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三武灭佛”的共性
张宝生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710062）
摘要：在中国佛教史上曾发生过“三武灭佛”事件。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三武灭佛”的共性。认为“三武灭佛”起因基本相同，都与寺院经济膨胀和儒佛道斗争有关；灭佛的措施基本相似，都是以行政的手段强令僧尼还俗，拆毁寺院，焚毁经像，没收寺产；灭佛的结果也大同小异，都对佛教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均未实现“灭佛”的目的。“三武灭佛”事件表明，佛教在中国发展，会受到中国特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 活动顶尖
动脉mv
关键词：三武灭佛 寺院经济 宗教冲突
Abstract: The incident of " three emperors’ ruining Buddhism " has happened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Buddhism. We’ll probe into their common features by comparing in this article. Firstly, I think the reasons for ruining are basically same. They’re all connected with the expanding of Buddhist temple’s economy and the contention among Confucianism, Bud
dhism and Taoism. Secondly, the measures taken are similar basically. They all adopted administrative means to compel Buddhist monks and nums to resume secular life and confiscate the property of temples. What’s more, they also demolished temples and burned down josses and scriptures. Lastly, the consequences of ruining Buddhism are almost alike,too. The ruining all cause the heavy blow to Buddhism. However, the Three Emperors all didn’t realized the purpose to ruin Buddhism. The ruining Buddhism indicates that Buddhism must receive restraining from Chinese peculiar economic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when it developes in China.
Key word: 西宁教育城域网three emperors’ ruining Buddhism，Economy of Buddhist temple， Religious contention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发展极为迅速，但在北朝与晚唐时却几度遭受灭顶之灾：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先后三次掀起大规模的禁佛、灭佛运动，佛教界称之为“三武之厄”或“三武法难”。“三武”为什么会有灭佛的举动？灭佛对封建国家有何益处？这个问题是饶有趣味的。本文拟从灭佛原因、灭佛措施与结果等三个方面探讨一下“三武灭佛”的共性。希望有助于大家对“三武灭佛”事件的认识。
一 灭佛起因基本相同
佛教初入中土，寺院由布施而得到的财产在当时为寺院集体所有，主要用于维持僧人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后来随着寺院财产的不断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寺院地主经济才最终形成。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地主经济是添加了佛的风韵的封建地主经济，但它的高速发展却给世俗社会的地主阶级增加了现实中的竞争机制，也给国家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伤害。而封建国家又是由世俗地主们建立和把持的，经济利益关乎根本，所以当佛教势力严重威胁其根本利益时，作为世俗地主的总代表--皇帝，为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不得不对佛教痛下杀手锏。那么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到底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危害，使皇帝们举起屠刀的呢？ 首先，佛教寺院大兴土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统治者信奉佛教提倡佛教的主要原因是：佛教和僧众可以帮助他们麻痹人民，佛教不但可以“敷居导俗”，而且其“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踨遗轨，信可依凭”。可以说，统治阶级对寺院的布施，实际上是支付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的报酬。参与布施者，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构成了寺院经济急剧膨胀的输血队伍。《魏书·萧衍传》对梁武帝曾有描述，说“衍崇信佛道”，大修寺院，“皆穷工极巧，
殚竭财力。”北魏献文帝崇信佛教，在天宫寺建释迦立像，“后退哥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浪费无度。据统计，北魏末年（528年）佛寺已达3万处，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佛寺4石武铁路客运专线万处。唐武宗时共有大、中寺院4600所，小的庙宇40000所。王公贵族和富豪人家，修建佛寺，竞尚高大华丽。对此，魏孝文帝说：“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致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由此可见，建佛造像，浪费巨大。
其次，寺院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严重影响了国家土地政策的实施。寺院经济主要以田产为主，而寺院一般靠施舍和兼并与掠夺两种手段来获得土地。无论国家还是王公贵族兴造寺院，一般都随之施舍一些土地。比如唐高祖时，少林寺因助唐平王世充而被赐田40顷。除皇帝外，大量的王公贵戚也争营佛寺。另外，自南北朝以来，由于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频繁，阶级矛盾尖锐，为寻求精神寄托，士族地主和普通民众也将田产大量施舍给佛教寺院，使寺院田产大增。寺院除靠施舍获得土地外，还大肆兼并和掠夺土地。南北朝时代，诸如寺院“侵夺细民，广占田宅”，“翻改契约，侵蠹贫下”的记载时有所见。梁武帝曾下诏说：“……僧尼……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以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这说明寺院在兼并土地的疯狂性上绝不亚于世俗地主。及至唐武宗灭佛前， “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其七八”。 而在封建社会中，历代统治者为使自己政权稳固，都试图把广大民众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劳作，尤其是北魏至唐，国家还要推行均田制，而政府必须掌握大量的土地才能分配给农民，但寺院广占良田又必然直接影响封建政府土地政策的推行，这样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
第三，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政府的税役。寺院经济的突出特点即寺院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人民之所以愿意投身佛教寺院，主要是因为寺院有免役调租税的特权。僧尼不但“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而且“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返自在”。因此当 “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时，出现 “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实避调役”的人数之多也实在令人瞠目。北魏末年，全国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时有三百万，北周有二百万，唐武宗时也有近三十万人，这就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兵源、财源。为了消灭北齐，北周武帝就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唐武宗在废佛教书中说：“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致也。”这说明佛教势力膨胀，不但搞得民力不足，物力凋衰，也已对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地主的利益构成威胁。所以唐武宗才认为他灭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法典，济人利众”的
事情。
除上述危害之外，寺院经济的发展还使寺院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甚至诱发起义，威胁封建统治，这也可能是封建政权灭佛的一个重要原因。佛教中，佛法平等，但实际上，佛寺中等级十分森严。在僧侣中，寺主和各种神职人员构成了统治阶层，而下层僧侣及依附于寺院的人口则构成了被统治阶层，这两个极不同的阶层，体现了寺院经济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抗关系。原先，寺院可作为救济场所，然而，后来寺院的救济事业渐渐变成了剥削。比如北魏宣武帝针对僧祗粟曾诏：“僧祗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极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不难发现，寺院内阶级对立关系的层次较之世俗世界更为分明。
寺院依附民所受的剥削压榨，比起世俗界农民所受的并不轻。寺院剥削的主要方式是租佃制。比如北朝时，封建政府将罪犯和官奴给予寺院的仆役——佛图户，除“供诸寺扫洒”外，还要“岁兼营田输粟”。又如北魏的僧祗户，他们每年需向僧曹输谷六十斛，其被剥削率最低也该是见税十五。身受沉重经济剥削的同时，他们又被套上了一条神权枷锁，这
样双重的重负使他们的处境比俗界农民更凄惨。因此，残酷的压迫剥削，也就激起了僧众的反抗。魏明帝时，任城王澄上疏，深切地指出佛教教会活动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他说：“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处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诳，用逞私悖。” 北魏太武帝灭佛，其导火线便是长安种麦寺内便室中“大有弓矢矛盾”。僧尼有免役调租税特权，寺院的依附民也不向国家纳租税出调役，这已播下官方和寺院间矛盾的种子。当僧众人数少，依附人口不多，僧众又能劝人为善，服从统治时，这矛盾还不突出。等到僧众人数多，严重影响官方税收，僧众又在民间不是起劝化的作用，而是煽动人民反抗，甚至领导人民时，政府和寺院间的矛盾就突出了。限制壮年劳动者出家，强制僧尼还俗，严厉取缔佛教寺院的“灭佛”也就出现了。
如上所述，佛教增多一个僧徒，即朝廷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凡是多少有一些政治头脑的帝王和一般士大夫，总要感到佛教是侵夺人口的无底巨壑。还有一种威胁，即佛教从思想上俘虏中国人作佛奴：生活、礼仪、思想完全被天竺佛徒同化。寺院有其法律（僧律），有其武装（僧兵），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一个寺院等于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佛国。佛国愈多，对当时政治统一的威胁就愈大，所以说，朝廷废佛是有理由的。朝廷灭佛实际上是封建世俗地主与寺院地主之间矛盾激化的反映，但从侧面也反映了儒佛道三教之间的激烈
斗争。
王宝强书法100幅三教的冲突以儒道联合反佛为主流，儒道之间的冲突较为缓和。因为儒道同为中土文化，二者之间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民族土壤，分别以“自强不息”和“无为而治”相辅相成，相互间没有大的文化隔膜。而佛教则不然，它是印度宗教文化的移植，属一种异质文化，儒道两派从民族心理上都难以容纳佛教。另外，佛教通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的广泛传播与发展，给儒道形成了无形的压力。儒道若要抬高自身的地位，必须首先以压倒佛教、打击佛教势力为前提。首先我们来看儒佛冲突。
从思想文化方面看，佛教是外来宗教，同中国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思想有若干背离之处。从总的说来，儒学是处世治国之学，佛教是出世离俗之教，二者是对立的。儒家重视人生的现实，重视社会组织和人际关系，故而要求从个人本身开始，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积极入世的思想。而佛教则认为人生是痛苦，社会是苦海，要求人们出家，脱离现实，以达成佛的目的，这是消极的出世思想。而佛教主张的弃世出家，实际就是抛君弃亲，与儒家忠孝之道完全背离。所以儒佛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特别是对父母的关系上有极大的距离。儒家认为孝是“至德要道，百行之首”，佛教却别有 说法，认为禽兽虫蚁可能是自己的七世父母，现在的父母，可能来世是自己的子孙，这样的怪谬思想，儒家和受儒学影响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确立为正统思想后，就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均受儒家思想影响。加之魏晋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仍以儒学为治国之本，故佛教在中国的生根发展，首先遇到的阻力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由于儒家礼教向来是统治阶级维持政权的基本工具，帝王治国的礼法刑政总得依据儒家，朝廷官吏也多半算是儒家中人，因此正是有了这样两种强大的力量支持，才使得儒家反佛的力量十分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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