中认为，虽在丧期，但已行拜礼。可适当变通礼制，拜时不应当因为丧仪产生怀疑。以上，殓葬、守丧期限的简化以及丧期内成婚的适当变通，都是唐前书牍文中所著录的薄葬礼俗。
89c51
三、唐前书牍文丧葬礼俗的文化意蕴
丧葬蕴含“慎终追远”“事死如生”等礼制文化，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唐前书牍文记载了丰富的丧葬礼俗，探究唐前书牍文中的丧葬礼俗，有利于深入挖掘其文学、文化意蕴。
书牍文是一种礼仪性文体，在社会人际关系中承担重要的交际功能。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其:“辞若对面”［⑺意谓书牍文在交流中的直接性、实用性。在晋代，书牍文成为了不能临场悼唁而衍生出的一种吊丧文体。这种文体融丧葬礼制、人情世俗和文学于一体。女口：陆士龙的《吊陈伯华书》其二:“昔与大君，分义款笃。弥隆之爱，恩加兄弟。凭此烈好，要以始卒。何图大君独先早世，远闻讣问，若丧四体，拊心恸楚，肝心如割，奈何奈何！岂况至
性，当何可言。今遣吏恭集薄祭，不得临丧，以叙悲苦。计往人到贵舍之日，挥涕而已。投笔歔欷。”⑷（P2049）其以书牍文吊唁陈伯华并且奉上祭品，做到了丧葬礼仪。其次，将书牍文这种文体作为丧葬礼仪的一种承载物，去完成人情交往。此外，该书牍文的写作极具文学性。全文以四言为主，骈散结合，以时间叙述为线索，表达其伤痛之情。文中多用感叹之词，给读者营造感伤悲叹之情感语境。《答晋安王叙南康简王薨书》这封书牍亦是如此，其云：“南康兄器宇冲贵，风神英挺。魏之中山，徒闻退让；晋之扶风，虽号师范。用今方昔，若吞梦云。”“志异双鸾之集，遽切四鸟之悲。松茂柏悦，夙昔欢捋；芝焚蕙叹，今用呜咽。”⑷®°47）该书牍是南朝梁元帝给晋安王的回信，开篇先
夸赞南康简王器宇轩昂等，最后抒发对南康简王逝世的悲痛之情。该书牍文写作，对偶工整，措辞清丽，文学性极强。
丧葬属于过渡礼仪中的一种，外国学者认为葬礼:“其目的是将亡者聚合入亡者世界。”U8]在“灵魂不死”观念主导下，丧礼中设置吊唁环节，一是对亡者的告别，将其聚合入另一个世界；二是对生者的安慰，给予死者的亲朋好友精神慰藉。丧礼中的吊唁之人要哀泣不止，才能达到“尽哀”“安灵”之目的。因此，唐前丧葬礼俗相关的书牍文中多见“悲”“哭”等哭丧之辞。如:“临纸号哽”“沾巾拭袂”“甚深悲怛”“痛心割裂”“挥涕而已”等。越悲越能表达对死者死亡的悲痛之情，更能安慰死者的灵魂。丧葬活动中的吊丧更是对生者的安慰，生者指亡者相关的亲朋好友。女口《与约法师书悼周舍》云厂以充蔬僧一饭，法师与周，情期契阔，非止恒交，览物存旧，弥当楚切。痛矣如何！往矣奈何，弟子沈约和南。”⑷（出116）沈约向法师悼念周舍，尺牍中叙述法师与周舍的深情厚谊，亡后法师览物伤怀，极其悲痛。其写信之目的是安慰生者法师，给予心理、精神的鼓励。还有唐前书牍文中所记载的赠送“薄祭”以助丧，更是对生者的物质上的帮助。“以书牍吊丧”是丧葬活动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其也是对生者的安慰。有学者认为:“丧俗是生存者的镇定剂或麻醉药，它给生者以面对现实的勇气和胆量，继续活下去并重复上一代的生命认知。”网用书牍文吊丧或是以书牍向他人悼念亡者，是一种对亡者以及生者的慰藉。
唐前书牍文中“薄葬”礼俗，是对传统丧葬礼制的反叛与挑战。丧葬与亲人联系在一起，厚葬久丧就被
看做“孝”的标志。《孝经》云:“孝子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状，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即认为要做到“丧则致其哀”才为“孝”。在丧葬活动中，表现为厚葬久丧。汉代杨王孙的《与祁侯缙他书》是对厚葬观触底式的反弹：其提倡“裸葬”，有矫枉过正之感，但其看到了厚葬的危害，是难得可贵的。郝昭的诫子书、韦夏的《戒子世康等》等书牍提倡“薄葬”是从“种'的实用主义之角度出发，抨击、反叛厚葬礼制。韦夏在书牍文云:“昔士安以遽滕除束体，王孙以布囊绕尸，二贤高达，非庸才能继。”⑷（出908）明确看出其与士安、杨王孙所倡的薄葬观一致，均是出于实用主义之观点，而倡导薄葬。
先秦到魏晋南北朝诸多人都洞察了厚葬的弊端，提出薄葬的主张。墨子曰：“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如其认为久丧，对天下产生了不利影响。再到汉文帝，其驾崩之际下遗诏，诏曰：“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丧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班固汉书[14]（P132~133）其也是从现实的角度反对厚葬重服，认为厚葬“破业”，不利于社会、百姓的发展与生活。在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遗令:“天下尚未……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无葬金玉珍宝。”⑷（P1068）曹操对于丧葬，要求“殓以时服”“无葬金玉珍宝”其原因是天下未，从现实的因素出发，提倡薄葬。此丧葬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子曹丕也践行薄葬。韩国河认为：“曹操、曹丕的薄葬在曹魏之时及西晋一朝，
是有一定影响的……”⑵]此后的晋宣帝司马懿提倡:“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在两晋时期，统治者贵族尚薄葬的记载不乏其例，这种薄葬观念的丧葬礼俗在唐前书牍文中有颇多记载。在这种薄葬礼俗的背后，彰显出的是当时的人出于现实的、实用等目的对传统丧葬礼制之厚葬发起的反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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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茜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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