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的起源论文

关于哲学的起源论⽂
  哲学⼀词是外来的西⽅术语;哲学在其起源与本质上是属于西⽅的。以下是店铺精⼼整理的哲学的起源论⽂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哲学的起源论⽂篇⼀
  置疑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当下境遇和未来发展”等问题⼀直是各位⽅家争论的焦点。赞同中国“有”哲学的学者认为,中国思想传统中确实存在类似于西⽅哲学的哲理思辨和理论建构。但是,确切地说,古代中国经典中只有哲学的内容⽽⽆其形式。“中国哲学”⼀词是把来⾃于西⽅的“哲学”冠
以“中国”⽽形成的复合词。中国哲学的产⽣是派⽣的,是出于回应西⽅,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形成的。反对把中国传统思想以哲学命名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哲学之名来⾃西⽅,代表着不同的思维向度。如果把中国传统思想以与⾃⾝性质相异的名字呼之,势必扭曲其本真特性,违背中国传统精神追求天⼈合⼀、逍遥⾃由之境界的实质。因此,没有必要把中国古代的诸⼦之学、宋明理学等思想形态冠以源⾃西⽅的哲学之名。
  诸如此类的讨论都预设了这样⼀个观点:哲学⼀词是外来的西⽅术语;哲学在其起源与本质上是属于西
⽅的。从历史事实来看,哲学起源于希腊,扩展到整个西⽅世界。其理性思辨的传统经教⽗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艺复兴哲学、近世理性主义哲学、德国理念主义哲学、当代欧洲⼤陆哲学及英美分析哲学之路径,或有衰颓之时,但总的趋势是绵延不绝,蓬勃发展。从义理上说,哲学具有系统性、反思性和论辨性,具有明确的分⽀系统,如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等。哲学的这些基本特征与分类早在亚⾥⼠多德的时代即告成熟,对其后来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
  这些关于哲学的基本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长期以来被视为不⾔⾃明的真理。上⼀个世纪以来,由于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权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对哲学的内涵的看法发⽣了巨⼤变化,系统性、反思性和论辨性不再被视为哲学必须具备的特性,哲学的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等等,⽽增加了社会政治哲学、⼼灵哲学、⾏为哲学、语⾔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应⽤伦理学等等新的类型。即使是⼀些传统的名⽬,如形⽽上学,其基本内容也经历了分析哲学的改造,原来的旧名,如真理、意义与实在主义,与传统的内涵全然相异。
  然⽽,哲学起源于希腊,哲学在本质上是西⽅的这个观念却⼀直被视为⼀条“科学真理”,“历史事实”,天经地义,⽆从置疑,亦⽏须置疑。应当承认的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当前境遇和未来发展”等讨论中包含了对传统意义上以理性思辨为主体的狭义哲学观的思考和置疑,也引⼊了⼴义的包括了⾮理性因素的哲学观。但到⽬前为⽌,⼴义的哲学观仍然依赖于狭义的哲学观⽽获得其意义,仍然以后者为⽴论前提。此外,即使是持⼴义的哲学观的学者,也尚未对“哲学起源于希腊”(对持
狭义哲学观的学者⽽⾔)或者说“[西⽅]哲学起源于希腊”(对持⼴义哲学观的学者⽽⾔)这种前见作出有⼒的回应。对他们来说,⼤概只要承认除了西⽅哲学以外别的(⼴义意义上的)哲学传统的存在和地位,(西⽅)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并不对这些哲学传统的正当性形成障碍。依笔者管见,厘清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来龙去脉,讨论哲学是否可以由其起源来决定其属性,对于当前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前景与未来具有重要的启⽰性。
  ⼀
  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异邦的圣⼈或者哲学家仍然是被认可的。尽管奥古斯丁坚信____教义才是真理,柏拉图主义是最接近真理的哲学体系,他承认⾮基督____曾接近真理,或者独⽴地发现了柏拉图主义。在《上帝之城》中,他写道:
  别的国度尊称为圣⼈或哲学家的⼈认识和教导这个真理:阿特拉斯的利⽐亚⼈,埃及⼈,印度⼈,波斯⼈,迦勒底⼈,塞西亚⼈,⾼卢⼈,西班⽛⼈。不管他们是谁,我们认为这些思想家⾼于他⼈,并承认他们的学说代表着最为接近我们____⽴场的思想。1
  可见,在奥古斯丁的时代,⼈们没有把东西⽅⽂明截然分开。他们⼗分⾃然地认可哲学多种形态、多种分⽀的情况,并对⾮主流的思想传统表⽰敬重。在⼗⼋世纪之际,希腊哲学从⾮西⽅思想获得过不可否认的决定性影响这⼀事实尚且⼴为⼈知。1738年,主教威廉 . ⽡伯顿在总结当时流⾏的学术观点
时写道:“希腊⼈的智慧与学识直接地从埃及引进,关于这⼀点希腊⼈众⼝⼀词,这成为(西⽅)古代⼀项最⽆可怀疑的事实”2。他指的是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学习,并第⼀个把哲学带到希腊的事实。当时出版的哲学史⼤多纳⼊对⾮希腊⽂明遗产的记叙。例如,舒伯特出版于1742年的《哲学史》就包括了迦勒底、波斯、腓⼒基、阿拉伯、犹太、印度、中国、埃及、埃塞厄⽐亚、塞西亚等古代⽂明3。
  在⼗九世纪,当⿊格尔之哲学发源于希腊之说开始盛⾏之时,对古代⾮西⽅⽂明的赞赏仍然常见诸笔端。例如,史学家布克哈特认为,波斯⽂明更为古⽼,其技术与智慧更为完善。他提到埃及⽂明及印度⽂
明对毕达哥拉斯的影响。他把这些民族称为“拥有⾼度⽂明的亚洲民族” 4。尼采认为,古希腊⽂明并不是原发(autochthon)的,⽽在根本上受益于其他⽂明。他如此赞扬埃及⽂明:“埃及⼈,⽽⾮希腊⼈,是真正的科学(wissenschaftliche) 的民族,是⽂学事业发达的民族。. . . 亚⾥⼭⼤⽂化是希腊化⽂明和埃及⽂明相融合的产物”5。希腊⼈的长处在于善于学习和借鉴这些异族⽂明。尼采把埃及、波斯等近东和中东⽂明称为“东⽅”,或“亚洲”⽂明。在此意义上,他称希腊⼈为“亚洲的最好的继承者和学⽣”6,称狄奥尼索斯为转化了“希腊⽂明”的“亚洲”神祗7。
  在⼆⼗世纪,少数⼀些思想史的著作仍然肯定近东、中东⽂明在希腊⽂明发达中所占据的地位。怀斯特在出版于1971年的《早期希腊哲学与东⽅》⼀书中考察了早期希腊⽂明与⾮西⽅⽂明之交汇。他认为,从⼤约公元前550年到480年,伊朗⽂明对希腊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关重要的影响。8
  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始作俑者很可能是⿊格尔。他同时也是把哲学史当作哲学的⼀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第⼀个西⽅哲学家。在其《哲学史讲演录》,⿊格尔否认埃及⽂明的地位,宣扬哲学具有⼀个唯⼀的纯粹的起源,这个起源就是希腊。⿊格尔把毕达哥拉斯从埃及和印度把哲学带到希腊之说归结为以前的学者未能有效地区别宗教与哲学所导致的结果;同时,他摒弃了传统上把波斯和印度哲学囊⼊哲学史的惯例。⿊格尔⼀共讲过四次哲学史,在1825年的哲学史演讲中,他谈了⼀下中国和印度⽂化。他说:“以前我没有提到它们,这是因为只是在最近,[客观条件]才允许我们对其加以评判”9。尽管,如⼀些学者所指出,⿊格尔在其晚年,很有可能对其早期的哲学纯属于西⽅的⽴场感到怀疑10,然⽽,在公开场合,他仍然坚持认为,在东⽅世界没有真正 (eigentlich) 的哲学,哲学的最初起点是希腊。
  伯纳尔在其颇受争议的《⿊⾊的雅典娜:古代⽂明的⾮洲亚洲源泉》⼀书中详细考察了中期及晚期青铜时代亚洲⾮洲⽂明对希腊⽂明的形成和发展所作的贡献,并试图对⼗⼋世纪以来哲学被普遍视为起源于希腊的说法作出解释11。《⿊⾊的雅典娜》共两卷。第⼀卷讨论1785年到1985年间关于古代希腊的历史塑造;第⼆卷揭⽰相关的考古与⽂献资料。伯纳尔的著作在1987年出版之后,诸多领域的学者加以讨论。多篇讨论⽂章在1996年集中出版于《重审⿊⾊的雅典娜》12。于是,在2001年,伯纳尔⼜出版了⼀部类似续篇的著作:《⿊⾊的雅典娜的答复:伯纳尔对其批评者的回应》,进⼀步论证他的观点13。
  伯纳尔认为,⼗⼋世纪之前,学⼈对希腊⽂化的认识以他所谓的“古代模式”为主。根据这种模式,古希腊⽂明的形成受到近东⽂明的巨⼤影响,特别是埃及⽂明和腓尼基⽂明。⽽⼗⼋世纪之后,“古代模
式”被欧洲中⼼主义的“阿⾥安模式”所取代。这种模式否认古代亚⾮⽂明对古希腊⽂明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伯纳尔认为,在⼗⼋世纪对于埃及和其他东⽅⽂明与希腊之关系的观点转化中,有四个因素起了重要作⽤:⼀是____与埃及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现代进步观念的兴起;三是种族主义的⽣长;四是古希腊⽂明被浪漫化。在这四个因素中,伯纳尔特别强调种族主义的影响。
  在⼗⼋世纪,随着德国社会政治的危机,德国知识分⼦以⽂明兴国的意识逐渐加强。⿊格尔就把⾃⼰的哲学事业之使命视为教哲学说德国话。德国知识分⼦坚信,他们是诗⼈的民族,是思想家的民族,与古希腊⼈具有⼀种独特的⾎⾁相联的精神关系。在伯纳尔看来,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兴起与德国的哥廷根⼤学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所⼤学是培育种族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壤。其创⽴者之⼀,荷伊曼,早在1715年就否认埃及⽂明是哲学。在贬低埃及⽂明的同时,德国学者注重于塑造古希腊⽂明的优越性。荷伊曼把哲学定义为“以理性为基础的对有⽤真理的研究和探索”14。从这个定义出发,他把希腊“哲学”与埃及“艺术与学识”区分开来。荷伊曼对哲学的定义本⾝就使得古希腊⼈是最早的真正的哲学家之论调成为⼏乎是⽏庸置疑的真理。哲学被限制为古希腊⽂明的特产。这样,不仅仅埃及与其他⾮希腊⽂明从哲学的外延中被驱逐出去,直到⼗⼋世纪仍被视为哲学的其他形式的智慧也被置于哲学的轩宇之外。
  伯纳尔从⽂化史的⾓度论证了把古希腊⽂明遗产视为欧洲所⼀脉相承的独有的历史传统这种观念的错谬性。但是,淡化或否认埃及等古代⽂明不可或缺的贡献并不能完全归结为种族主义作祟。笔者以为,以起源论为基础把哲学被限制为继承了希腊传统的西⽅、欧洲专利,另外还有两个原因。⼀是笛卡尔以降的理性主义哲学着重于哲学依据理性,不假他求的因素,这⼀因素⽐较容易在以亚⾥⼠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中到相似的先例。对理性的⽚⾯强调,把⾮西⽅传统视为神话、信仰、民族精神、世界观,对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背景。⼆是由于东⽅哲学从⼗六、⼗七世纪以来在欧洲传播,西⽅哲学家急切地寻其传统根源,塑造清晰的⾃我形象。这⼀过程终⾄⿊格尔把哲学定义为西⽅所独有:它起源于希腊,经过辩证发展,在他⾃⼰的理念哲学中臻⾄顶峰。众所周知,莱布尼兹的《论中国的⾃然神学》即是对中国思想在欧洲的⼴泛流传之回应。他熟知《论语》、《⼤学》、《中庸》的拉丁⽂译本。需要提及的是,尽管莱布尼兹相信普遍理性,但他对中国⽂化传统的兴趣更多地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即,到那些能够最好地能使中国⼈皈依于____的哲学观念15。
  1721年,沃尔夫在题为“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次演讲中赞扬中国的道德思想,同时强调,中国⼈是没有通过启⽰的帮助⽽获得这些道德真理的。在当时,对儒家思想的主要批评并不是说它不是哲学,⽽是说它是⽆神论。这反映在这⼀事实,即,仅仅由于他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沃尔夫被指责为⽆神论者16。沃尔夫之后,伏尔泰认为第⼀个哲学家是孔⼦,⽽不是任何⼀个希腊⼈,尽管承认这⼀点会“使西⽅国家羞
愧”17。
  蒂德曼出版于1791年的《思辨哲学的精神》是⼗⼋世纪晚期第⼀部以泰勒斯为开始的哲学史。他是
上⽂所提到的哥廷根⼤学的学⽣。蒂德曼并未试图批评其他样式的哲学史。他对哲学的定义⼗分严格,不仅仅把哲学限制于⽤论理的⽅式获得的知识,⽽且也限制于个体的哲学家。⼀个体或者民族不能说是拥有哲学,⽽只有哲学著作的单⼀作者才能被称作哲学家。这样,希腊哲学从其他⽂明所学到的东西就不再具备重要意义。
  另外,伯纳尔只考察了德国学者对哲学史观的激剧改变所起的作⽤,⽽忽视了英国学者的影响。在德国学者强调德国民族与希腊民族在语⾔上和精神上的承继性和相似性的同时,英国学者则认为英国⼈与希腊⼈是两个彼此仿佛的民主民族,在其政治体制上具有很⼤的相似性。例如,亚当 . 斯密在⼀份遗作中表达了这样⼀个观点:希腊及其殖民地是第⼀个发展出⽂明的民族。斯密承认他对亚洲和埃及的学识状况⼀⽆所知。但是,他认为他不需要明确的证据来论证其观点,因为他相信,在专制政治下,哲学是发展不起来的18。如同德国哲学家⼀样,英国哲学家也亟需建⽴民族共同体,培养民族意识。
  ⼆
  海德格尔是⼆⼗世纪倡导哲学等同于西⽅-欧洲哲学的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的哲学著述从某种⾓度来说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对⾮西⽅哲学在西⽅的传播所作出的回应。这种传播的⼴泛程度如胡塞尔所描绘:(西⽅)哲学家⾯临着“⼤量的关于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的著作。这些著作被放在与希腊哲学同等的层⾯上,被当作是同⼀个⽂化概念下的不同的历史形式” 19。
  值得⼀提的是,胡塞尔也曾提及对哲学为希腊所独有的反对意见,即,希腊⼈从埃及⼈、巴⽐伦⼈等民族那⾥获益匪浅。胡塞尔对此的辩护意见是:古代亚⾮⽂明和中国、印度哲学所代表的是“实践的普遍主义态度”,或⽈“宗教-神话的态度”。这些智慧所针对的是⾃然⽣活与实践,属于胡塞尔所谓的“⾃然态度”。这种态度世界上各⼤⽂明皆有。⽽与之相对的“纯粹的理论态度”,胡塞尔宣称,则仅只为希腊⼈所拥有。这种态度以哲学探讨为最终⽬的与兴趣,与实践毫⽆关联,其基础为⾃觉的对⾃然态度的悬置(epoché)。胡塞尔认为,只有“纯粹的理论态度”才具有现象学所讲求的“意向性深度”20。
  尽管海德格尔对《道德经》等古代亚洲经典表⽰关注,并宣称应当以“思”取代“哲学”21。但是,他全然否认中国哲学、或是印度哲学的说法,坚持认为哲学在其本质上是属于希腊的,具有希腊性。并且,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思”是哲学的“另⼀启始”的代名词。“思”的可能性建⽴在本质上为希腊的“哲学”基础之上。以下分述之。
  在1943年关于赫拉克利特的演讲前⾔中,海德格尔直⾔:
  [我]没有使⽤“西⽅哲学”这⼀表述;这是因为这⼀表述严格地说是同义重复。除了西⽅哲学之外,没有其他哲学。“哲学”在其本质上具有原发[ursprünglich]的西⽅性。“哲学”这个词语承载了西⽅世界的历史。22
  显然,对海德格尔来说,使⽤“西⽅哲学”这个词语暗⽰着,除此之外,尚有其他类型的哲学。因此,直接使⽤哲学⼀词也许误解会少⼀些。依他之见,哲学在本质上纯属于西⽅。如果我们不把哲学当作⼀个平凡的词语,⽽是试图从其根源中来聆听这个词语,那么,哲学是
φιλοσοφ?α。这个希腊词,海德格尔说,是西⽅历史⽂明的“出⽣证明”。23 依其本性,哲学必然地出现在希腊。存在⾸先向希腊⼈显⾝,西⽅历史及哲学由此展开。
  尽管海德格尔严厉批评传统形上学,但他并不主张完全抛弃传统。相反,本真哲学的开启在根本上依赖于传统哲学。24 哲学的新纪元只能从同根同源的传统中启始。哲学的唯⼀主题是存在。正是存在的主题使得哲学区别于其他思想传统。海德格尔写道:“所有西⽅-欧洲哲学——没有别的哲学,既没有中国哲学,也没有印度哲学——的风格,都由存在与存在者的⼆重性所决定”。25  海德格尔所说的“思”与“哲学”之间有着⾎⾁相联的关系。恰如哲学⼀般,思也是对存在召唤的回应,是对古希腊思想家的话语的追忆(Andenken)。在思中,⼈使⾃⾝被携领⼊存在之揭蔽。海德格尔说,“在哲学终结之时,思并未也达到终结,⽽是转⼊另⼀启始” 26 。 “哲学终结”⼀语中的哲学指的是狭义的哲学,
即传统形⽽上学。它把存在当作存在者的存在,⽽遗忘了存在本⾝。在传统形⽽上学终结之际,本真意义上的哲学即将开启,即追忆式的、世界历史性的哲学。
  与⿊格尔相⽐,希腊哲学家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关重要的地位。⿊格尔虽然把希腊当作哲学的开端,但这种开端尚嫌幼稚,单纯,有待进⼀步的辩证发展。⽽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希腊思想家是最具原初性、启始性的哲学家。尤为重要,⽽尤其少为学者所瞩⽬的是,海德格尔把西⽅哲学的启始与所谓的希腊思想对亚细亚⽂明的征服相提并论,把两者视为同⼀件重要的具有存在历史意义的(Seinsgeschichtliche)事件。在1936年讲授谢林的《论⼈类⾃由之本质》时,海德格尔断⾔:  西⽅哲学的伟⼤启始,也不是从虚⽆之中创造出来的。它成其为伟⼤,是因为它必须克服其最⼤的对⼿,这个对⼿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是神话式[思维],从特别意义上来说是亚细亚。[西⽅哲学在启始之际]必须把其对⼿置于存在的真理之架构之中,它也确实做到了这⼀点27。
  在把亚细亚描述为西⽅哲学“最⼤的对⼿”之际,海德格尔并没有赋予两者以⼀种⿊格尔式的内在的
层递式有机发展之关系。相反,两者之关系是外在的。亚细亚是被作为⼀种阻碍⽽被征服。它并没有在其征服者西⽅哲学中留下任何痕迹。尽管西⽅哲学在启始之际⾯临着亚细亚式的神话思维,但是,它完成了从根本上绝对地征服其对⼿的历史性任务。
  海德格尔对古代近东中东⽂明对希腊哲学曾起过不可忽略的影响这⼀说法并⾮⼀⽆所知。在《存在与
时间》中,他不时引⽤约克伯爵讨论历史观念的书信。其中⼀节⽈:
  我们必须避开这些没有⽤的废话,诸如柏拉图到了⼤马⼠⾰和塞浦路斯。这些传说没有任何重要性。这种浅薄的捏造最终会遭⼈怀疑。与荷马、柏拉图,与《新约》等伟⼤的历史事实相⽐,这种传说显得毫⽆廉耻。28
  海德格尔对约克伯爵的观点评论道:“约克把历史的基本特性视为‘本质‘
[Virtualität]。他不是从科学理论所要求的历史研究对象那⾥得到这⼀洞见的,⽽是从对⼈的此在所具有的存在特性的知识那⾥所获得的”29。对海德格尔来说,真正的历史必须在存在的基础上来加以判别,不能由于对⽆关的经验事实的过分关注⽽把真正的历史约简为客观的科学理论。
  三
  以上笔者分别从思想史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度审视了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源起与发展。在本节,笔者援引维特根斯坦的⼀个思想实验,试图从义理上进⼀步说明,西⽅近代以来所建⽴的哲学纯粹地起源于希腊之说,其中包含着浓厚的主观因素。
  维特根斯坦在写于1937年的⼀份⼿稿中,对因果式思维⽅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举例说,设想有两种不同的植物,姑且称之为A和B。它们的种⼦乍看起来⼀模⼀样,即使是通过最为细致的研究,⼈
们仍未能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然⽽,A植物的种⼦总是⽣长出A植物,⽽B植物的种⼦则总是⽣长出B植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有知道⼀粒种⼦是从什么植物⽽来的,才能够预⾔它将会长出什么样的植物。我们的预⾔的依据并不是种⼦之间的差异,⽽是种⼦的前历史。因此,我们可能说,种⼦的前历史不能被称作是植物⽣长的“起因”。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种⼦的前历史来预⾔植物的⽣长,⽽是说,我们不把这种情况描述为因果关系,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在依据起因来断定结果。
  维特根斯坦接着说,如果有⼈反对道,“即使我们没有发现这两种种⼦之间到底是什么差别,它们之间⼀定具有差别”。这种说法改变不了事实,⽽只是说明,我们⽤起因和结果的模式来看待事物的倾向是如此强烈。设想,有⼈最终发现了A植物和B植物的种⼦之间的差别,⽆疑,他会说:“你看,⼀粒种⼦就是不能长出两种不同的植物来”。即,种⼦长出什么样的植物是由种⼦的类型所决定的。维特根斯坦说,对此我可以这样答复:“你怎么知道你所发现的特性就不会是完全没有决定性作⽤?你怎么知道它与长出什么植物来就⼀定有关系?”30
  众所周知,植物的⽣长受多⽅⾯条件的影响:光照、⽓温、⽔份、⼟壤等等。种⼦并不是唯⼀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绝对的起点。种⼦本⾝来⾃植物,⼗分明显,如果如此追究下去,是不可能到⼀个最终的原初点的。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实验并不是凭空想象,⽽与现实⽣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多数情况下,⼈们是依据长出种⼦的植物⽽对种⼦作出相应的判断的,⽽不是撇开其他⼀切因素,纯粹根据种⼦⽽对其⽣长作出空洞的预⾔。同时,⼈们也常常对种⼦给予⾼度重视,把种⼦视为植物的起因。
这种做法,⽤维特根斯坦的术语来说,是⼀种语⾔游戏,⼀种谈论因果关系的语⾔游戏。这种语⾔游戏⼗分容易导致把起因单⼀化、实体化的本质主义,从⽽遗忘这⼀事实:在现实⽣活中,差不多是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的。
  哲学纯粹地起源于希腊的说法与把植物的⽣长⼀概归结为种⼦的特殊性不⽆相似之处。这种观点包含了太多的未曾明确表明,但⼜具有有⼒的说服性的流⾏偏见。⽤回溯起源的⽅法来维护哲学在其本质上即是西⽅的,这种做法与因果思维⽅式⼤同⼩异。由于古希腊是西⽅世界,⽽现⾏的哲学形态在很多⽅⾯与出现在古希腊的思想形态具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哲学起源于希腊,哲学是西⽅的特产。这种思路完全忽略了希腊⽂明之产⽣的历史、地理环境,抹去了古代亚⾮⽂明中不同的哲学形态及其对希腊⽂明之繁荣所起的重要影响,并且,也把哲学当作是⼀种具有不变内核的实体,忽视了哲学概念本⾝所具有的复杂⽽多变的历史。
  四
  ⼗分清楚,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并不是⼀个亘古即有、颠扑不灭的真理,⽽掺杂着相当多的⼈为因素,受制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本⼈在特定历史时代的哲学观念与偏见。从回溯起源来维护哲学在其本质上即是西⽅的,这种做法具有⼗分强烈的迷惑性与说服⼒。特别是,诸如海德格尔等哲学家以设想为单⼀的⾎缘关系来⽐拟复杂万千的⼈⽂历史社会现象,把“欧洲-西⽅-希腊”描绘为⾎脉相承的纯粹内
在的统⼀体,把哲学当作是俗世世界的西⽅特产,以此取代圣世世界中____的⾄⾼⽆上,绝对仅有的地位。
  笔者⽴此论,其动机并不在于出于笔者本⼈的中国种族背景,⽽试图否认或贬低西⽅哲学家所取得的伟⼤成就。⽏庸置疑,众多西⽅哲学家著述丰富,⽞思幽远,灼见真知,莫之能逮。但哲学成就本⾝并不能成为哲学的本质是西⽅的不⾔之证。⼀部分欧洲种族背景的西⽅哲学家亦认识到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误
导性。例如,德卢兹与关塔利在出版于1991年的《什么是哲学?》⼀书中指出,哲学并⽆内在的必然性,把哲学起源于希腊当作⼀件奇迹是这种虚假的必然性的⼀个⽅⾯。他们认为,“哲学在希腊的出现是⼀偶然,⽽⾮必然,是⽂化氛围所促成,⽽不是⼀种起源,是⼀种形成过程,⽽⾮[不变的]历史,是地理背景所造成,⽽⾮历史记载的史实。” 31⽽欧洲⼤陆哲学专家伯纳斯哥尼则开诚布公地谈道:“未加考究地坚持把哲学定义为希腊[起源与性质],是⼈为的,同时是压迫性的。在⼈们⽇益认识到这种情形的今天,海德格尔对西⽅哲学史的有选择性的塑造本⾝即是⼀个重要的哲学问题”32。这些西⽅哲学家清楚地看到,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是⼀个神话,把哲学当作是西⽅所独有是⽬前哲学进⼀步发展,以及不同哲学形态之间对话的最⼤障碍。
  ⼀些西⽅哲学学会认识到把哲学史等同为起源于希腊的西⽅哲学史是⼀种偏见。美国哲学学会国际合
作委员会在1992年即提出,需要把“哲学史”、“古代哲学”、“经典”等向来当作不⾔⾃明的术语加以修正,改称之为“西⽅哲学史”、“古代希腊罗马哲学”和“希腊拉丁经典”,“以⽰对其他传统的尊重”。显然,哲学史如何写本⾝就是⼀个如何界定哲学性质的问题。
  不过,笔者并不认为,⽤多元的哲学起源观和多元的哲学形态观来取代哲学纯粹地起源于希腊和哲学在其本质与历史上就是西⽅的这种狭隘的观点,就可以⼀了百了,万事⼤吉。在尊重其他传统的话语后⾯,可能会隐含着相对主义的思维取向。海德格尔在《关于语⾔的对话》中,把⽇本学者描绘为运⽤欧洲概念系统和术语来考察⽇本本⼟经验。他怀疑这种做法扭曲了⽇本本⼟经验的真实性。由此,他提出,和他所主张的(西⽅)哲学回溯其“伟⼤的启始”相似,东亚学者应当追溯其“令⼈敬畏的开端”。他通过⽇本对话者之⼝说:
  ⽥边元教授常常谈起您[海德格尔]曾经向他的⼀个问题:何以我们⽇本⼈不去沉思我们⾃⼰的思想所具有的令⼈敬畏的开端,⽽总是愈来愈骛奇,去追逐时下最新的欧洲哲学思潮。33
  类似海德格尔的这种批评常常被加诸⼆⼗世纪初的中国哲学家。⼈们认为他们的作品受到强烈的西⽅影响,以⾄于扭曲了中国的本⼟传统。受此类批评的作品多与中国哲学史建构有关,特别是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问题在于,中国哲学史建构确实是中国哲学建设的⼀个重要⽅⾯,但是,却不能等同于中国哲学的全部。经典诠释可以是哲学思考的⼀个重要⽅式,但是,却不能完全代
替哲学思索与著述本⾝。因此,没有必要由于海德格尔式的批评⽽放弃沟通中西哲思,发展当代中国哲学的努⼒。
  把中国哲学,以及⼴义上的东亚哲学的外延纯粹地归结为“古代”的经典,忽略了⽣活在“当代”学术体制下的中国学者的哲学体验与感受。在当今时代,中国学者同时学习中国哲学史与西⽅哲学史,受到多维度的思想经验的激发,完全有可能创作出阐发覃思的哲学论著。这种论著熟悉传统中国经典,但不拘泥于经典诠释;同时,注意到经典之外的中国亚传统的思想资源;并且,在问题意识、运思取向、表述⽅式与旨趣上具有某些典型的中国特征。已经有不少学者从儒学的视野出发,
  对政治哲学中的⼀些基本问题的讨论和理论建设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本⽂的思路,⽤维特根斯坦的术语来说,主要是“式”的,它揭⽰并置疑“(西⽅)哲学起源于希腊”这种前见的正当性。因此,⽂中出现的“哲学”⼀词主要是沿⽤(并不表⽰同意或不同意)“(西⽅)哲学起源于希腊”这种论点中所预设的哲学观。⽂章的⽬的不是讨论哲学的含义。这个问题或许只有当“”达到⼀定的疗效,只有当中国哲学(不论是任何含义)得到进⼀步切实的发展,才有可能获得具体的适当的语境来进⾏实质性的真切的探讨。笔者相信,堪破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的迷障,将会有效地祛除中国哲学发展中诸多不必要的束缚与禁忌。摆脱把哲学当作⼀个外来的异⼰之物,把哲学从起源的⾓度上定义为、等同于西⽅哲学等等束缚视野与胸襟的偏见,有助于创造⼀个“海阔凭鱼跃,天⾼任鸟飞”的宽松
⾃由的学术环境,使中国哲学获得迅速健康的成长。原载《学术⽉刊》2007年第2期第46-52页(马琳 lin.ma@hiw.kuleuven.be)  -------------------------
  1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Penguin, 1972, p. 311. 本⽂中从西⽂翻译过来的中⽂段落均均为笔者所译。引⽂中⽅括号之内的词语为笔者所加,俾使原⽂之意更加清楚。
  2 William Warburton, 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 Demonstrated,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78, vol. I, p. 326.
  3 Joanne Ernesto Schubert, Historia Philosophiae, pars prima, Jena, 1742.
  4 Jacob Burckhardt, Kulturgeschichte Griechenlands, Berlin, 1934, p. 593.
  5 Friedrich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Dritische Studienausgabe, München: dtv, 1980, vol. 8, p. 5.
  6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 238.
  7 Nietzsche, Sämtliche Werke: Dritische Studienausgabe, München: dtv, 1980, vol. 1, p. 591.
  8 M. L. West, Early Greek Philosophy and the Orie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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