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20-06-20
作者简介：王百岁（1968-），男，甘肃西和人，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博士，陇南文史研究中心主任。基金项目：2020年甘肃省高校科研创新基金项目“陇南石窟中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研究”（2020A-275）、2018年陇南市旅发委横向科研项目“陇南文化与旅游融合研究”（18lnlf02）、2018年陇南市旅发委横向科研项目“陇南市旅游资源调查”（18lnlf03）、2019年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省秦巴山特困片区文化旅游产业扶贫发展研究”（19YB1158）阶段性成果 ①“仇夷”即今仇池山，见赵逵夫《仇生·仇维·仇池山》，《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40-41页。“起城”即今天水市秦安县。 美国农业部
位于甘肃省西和县石峡镇的八峰崖石窟究竟开凿于何时、由谁开凿，迄今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八峰崖石窟极有可能为北魏统治下的仇池氐族杨氏政权所开凿。迄今尚未到仇池杨氏与八峰崖石窟之间关系直接的、确凿的证据，因而在现有证据条件下，凡贸然做出所谓“八峰崖石窟无疑就是仇池国杨氏所开凿”之类结论或直接认为“八峰崖石窟就是由仇池国杨氏所开凿”的，其实都是靠不住的。代远年湮，沧海桑田，从现存塑像与壁画根本看不出初始窟龛与造像的痕迹，现存最早的窟龛与造像也已经是宋元以后的，大部分是明清或以后的。所以本文不从造像本身去进行年代推演，兹提出以下几条理由进行论证。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关于仇池山、仇池国及在八峰崖
开窟造像可能性的探讨
西和一带历史悠久，[1]135-138地理位置重要，文化底蕴深厚。据《路史》载：“太昊伏羲氏……生于仇夷，①长于起城。”[2]73“《禹贡》定天下为九州，西和属雍、梁二州之地。商汤之际，已有氐羌民族息居。”[3]123“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更元五年（前316），秦灭蜀，拓地千里，其地入秦，首置武都邑。”[4]43-44“西汉分全国为十三州刺史部， 分辖郡国及县、邑道、侯国。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西南夷后，从白马氐聚居区析置武都郡，此为西和置郡之始。”[3]123蜀汉诸葛亮北伐时多次经过陇南（西和）。[5]911-931甘肃省西和县大桥镇仇池山（八峰崖石窟的南面）是仇池国的发祥地和仇池氐人的活动中心之一。[6]193-198据《魏书》载：“仇池方百里，因以为号，四面斗绝，高七里余，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7]卷101,2227-2233由此可见，仇池山的地位和影响力非同一般。正所谓“仇池山本身就是一处积淀深厚的文化符号”。[8]6严耕望先生有云：“仇池山为中古时代文人向望之避世胜地。”[9]序言关于佛教最先传入西和及八峰崖石窟始凿年代问题，康熙三十六年（1697）《西和县新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西和县志》、民国三十六年（1947）《重修西和县志》均无载。[11]1-487西和县志编纂委员会《西和县志》载：“佛教何时传入本县，尚无确切记载。但从西和法镜寺佛教造型推知，最迟也
在北魏时期……唐朝时，佛教在本县就很盛行。”[3]732“明代以前窟龛建造已臻完善。”[3]733由此可知，佛教最早传入西和及在西和境内开窟造像，当不晚于北魏。唐代大诗人杜甫于肃宗乾元二年（759）从关中经秦州（今天水），过成州同谷（今成县）至剑南（主要指今天四川省），路过西和石峡时写了一首《石龛》诗。[12]2297《石龛》是否针对八峰崖
八峰崖石窟与仇池国
王百岁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陇南文史研究中心；甘肃成县742500）
摘要：八峰崖石窟与仇池国或有一定关联。北魏统治仇池时期正好是北魏统治者信仰佛教、开窟造像的高
潮时期。八峰崖石窟的开凿或是北魏空前崇佛、开窟造像之风扩展至陇南地区及仇池氐族杨氏政权信仰佛教、开窟造像的重要事件。北魏统治仇池时期在八峰崖开窟造像是很有可能的。民间传说仇池氐族首领杨茂搜曾在八峰崖开窟造像。关于仇池氐族杨氏最早于北魏时期在八峰崖开窟造像尚有若干旁证。
关键词：八峰崖石窟；北魏佛教；仇池国；仇池佛教中图分类号：K87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51（2020）02-0026-08
2020年10月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Oct.，2020第40卷第4期
Journal of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Vol.40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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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而作，颇有争议。陈贻焮先生认为，石龛只是指“自秦州到同谷途中经过之处，不可确指”。[13]56不过笔者持肯定态度，[14]88，[15]156理由之一是《石龛》诗中所描述的景观符合当地环境的实际情况，唐代与今天没有太大变化；理由之二是今天石峡镇政府所在地是杜甫前往同谷的必经之地，而八峰崖石窟是当地当时一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且杜甫也有佛教情缘，[16],[17]42-46,119趁便前往自在情理之中；理由之三是八峰崖与仇池山相距很近，而杜甫《秦州杂诗》中“万古仇池穴”诗句证明，杜甫对仇池山心驰神往已久；理由之四是战乱中忧国忧民、颠沛流离的杜甫不可能对一个抽象的石龛
作一首诗，寄托忧思，石龛一定是具体有所指的。刘雁翔先生在做了详细的梳理和论证后明确说：“杜甫所咏石龛就是八峰崖石窟。”
[18]141-150
关于杜甫的《石龛》诗，清
乾隆三十九年邱大英撰《西和县志》卷一“古迹寺庙”一目下“养马城”条有云：“县东南一百里飞龙峡下，晋氐酋杨飞龙据此。又唐天宝之乱，杜甫隐居其地。”
[11]403
养马城就在八峰崖山下不远处，
既然杜甫曾在养马城隐居，那么说明他曾住在八峰崖下，《石龛》诗就是他针对八峰崖而写的，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在中央电视台2006年播放的《探索·发现》栏目《甘肃古事：石龛悬疑》节目中，长期致力于古代文献与家乡史地研究的赵逵夫先生亦认为，“杜甫写的《石龛》，是指现在的八峰崖（石窟），（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那么由这一点就说明，这个八峰崖（石龛）是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有了的”。事实上，多数相关学者已形成共识，认为《石龛》写的就是八峰崖石窟。[19]265-271,[20]
188,[21]101,[22]35-36,[23]243,[24],[25]44-51,[26]65-73
消费税暂行条例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在
唐代以前，八峰崖就已开窟造像并有了相当的佛事活动基础和规模。
仇池杨氏族人名字中带有“佛”字的情况也能从一个角度印证仇池统治者笃信佛教、因地制宜地在八峰崖开窟造像的可能性。仇池杨氏政权成员杨宋奴二子分别取名佛奴、佛狗。据《宋书》载：
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奔逃关中，苻坚以佛奴为右将军，佛狗为抚夷护军，后以女妻佛奴
子定，以定为尚书、领军将军。[27]卷98，
2404，[28]37
《魏书》亦载：
宋奴之死，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坚，坚以女妻佛奴子定，拜为尚书、领军。……佛狗子盛，先为监国，守仇池，乃统事，自号征西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谥定为武王。[7]卷101,2228
以上两则材料说明，杨佛奴、杨佛狗逃奔苻坚，被授以官职、委以重任。另外，“氐帅”杨佛嵩名字中
亦有“佛”字。据《晋书》载：
太元十九年，……封征虏绪为晋王，征西硕德为陇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纬、齐难、杨佛嵩等并为公侯，其余封爵各有差。[29]卷117,2976
又据《资治通鉴》载：
氐帅杨佛嵩叛，奔后秦，杨佺期、赵睦追之，九月，丙戌，败佛嵩于潼关。后秦将姚崇救佛嵩，败晋兵，赵睦死。[30]卷108,3410
以上两则材料说明，杨佛嵩叛晋投后秦。“佛奴”“佛狗”“佛嵩”的取名当与氐杨崇佛有关，可以证明仇池杨氏族人是虔诚的佛教徒。
《魏书》又载：
时彩族“太延五年，世祖遣尚书贺多罗使凉州，且观虚实。以牧键虽称藩致贡，而内多乖悖，于是亲征之。诏公卿为书让之曰：‘王外从正朔，内不舍僭，罪一也……北托叛奴，南引仇池，凭援谷军，提絜为奸，罪七也……’”[7]卷99,2207《续高僧传》
空中舞星
载：“释僧朗，凉州人。魏虏攻凉，城民素少，乃
逼斥道人用充军旅。队别兼之，及轒所拟。举城
图2寺湾里古代寺院遗址（孙晓峰提供）
图1麦积山石窟第76窟内景北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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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中路共叛……七日达于仇池。又至梁汉，出于荆州，不测其终。”[31]646下栏-647上栏由此两则材料可知，仇池政权与北凉政权有一定交往，而北凉是五凉中佛教最盛者。且北魏灭北凉时有一批僧人经仇池南下到达刘宋境内，或有停留于今陇南西和者。
二、北魏统治仇池时期正好是北魏统治者
信仰佛教、开窟造像的高潮时期
魏晋以来，由于封建统治阶层崇信佛教，当时处于战争灾难和统治阶级压迫下的广大劳动人民幻想从佛教中寻求脱离苦海之道，因而形成了佛教盛行的土壤。北魏建立以来，佛教在魏晋以降广泛传布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北魏孝文帝时，由于实行了旨在加强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策，北魏的国
力和经济都进一步强化和繁荣，文化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反映最突出的是佛教艺术的进一步兴起。北魏从道武帝时期起，皇帝就笃信并大力提倡佛教。太武帝初期也是非常崇信佛教的，后来一是因为受到了政治和道教的影响，二是因为佛教自身发展太过，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影响、冲击了世俗政权（皇权），太武帝于是决心灭佛，遂给佛教以沉重打击。但是，佛经已经在中国社会生根，正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打击和高压的佛教，经文成帝复法后，发展得更猛。文成帝时，“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金”。[7]卷114,3036“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7]卷114,3037经过献文帝再到冯太后和孝文帝，佛教进入快速、稳步发展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冯太后和孝文帝都大力推行政策，孝文帝迁都洛阳，更加便利了佛教及石窟艺术向中原、周边和南方传播，而且使得佛教的发展更加自觉、广泛、成熟、稳健。
在孝文帝太和十三年（489）以前，无论佛像的样式和服饰，还基本上保持着两晋、十六国时期的一些特点，面型、服装还带有一些犍陀罗或秣菟罗地区造像的某些特，可见外来的佛教艺术对我国佛教艺术的早期作品有着一些较明显的影响。但随着佛教的进一步弘扬和深入，特别是经过孝文帝的一系列政策后，反映在佛教艺术领域里的造像，都逐渐地由原来的古朴雄健趋于清俊秀丽，服饰也由原来的印度或西域式逐渐地演变成汉民族形式。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北魏政策的推行。
由于北魏统治者极力推行政策，当时平城、洛阳等地新创的一种具有汉民族传统特点的新的形式，必然也随之向北方各地流传，麦积山石窟北魏景明时期的一一五窟和接近此时的一一四窟等窟内的造像，正是处于这个变化时期的作品，既以原来的形式为主，也开始出现了变化，比起洛阳龙门石窟同一时期的宾阳中洞的造像来，其变化的成分还远远不够。这也说明了从当时先进地区传来的新的艺术形式在这里要盛行总会有一个过程。从景明以后到北魏灭亡的二十余年，麦积山石窟的晚期造像，不仅从数量上大大地超过了前期，在技巧上也进入了比较成熟的时期。当时的艺匠们进一步将外来的艺术和我们民族传统技术糅和，大胆地进行了改革和再创造而达到了高度的成就。[32]73-74前秦和后秦对于佛教的弘扬，为北魏统治仇池时期大兴佛教创造了有利条件。后秦姚兴曾进攻仇池政权，[29]卷117,2975-2990史书所载进攻仇池的路线、仇池山及其周围环境恰与今天的实际路线和方位（含八峰崖石窟）吻合。后秦姚兴大兴佛教，亦必然影响到仇池国境内。
“在我国石窟艺术的发展中，北魏和隋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阶段。”[33]725北魏是中国佛教发展和佛教石窟开凿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朝代。北魏统治者“对佛教极力地推崇和宣扬，……建寺立塔，开窟凿像，蔚然成风。朝廷上下，竞相争造”。[32]59北魏统治者笃信佛教且在云冈、龙门、麦积山等地大量开窟造像。
宿白先生说：
大约从太和十八年（494年）北魏迁洛以来的二十年间，北中国好像兴起了一个“石窟热”，许多地方官跟着皇室也在地方上开凿起石窟来了。根据现存资料，我们初步统计一下：洛阳龙门最早的纪年铭记是太和十九年（495年）；辽宁义县万佛堂最早的是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巩县大约开凿于景明中（500~503年）；炳灵、麦积开始虽早，但现存北魏铭记，前者最早是延昌二年（513年），后者是景明三年（502年）。此外，庆阳寺沟石窟是永平二年（509年）；泾川王家沟石窟是永平三年（510年）。除了响堂、天龙兴凿较晚，北中国一些重要石窟和次要石窟，大都开始兴建或继续兴建于495～513年这一阶段。这一阶段正是北魏迁洛初期，统治集团还有力量控制老百姓的时期，过了这个阶段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北魏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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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没有新建石窟地点的实力了。[34]37
阎文儒先生也指出：
北魏太和年中，鲜卑统治集团为了加速北魏政权的封建化过程，加强镇压中原人民，实行了政策。反映到石窟艺术上，以云冈、龙门为中心，无论何种形象，都采取了汉族形式的衣饰。由北魏首都平城、洛阳向外发展，西至秦陇、河西各石窟，南至巴蜀，东北至营州（义县万佛堂），东南至青、徐（云门山至驼山）都受到了影响。这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大变化。根据这样的发展
道路，全国最大的石窟，如莫高窟、麦积崖、炳灵寺、寺沟等石窟北朝中期后的造像，完全可以说受到云冈、龙门造像的影响。北朝末年，四川广元千佛崖第七十二窟的佛、菩萨等造像，与甘肃天水麦积崖中晚期的造像风格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可以说，四川地区早期的石窟造像是受到麦积崖、炳灵寺石窟造像影响的。[35]11
以上两则材料提供了有关八峰崖石窟的两个重要信息：第一，正是在北魏时期，尤其是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由于、迁都、移风易俗、封建化、民族融合等原因，开窟造像之风从云冈、龙门向中原北方其他广大地区（含今陇南市一带）扩展；第二，四川地区早期石窟与造像正是受到了麦积山、炳灵寺石窟造像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经由今陇南市一带途径的传播而实现的。这也是今陇南（西和）一带开窟造像较早的历史、地理、宗教、艺术理论根据之一。
“麦积山石窟现存窟龛共一九四个，分别为后秦（或西秦）、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代开窟或修缮。其中属于北魏时期开凿的窟龛就达八十九个，几乎占全部窟龛的二分之一。”[32]60
另一方面，“自杨驹居仇池开国至杨永安亡国，其间凡五国，三十三主，约三百八十余年”。仇池五国包括前仇池国（296～371）、后仇池国（386～442）、武都国（443～477）、武兴国（478～553）、阴平国（479～580）等。[6]176-198仇池国总是介于南、北方政权之间，对双方皆时服时叛、时战时和。曾较长时期臣服于北魏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受其影响。
在北魏与宋、齐等国争夺或保护仇池国或在仇池国外围展开争斗的过程中，仇池国在南、北大国的夹缝中生存，处境艰难；[7]卷28,690-691北魏与宋、齐对仇池国的争夺异常激烈，[30]卷124,3898-3899仇池国面对来自南、北两方面的压力，摇摆不定；[27]卷98,2409在北魏与宋、齐争夺仇池的战争中，北魏多居于优势，而宋、齐则败多胜少。[7]卷51,1130北魏太武帝于太平真君四年（443）平定仇池，仇池遂归北魏统辖。从该年北魏占据秦州到孝武帝永熙三年（534）北魏灭亡的近一个世纪里，几次变革促使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麦积山石窟的北魏窟龛和造像，主要也是在这一期间开凿和修造的。[32]61仇池统治者笃信佛教，积极开窟造像，信仰佛教与开窟造像亦是仇池国氐族杨氏政权政治、文化、宗教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北魏与仇池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为我们探寻八峰崖石窟的开凿时间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八峰崖石窟当开凿于北魏统治仇池时期。既然极有可能是仇池国统治者氐族杨氏开凿了八峰崖石窟，为什么一般不说是仇池国统治时期开凿了八峰崖石窟而常说是“北魏时期开凿了八峰崖石窟”或“北魏统治仇池时期开凿了八峰崖石窟”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的信仰佛教和开窟造像在当时诸政权中最为兴盛、时间最长、最具代表性，因而北魏开窟造像是历史的一个典型，是一个时代和特定风格的集中体现；第二，八峰崖石窟开凿最为可能的时间是在北魏统治仇池地域（即后仇池国灭亡以后）时期，且仇池国的信仰佛教和开窟造像必是受到了北魏自身信仰佛教和开窟造像风气及造像风格的影响。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八峰崖石窟可能由北魏统治仇池时期的氐族杨氏政权所开凿”。
三、八峰崖与仇池山距离最近
八峰崖与仇池山直线距离只有10公里，南北相望。如果天气晴好，能见度好，肉眼看起来双方轮廓都十分显眼。二者如此相近，试想，盘踞于仇池山上（或陇南其他地方）的仇池政权如果意欲在八峰崖开窟造像，则非常方便，可以大大降低成本，避免山川阻隔、长途携物行走之苦，亦可绕开其他民族政权或地方势力的干扰，就近敬拜佛菩萨、祈求赐福、烧香还愿，何乐而不为呢？从常理来分析，首先应该考虑八峰崖，然后才是麦积山等处。《甘肃古事：石龛悬疑》中有这样一段话：“仇池国王杨茂搜，能在150公里之外的麦积山开窟雕凿佛像，为何不在距离仇池山只有5公里①的八峰崖天然石龛塑造佛像呢？”笔者以为，节目解说辞
①此处“5公里”之说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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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依据麦积山第78窟的榜题以外恐怕并未
依据其他资料。然则不能仅仅依据这一榜题及仇池杨氏在麦积山石窟造像供养一事就断定麦积山第78窟窟主或供养人就是杨茂搜（以便和杨茂搜在八峰崖建寺开窟的传说联系起来），因为仅此还不能确定麦积山第78窟开窟造像者的具体身份，也不能因为仇池政权统治者在麦积山开窟造像就断言他们一
定首先会在八峰崖开窟造像。不排除由于发现八峰石崖天然缝隙之可以开窟造像的特征较晚，或者虽然发现八峰石崖天然缝隙较早但产生在该处开窟造像的想法较晚（由于忙于对外战争、内部争斗或农业生产等），而由杨茂搜之后的氐族统治者或地方大族在八峰崖开窟造像的可能性。不过，作为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石窟，因为距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关中很近，加之正好位于丝绸之路干道近处，在彼传播佛教、建立寺庙、开凿石窟，一定早于八峰崖。但人们确实不禁要问，崇信佛教的仇池政权统治者能在150公里之外的麦积山开窟造像，怎么不会在近在咫尺的仇池山对面的八峰崖天然石隙中开龛造像绘画呢？所以，八峰崖石窟也许就是由杨茂搜开凿，也许与杨茂搜本人毫无关系，但无论与杨茂搜有无直接关系，距离如此之近，加上其他因素的和合，我们有理由认为，仇池政权统治者氐族杨氏极有可能就是八峰崖石窟的最早开凿者。
湖北农业科学西和民间传说，古代的八峰崖石窟曾有崖前建筑，而且负责建寺者正是前仇池国第一代国王杨茂搜。相传西晋元康年间（291～299），仇池国大旱，氐王杨茂搜在八峰崖山下寺湾里①督建寺院、延僧祈雨。适逢大雨滂沱，山洪暴发，一夜之间将寺院冲毁无存。茂搜嗟叹，郁闷不乐。忽有大臣发现，寺湾里的殿宇已完整无损地移至离地百仞的悬崖之上，遂成八峰崖石窟。[3]734很多学者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这种传说，[22]35-36但也有一些学者怀疑这种传说的真实性，不以为然；笔者认为，首先时间就不是十分相符，但对开窟造像也无法完全否定。其实，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有因果，民间传说或民间信仰是“标志性文化”或“具有独特地域性的文化”，[36]往往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信息，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间接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罢了。
四、与在八峰崖开窟造像有关的遗迹遗物嘉善团
西和长道宁家庄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与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属同一时期，说明西和境内人类生活的最早年代可上溯到7000多年前。距今5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在西汉水、白龙江流域普遍存在。[37]3220世纪在西和境内发现了三枚金质封印，即“魏归义氐侯”“晋归义氐王”和“晋归义羌侯”。其中，“晋归义氐王”和“晋归义羌侯”发现于紧邻石峡镇和大桥镇（仇池山）的西高山镇，1962年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魏归义氐侯”系1991年由国家海关部门在查获的一批走私文物中缴获，这批走私文物经文物部门组织专家考证，确认金印为西和县出土文物，遂移交甘肃省博物馆收藏。②有学者认为，三枚金质封印中之魏印当与杨千万附魏时间相符。
寺湾里地势较为平缓开阔，不仅有多块庄稼地，而且有大面积荒闲地。在古代，这些庄稼地和荒闲地无论是否废弃，皆不仅可用于农业生产，而且完全具有建筑较大规模庄园或寺院的可能；荒闲地（树林）里随处可见陶质屋脊构件或砖瓦残片，甚至在山峰上部、半山荒地、斜坡陡路亦能见到残砖破瓦。笔者于2012年考察时看见两块柱石，较大者放置在荒闲地里（经询问当地农家得知，前些年尚有半截埋于地下，后被整体挖出，直径48，高25厘米），较小者放置在农家院落外边羊肠小道边（直径25，高24.5厘米），皆比例匀称，雕刻美观，沉稳坚实，形貌古旧；荒地里竖立着一通碑，下端埋于土中，露出地面部分宽99厘米，碑顶半圆形凸出部高出地面155厘米，碑阳与碑阴皆非常粗糙，字迹漫漶不清，碑阳上部4个大字，当为碑额，且释读为“禹书戬谷”？碑阳余部及碑阴尚有密密麻麻的小字，
笔者勉强读出碑阴几个字：“……石……西……历施修……石……而□八佛……”赵逵夫先生认为：“露出地面部分小字已完全无法看清。”[38]1-5根据县志记载、当地传说、石窟周围环境，并结合石窟碑文推测，此碑或即明万历年间（1573～1619）碑（详情待考）；一块用以固定门槛的石板，上有豁口，或是为了铆接而凿
①“寺湾里”即指八峰崖石窟所在的山峰脚下较为开阔的谷底。
②三枚金印基本呈方形，重量大致接近。“魏归义氐王”印，尺寸为2.2cm×2.2cm×3cm，重量为153g，三国魏。方形，羊钮。凿白文篆书“魏归义氐王”五字，分列三行，“魏”字独居一行。“晋归义氐王”印，尺寸为2.3cm×2.3cm×3cm，重量为153g，西晋。方形，驼钮(有专家认定为羊钮，待考）。凿白文篆书“晋归义氐王”五字，分列三行，“晋”字独居一行。“晋归义羌侯”印，尺寸为2.3cm×2.3cm×3cm，重量为161g，西晋。方形，驼钮(有专家认定为羊钮，待考）。凿白文篆书“晋归义羌侯”五字，分列三行，“晋”字独居一行。见蒲立：《三枚仇池“封印”》，“中国甘肃网”和“中国陇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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