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
作者：黄道炫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的错误向来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军事决策失误的标本。不过，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考察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场时，或可发现，中共军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实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运动战到防御战的转变也不仅仅出自中共军事决策者的主观意旨。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战役最引起注目。正是此战之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战略大转移。长期以来，广昌战役被作为中共中央错误军事路线的标本，其失败被认为鲜明地指示着中共总体战略的失误。本文将对广昌战役及其背景做尝试性复原，以加深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共总体军事策略的理解。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在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
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时期。
由于福建事变的影响，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的“清剿”，至少被耽搁了两个月时间，即便如此，外围“围剿”时间也已超出了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前后两个多月)。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极其缓慢、谨慎的行动方式，清楚地体现出其持久消耗的新“围剿”策略，这也给中共的应对提出了重大难题。①
雅信cat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初期和中期的战略指导中，中共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对运动战方针高度重视，并在战略上坚持予以贯彻。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中央提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② 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③ 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 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④ 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⑤ 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⑥ 10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次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⑦“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⑧ 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
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⑨ 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⑩“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11) 项英更明确警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学习。”(12) 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道：“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别多。”(13)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对中共中央有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地作战；或者为避免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应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ddc(14) 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15) 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
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16)
不过，共产国际与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果，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由于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17) 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道：“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8) 林彪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19) apnic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作了系统批评的遵义会议有关文件虽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认
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20) 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但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对此深感无奈，不无急躁地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21) 同样，湘赣红军在初期作战中遵照外线作战的原则向萍乡、宁冈等地出击，也因该地“碉堡纵横，是湘军重兵驻屯的纵深地区，战场狭小，运动战机会很少”而遭失败。(22) 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很难觅到战机，战斗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23) 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24)
面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改变，红军当然不应一成不变。其实，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在解释红军挺出闽东南地区攻打漳州的原因时就指出：“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
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25) 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部署。这和其原先的诱敌深入战术恰成对比，可谓兵无常形的最好注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更明确地总结了苏区时期红军在不同阶段战略战术的可能变化：“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26) 所以，他强调指出：“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27)
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像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这与其一贯的军事谋略是相吻合的。(28) 宋希濂回忆，1934年9月顾祝同曾对他谈道：“共军所占地
区有限，他们的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都很缺乏。如我军不再失利，他们一定不能持久下去。委员长过去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共军扩展的范围愈大，我军兵力就愈难以对付。”(29) 双方的战略巨擘可谓相见略同。不过，对于中共当时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准备破釜沉舟。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敌人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也在情理中。(30) 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31) 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32)
当提出外线作战的思想时，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个大棋盘上考虑的，此可谓深得运动战之精髓；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然也坚持运动战原则，但在当时形势下
苏区内部的运动战因游击性流动性的缩小，事实上已难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不过，即便如此，也应承认中共中央还是在力图贯彻运动战的原则，遵义会议决议谈道：“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33) 在内线利用敌人前进实施突击以消灭敌人毕竟是当时条件下运动战的两种形式之一，这一形式主要体现就是“短促突击”战术。
二 “短促突击”战术
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选择、运用“短促突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反“围剿”作战初期，由项英代主席的中革军委曾尝试到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顶出去打，力争主动，其攻击方向主要为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试图在此调动国民党军实施歼灭战，以打击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保持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破坏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这一战法，与第四次反“围剿”中首创的在苏区外围进行大兵团伏击的思路可谓一脉相承。中革军委期望：“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步骤就更要小心了，那么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
他决战。”(34) 这一点，其实在红军将领中也有相当共识，林彪、在战役开始前夕建议：“敌人采用逐步延伸的办法，首先完成在永高泰克斯(丰)吉(水)间之封锁线，然后再移其兵力，进行永(丰)555集成块乐(安)封锁线……在此情况下，如我军仍在现地不动，则有使敌封锁线完成可能，故我们意见，应以我们的行动调动敌人，以寻求击敌机会，以破坏敌封锁计划，我们除以一部正面钳制外，余应到北线敌人之后方翼侧及间隙中活动。”(35)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红军相继展开硝石、浒湾等战役，并取得一定成果。硝石战役通过运动作战截断国民党军一部，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其“七十九师在硝石吃亏”，(36) 但这一作战方针遇到的难题也很明显。由于国民党军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对防御工事的特别重视，红军进入国民党军控制区域后，处处受制，不仅难以调动对方，自身后路还常有被切断之虞。时任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谈道：“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37)
在难以顶出去打，又希望坚守苏维埃现有区域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在苏区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人们普遍认为，“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38)“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39) 被认为推行了消极防御政策的李德和项英都明确指
出，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40)“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41) 国民党军在广昌战役后也总结道：“匪每欲以碉楼线，袭留我主力于正面，利用其重兵，袭击我之侧背。”(42) 小红叶此处谈及的战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最多的“短促突击”战术。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人，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43) 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44) 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人于堡垒之外，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敌人实施包围、速决歼灭；“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45) 这一战术包含了当时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
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在实践中得到运用。1933年10月中旬，项英就硝石战役发出指示：“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46) 11月底，项英再次提到，“对敌各个部队不大于一师(的)，给以短促迅速的突击……要避免与敌人的兵力过早开始决战。”(47) 周恩来、朱德则在致林彪、电中，就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指示：“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绝对不应正面强攻。”(48) 12月22日，周恩来、朱德又致电红军指挥员，强调红军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侧翼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49) 11月27日，“短促突击”已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明确写道：“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50) 此时，“短促突击”战术在实战中运用已较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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