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论文

徽州方氏与社会变迁--兼论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论文
《方氏家谱序》云:“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焉,以故故家旧牒多有存者。”[①a]封闭的地理环境,造成汉唐以降宗族聚居的格局,以至“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②a]。
宗法制度下的农村社区生活呈现“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至,婚嫁依时,闾阎安堵。
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③a]的中世纪田园风光,历史在这里仿佛“定格”了。然而崇山峻岭并没有把徽州与传统中国的大环境完全阻隔开来。
千百年来传统中国每一次动乱都会在这里引起回响。徽州与其它区域社会有共同点,它们都受社会整体的制约;徽州的不同点在于,宗族聚居的格局使其具有特殊的应变力。
在传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它以“静”制“静”,以“变”应“变”,始终保持自身的稳定。《白虎通·宗族》云:“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
”对于宗族,我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到相对静态的凑、聚,其实这凑聚是在“流”的过程中实现的。“流凑”之间宗族的动静分合正是徽州社会特有的应变力。
本文拟就徽州方氏作出个案研究,并由这一视角来考察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关系。 一 方氏并非徽州土著,其先原居于黄河流域,“世望河南”[④a]。
方氏南迁并演化为“新安名族”的过程是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的。传统社会的变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周期性的治乱兴衰,而在王朝交替时,往往伴有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割据战争等社会动乱;其二是传统农业社会处于相对的静态;其三是传统社会转型,它与周期性的治乱兴衰相交叉,变化更为复杂、深刻(关于后二个方面,将分别在本文第二三部分论述)。
方氏迁徙江南的背景是汉末的社会动乱。当时在汉廷任司马长史的方纮,“因王莽篡乱,避居江左,遂家丹阳。
丹阳昔为歙之东乡,今属严州,是为徽严二州之共祖也”[①b]。从明刻本《新安名族志》来看,方氏是其收录的78个名族中最早移民徽州的。
纮二传为储,东汉和帝时方储以贤良方正对策为天下第一,任博士迁议郎、洛阳令、太常卿,死后追赠尚书令、黟县侯,葬淳安城内,立祠享祭。方储死后被逐渐神化,撰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的《开国公家世行实》称方储“博经文,辨图谶;讲孟氏易,善星文,占吉凶,知未来,察奸谋,预知灾异”[②b]。
宋明帝加赠方储为龙骧将军、洛阳郡开国公。唐监察御史张文成撰文立碑云:方储“生平之日,羽驾乘空,仙游之时,蝉脱而去,咸以公为仙化,莫知所归,共建祠堂,以时祭享”[③b]。
方储祠堂后被称为方仙翁庙。宋政和七年(1117年),徽宗赐以“真应庙”额。
《敕赐黟侯真应庙额》载道:方储“号仙翁,遂立庙,系在祀典今千余岁,前后灵迹不少。近年以来或因久旱,或苦淋雨,公私所祈,无不感应。
所勘青溪县初乃歙之东乡,因储父子避地始为州县,故其庙正当县郭冲要之处,远近祈祷必会集其下。每岁春夏之交,虽邻近有疫疠,惟此无一疾病,实神以安也,委是功德及民最为深远”[④b]。
生前显赫,死后神化的方储虽然不是方氏始迁江南的第一人,但由于仙翁庙、真应庙逐渐成为方氏子孙结集的场所,“每岁仲春(今用季春)三日诞辰,子孙陈祭行三奠礼,读祝升歌,罗拜其下,祭毕聚饮欢洽而散”[⑤b],因此方储成为宗族崇拜的偶像,方氏认同的标识。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撰修的《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将方氏世系分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原始世系》,追溯方氏受姓的经过直至迁徙江南,封黟侯建庙祀,共113世。
方氏以雷为鼻祖,据说雷是榆芒帝的长子,有“破蚩尤于阪泉,斩永曜于涿鹿”的功绩,被轩辕封于方山,“因封赐姓,所传伏羲后六姓方居其一”[⑥b]。《原始世系》失之邈远难征,方氏后人已指出:“自雷祖至回公历年未及四百而传世四十有五,窃有疑焉”[⑦b]。
其二为《统宗世系》,自方储1世起至12派始迁祖汇而图之。由于原始世系以方储之子辈为113世,方储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列为统宗世系第1世。
其三则为《分派世系》。 方储有三子,其长子仪之后,迁湖、常、鄞、滁、仁和、南海、莆田、兴化、九江,以莆田最盛。
其次子觌、季子洪之后流布亦广。汉唐间居住于歙东乡及浙江省交通便利处的方氏,主要是觌与洪的后代。
这近千年的时间里,有关方氏宗族活动的记载甚少。除上述方仙翁的祭祀活动外,东晋咸和年间方氏8世藏曾撰修《方氏历代谱牒》,“考姓氏之源流,据年代帝号著世次,而衍真传,奕叶相承”[①c]。
方氏《原始世系》当出藏之手。此外,根据宋明帝对方储的追封以及宋政和五年(1115年)《方氏续修谱序》的记载,汉唐间方氏封侯伯以上者有31人,可以断定当时方氏在江南有相当大的势力。
方储定居的歙东乡于建安十三年(208年)建置为始新县[②c],到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新安县(由始新改名)改隶睦州[③c],从此不再属徽州。汉唐间方氏的活动并不限于歙东乡,他们与徽州本土(不含东乡)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例如方储炼丹处即在歙县柳亭山(今名霞坑)。
但是,方氏向徽州本土大规模移民,建立宗族定居点,则是在唐代末期了。 最先向徽州本土迁徙的是方储季子洪的后代29世羽。
羽的父亲肃于唐文宗七年(833年)登进士,任杭州仁和县令,三年后迁桐庐万户,始居白云村,为白云村始祖。肃有三子,长子huī翚无传;次子干唐僖宗时以诗名江之南,人称玄英先生;羽为季子,也善诗文。
干和羽是方氏迁徙徽州本土10个大派的共祖,十分重要。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十二月(860年1月)裘甫率众起义于浙东,这场历时七个月的起义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震动了整个浙江。
咸通元年(860年)羽率家人退避到“居万山中”的歙县茆田。《联临分派世系》载羽小传云:“唐咸通元年与从孙甲之子景云避裘甫乱,挈家寓居歙西临河,筮者告以遇田则止,于是卜筑茆田,颜其庐曰师古,读书自适,因以家焉,是为联临派始祖”[④c]。
羽五传琪迁联墅,珍居临河。联墅、临河隔丰乐水相望,与茆田相近,形成联临派的基本格局。
第二支迁入徽州的是33世杰兴。杰兴乃方储次子觌之一脉。
后唐长兴元年(930年)由歙东乡迁居歙县。《灵山方氏宗谱序》(1543年)记述
其迁徙的原因是“避五季之乱”。
杰兴是为灵山派始祖。第三支迁入的是33世景玘。
景玘乃方储季子洪一脉,系29世干的后裔。《方村分派世系》载,“黟侯三十三世孙景玘公字公玉,仕唐为浙江廉使,致政归田,值世变乱,避地而居于歙南,以姓名其村”[⑤c]。
第四支则为第34世承威,字可畏,又名彦成、三公。承威系干之后裔。
关于承威迁徙瀹坑的原因,《方氏会宗统谱》卷七《瀹坑派始迁》的记载是:“宋景德甲辰(1004)自古睦州白云村避仇而迁歙南方巷井坞,即今瀹坑,是为瀹坑派始祖”。《方氏族谱序》(1525年)则认为:“三公,又曰彦成,值唐末藩镇割据自白云源徙歙之瀹坑。
”该谱另一篇序言也说:“有三公者当唐末藩镇割据自桐庐迁歙之瀹坑”。上述两说,时间上互异,原因也不同,但不管是避仇还是避乱,社会的动荡不安是引起承威这一支迁徙的原因。
唐末五代的社会动乱造成了方氏第二次迁徙,他们由歙东乡、桐庐向徽州山区移民,从而促进了地域社会的开发。据《新安名族志》的不完全统计,汉晋南朝时迁入徽州的有13个大族,占78个名族的16.6%,而唐朝、五代迁入徽州的达37个大族,占总数的47.4%强。
就方氏而言,参与明初宗支合同的10个大派中的4个是在这一时期迁居徽州的。可见。
唐末五代是向徽州移民的第二次高潮,其广度和深度远远超过由汉代方纮开始的第一次移民潮。 社会动乱是方氏向徽州山区迁徙的第一位原因。
宋代佘坡分派的形成直接与方腊起义相关(在本文第二部分论述)。元末明初的社会动乱造就了歙淳方氏的最后一个分派--磻溪。
磻溪派始祖天泽是方储54世裔孙,属干的一脉。天泽原属苏村派。
苏村位于徽杭通道一侧,居交通要冲。《磻溪成性派·天泽小传》载:“元至正壬辰(1352)寇氛扰攘,乡曲备历艰危,继以征敛繁杂……祖居当孔道,因避地卜迁,与诸父昆季徙于磻溪家焉”[①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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