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江苏巡抚邀请天主教教士利玛窦游历苏州并宣传教义开始，到20世纪基督教正式在苏州建立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并发展壮大为止，基督教对于苏州本土的传教渗透工作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以上的准备与发展。回顾基督教在华、在苏的传教史，可以说，西方用炮火凿开了在华传教事业政治大门的同时，又用科学磨平了封建思想对于外来宗教的敌对棱角。伴随着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基督教也到了与苏州适应与包容的动态平衡相处姿态。
一、从禁教到初入苏州——炮火凿开政治大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晚清禁教
基督教初入中国时，即面临两大对于中国固有传统观念的挑战。 其一，是对于中国传统王权至上观念的挑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达的就是中国传统王权的认知。一个外来的宗教是否能够在中国获得一席之地，其最重要的在于其是否承认中国“王权至上”的观点；而西方传教士来华后，以近乎居高临下的姿态肆意干涉当朝行政，对沿袭千百年的传统王权带来了直接的挑战。 其二，是对于中国传统和儒家思想中血缘观念的挑战。儒教得以在历史上被当权者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既是它仅仅作为政治哲学工具，而非宗教信仰。它宣扬的是“一套以君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和寻求社会和谐的道德教训。”而天主教对于单一神的崇拜，是不允许“祭祖”、“祭孔”之事存在的。冲突之下，中国本土的天主教徒，对于儒学、对于孔子的态度，则成为了十分敏感且致命的问题。
于是，17世纪中期多明我会传教士黎玉范介入后，立即引发了是中国天主教史上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事件，最终导致晚清“禁教”的发生。从此，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被晚清朝廷彻底扼杀。
(二)禁教松动与基督教渗入：
19世纪，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环境下，中国也被迫开启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同年《黄埔条约》签订。这两项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晚清政府对于西教在华传播的壁垒，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撕开了一个豁口。
由于受到治外法权的庇佑，传教活动不仅被允许在当时的五个通商口岸进行，同时如果教
士擅自闯入内地，只需要返回各国领事馆即可，可见当时的在华基督教，已经撼动了晚清时期不可逾越的宗教门槛。
这个时期虽然基督教教士们只能在五个通商口岸活动，单就上海而言，传教士们的活动地域极其有限。但西方传教士对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充满了好奇，自然不会严格遵守。而作为旅居上海的基督教传教士，潜入苏州的第一站，大多选择了富庶繁华、历史悠久且具有天然距离优势的苏州。
艾柯卡自传
据《监理工会华东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1850年，美国监理会的传教士戴医生（Charles Taylor）是最早到达苏州的基督教传教士。而后，英国伦敦会的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 ）和亚历山大·韦列（Alexander Wylie）于1853年6月16日乔装为中国人潜入苏州后被民众发现举报给路过的官员，后被护送回船离开苏州。自此几年便再无传教士潜入苏州的记载。
同时，西方传教工作虽然撼动了晚清政府严格但却未给予传教士足够的权力。这让传教士们大为不满，教士们认为其在华传教的权利名不副实，不满足于此，要求要让“中国人信教听便”、“废除禁教法律”。
(三)禁教彻底废除：
1858年6月，迫于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清政府与英、俄、美、法等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又于1860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对各国传教问题做出了新的规定，并首次将关于基督教的权利问题写入了条约。这意味着，各国的传教士们不光可以突破通商口岸的地域限制，自由的进入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同时包括通商口岸和内地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可以信教、甚至传教，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传教工作的正式开始，也注定在中国的基督教传播史上刻画了最重要的一笔。
(四)基督教在苏州的开教
伴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对传教行为管控的宽松，基督教各派不久后便于苏州开教。具体开教发轫时间说法不一。据受雇于伦敦会，与伦敦会传教士长期共事的王韬，在其《王韬日记》中记载，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恪非（John Griffith）于1859年左右，到达苏州并租赁房屋进行布道，同时选址准备建设礼拜堂。所以基本可以确定1859年3月前，英国伦敦会在苏州的开教，很可能是传教士在苏州开教行为的开端。
二、从外来对立到本土适应——社会矛盾与传教政策的调整
药酒炮制
明末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oi,1552-1610）入华传教，十分注重处理基督教与儒教的关系。而西方天主教廷却排斥利玛窦的做法并挑起礼仪之争，强调“三诫”，即“除我之外不能有别的神，不可雕刻其他偶像，不可妄称上帝的名字”。这种强烈的排他性，导致其后晚晴长达百年的“禁教”。而后即使伴随着坚船利炮的政治压力，晚清政府解除了传教的禁令，但百姓、乡绅的抵触与反抗，也让传教工作一度陷入困局。
(一)矛盾——传统中国的抵抗与敌视
传教初期，即使解除了“禁教”政策，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的传教工作也并非一帆风顺，由于道德观念差异、文化差异及两种文化自身的自豪感，让西教传入的脚步屡现艰难。
1.兴建育婴堂和西医的手段与传统观念的冲突
传教士进入内地后，兴办育婴堂。但据诸多教案记载中不难发现，育婴与医术在地方社会引发了极大的误会与冲突。如《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中记载倭仁、奕譞所言：“洋人入内地后，到处以育婴为名，收养幼孩，民间传其有取眼，剜心，割脑，换骨髓等事，往往痛恨入骨”。可见由于当时西医剖破体肤的手段与逾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文化事件，让西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之初，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与对立。
2.其他歪论的混淆与诬陷
据《教务教案档》记载，光绪二年，两江总督在奏报中写道：“扬州、常州、苏州等处等处均有纸人剪辫之说”。反映了当时苏皖一带白莲教教徒借纸人风筝之名切割辫子，令民众惊恐异常。而这些异教匪徒被官府抓捕后“为白莲教之流，一经查获往往宣称自己是天主教，以图幸免”。如此谣言久而久之，民众对西教的抵触与反对愈加强烈，导致长江中下游一带包括苏州在内的多地同时爆发了攻击天主教及其相关机构的骚乱事件。这种社会危机与西教传播的结合，让平民不得不将基督教与歪论联系在一起，从而极大的影响了基督教在内地的传播工作。山西医科大
3.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偏见与敌视
基督教作为单一神教，认定自身宗教文化的崇高性与唯一性，对其他的宗教、文化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当基督教进入中国时，大多数传教士怀揣着居高临下、作为光明的圣灵降临中国的使命感，希望用基督教来洗涤污浊不堪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对中国传统社会及传统宗教产生了较大的偏见。同时，由于晚清中国闭关锁国故步自封，无论是精神形态还是物质条件都落后于西方，导致西方传教士进入内地后，发现中国并非想象中的神秘美好，
这让很大一部分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由好奇转向了鄙夷。
4.地方乡绅的反对
中国传统社会自古以来，宗族组织都是作为王权法制的弥补与代言，约束传统社会中王权法制所不能辐射的社会末节，甚至有时族权会凌驾于王权之上。同时，士绅文化除了反映宗族观念外，也对于规范及约束民间信仰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张禁止淫祠、规范民族宗教活动和社会秩序、借助儒家伦理教化民众从而维护封建统治的秩序稳定。也正因此，可以说传统的地方士绅文化是牢牢与儒学及传统封建王权统治绑定的。
从整个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整体视角看来，晚清时期，用来劝善教化的民俗乡约，已经严重偏离了其教化宗旨的思想轨迹，转而沦为了政府的附庸工具，其目的则用来“弥补官方基层组织对社会控制的不足”。同时，由于晚晴禁教政策的开展，部分基督教传教士的到来和基督教思想的传入，使原本就已受到冲击的传统乡约士绅更加担心。归根结底来说，即便清政府被迫宣布废除教禁，而传统的士绅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阶级权利和封建统治的稳固性，只会采用更加激烈的方式教化民众，抵制外来思想及外来宗教的渗入，从而巩固和加强自身在地方社会的控制力。
2012人均gdp
而从苏州视角看来，这种外来的基督宗教对于当地的冲击也是苏城士绅们可以预见到的。据王韬在日记里记载“苏城绅士，于朔望必集中讲说……盖隐与西人为敌也”。可见苏城士绅也在尽自身对于社会民众的教化权利而鼓动民众反对抵制基督教。
李光斗品牌营销机构(二)机遇——早期基督教与太平天国：
自1860年6月2日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便分兵南下，其中上海则是行进的重要节点。这一形式，也为当时刚刚解除禁教不久的上海基督教传教士们提供了明确的运动方向，传教工作在苏州的展开有其独特的社会机遇。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