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要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在早发现上深化，提高发现违纪问题能力；在分类处置上深化，提高精准把握执纪标准和运用政策能力；在用好第一种形态上深化，下功夫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也将实践中普遍运用的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充实进来。 一、实践经验
坚持把压实责任作为落实好“四种形态”的总抓手。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履行监督专责，层层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围绕教育引导、管理监督、责任追究等内容，采取清单式明责、留痕式履责、链条式传责、制度式督责、倒逼式问责，推动“四种形态”落实。 坚持把常态落实作为践行好“四种形态”的总要求。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重大问题和个人有关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常态化深入开展纪律教育。同时，该市纪委对“四种形态”运用情况实行“每月一报告、每季一通报、年终一考评”的常态监督机制，确保在精准上提高实效。
坚持把精准执纪作为运用好“四种形态”的总方法。一是分情况研判处理。坚持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的要求，在信访举报受理、问题线索管理、审查调查和案件审理等环节，都要以“四种形态”为标准，进行分类处理。二是规范“四种形态”运用。进一步探索建立“四种形态”规范化、具体化、制度化、常态化运用的相关制度，对每一种形态的运用方式、运用程序、实施部门、实施效果、责任追究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使各职能部门在“四种形态”的具体运用上履责有依、追责有据。
二、存在问题
思想认识有偏差。一是党委（党组）重视不够，少数党委（党组）主体责任落实不力，心存顾虑，害怕得罪人，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主动运用“四种形态”去处理，往往是纪委反馈或交办了才被动处理。二是个别党员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和“四种形态”精神实质学习不深、理解不透，将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处理少数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管住大多数”意味着放过“关键少数”；有些党员干部认为“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会成为问题官员从轻发落的借口，从而对“四种形态”产生误解和误判。
操作运用有欠缺。一是操作形式单一。有些地方和单位缺乏担当，不敢大胆问责，单一地
把第一种形态运用到干部任前谈话、警示教育、民主生活会等领域，对另外三种形态很少运用。二是能力不适应。少数纪检监察干部思想政治水平和政策把握能力不强，缺乏对“常态、大多数、少数、极少数”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尤其是“越往基层执纪越松、越不规范”问题突出。三是执纪手段有待改进。特别是在开展监督检查、运用大数据沟通共享、反腐败协作配合、收集研判问题线索、审查违纪行为等方面，现有的执纪手段仍然比较单一。
体制机制不完善。基层普遍反映缺乏统一指导，希望有指导性案例推动实施细则落实，在操作上有困惑之处。一些地方仅对运用“第一种形态”的14种方式进行了规范，而对其余三种形态的运用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具体、操作性强的指导性意见，在具体运用中缺乏操作依据和实施保障。
三、原因分析
缺乏担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未能切实承担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依然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看成是纪委的事，重视不够。少数党委及主要负责人缺乏担当，对运用“四种形态”存有消极抵触情绪，害怕得罪人。
缺乏学习，能力水平跟不上。有的纪检监察干部主动学习不够，没有在学深弄懂悟透上下功夫；有的虽然学习了，但没有将理论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未能研究吃透每个层次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对四种形态之间的联系和相互转换把握不准，害怕出错，不敢大胆运用。
缺乏协调，综合运用打折扣。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仅是纪委监委之职，更是各级党委（党组）之责，还需要各个职能部门相互协调配合。从调研情况看，推动落实上还有不少差距。一是党组织管理存在疏查疏管现象，存在“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对责任清单规定的内容走过场，到检查时弄虚作假敷衍了事。二是职能部门存在各自为政现象。组织部门、司法机关等职能部门，在落实“四种形态”中处于什么地位、肩负什么责任、履行哪些职能，没有明确定位，没能形成“党委统筹协调、部门联动实施”的责任链条和常态化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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