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与疾病的长期抗争中,动物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然而19世纪围绕动物实验尤其是动物活体解剖,科学界内外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一、实验医学与动物活体解剖
19世纪,物理与化学的飞速发展为探讨生理与病理现象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在德国、法国等地,由于李比希、穆勒、马让迪和伯尔纳等人的推动,一系列独立于医院的实验室应运而生,这使医学研究的重心逐渐从医院转向实验室。对此,贝尔纳曾作了生动、精辟的阐明:“医院只不过是医学的入口,是医生进去观察的第一个场所。医学真正的殿堂是实验室,只有在实验室,他们才能借助于实验分析到正常与病理状态的生命的解释。”[1]在贝尔纳等人看来,数据的确定性与可重复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只能在可控制的实验状态下才能实现。因此,实验是医学由经验上升为科学的唯一途径,实验医学是医学科学的代名词。
实验医学横跨辽阔的研究领域,需要源源不断的大量动物。虽然从古代起,动物就一直是医学
研究人体生理和病理现象的替代品。但19世纪动物实验却有一个十分显著特征,那就是动物活体解剖法的系统运用。它实质上是一种扰乱性实验,即通过伤害、破怀或摘除动物活体,以揭示和证明生命的机制。
众所周知,解剖学是近代医学坚实的基础。但传统解剖学以尸体解剖为主,注重对人体或动物形态、结构的分析。虽然这种静态的结构分析是认识机体功能的必要前提,但由于尸体是失去了生命活动的机体,它所揭示的只是各种不同器官消极的机械排列,难以从中推论器官与组织的动态功能。同样,18世纪莫干尼、比沙等人建立的器官病理学与组织病理学,虽然将疾病的症状和体征还原于机体的器官和组织的变化,但也只能显示一些借以辨明和分类疾病的特征,并不足以解释疾病的本质。因此,生理学与病理学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要求解剖动物活体,以揭露机体内部的隐蔽部分,并且认识它们的机能。
贝尔纳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一书中,曾对正常解剖与活体解剖的关系、病理解剖与活体解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解剖学涉及两个问题:机体的结构与生命的基本动因。传统的尸体解剖立足于对机体结构的分析,并试图由结构推论生命的本源。由于忽视了生命的基本动因依赖于组织的生命特性,这种推论必然带有浓厚的主观彩。生命机体各部
分的功能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它们依赖于器官、组织和细胞的生命特性。因此,要了解生命的特性与功能,只有通过对活体的观察和实验来研究它们。同一时期法国病理学大师洛布斯坦在《论病理解剖学》中将这种精神表达得更为直白:“医学的目的不在于了解无生命的器官,而是活的器官———行使特殊功能的器官。”[2]可以说,19世纪的实验生理学之所
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医学科学中拥有至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动物活体解剖法的运用。
另一方面,19世纪化学药品的生产以及药理学的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动物活体实验的运用。例如:马让迪与贝尔纳等就曾通过大量动物活体实验,研究南美箭毒、一氧化碳、和等毒物效应和药物代谢方面的问题。尤其在细菌理论与免疫学的建立过程中,对人体免疫机制的认识以及各种抗菌素的提取,更是依赖于大规模的动物活体实验。然而,当医学界充满信心地在动物实验基础上构建实验医学的大厦时,他们使用的工具却成引发了一场鼎沸的争论。
二、反对动物实验手术运动
伴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与人口的剧增,人类开始了对海洋与陆地动物的疯狂屠戮。进入19世纪,野生动物数量的锐减以及部分物种的绝迹,唤醒了人类的动物保护意识。1824年,爱尔兰社会改革家理查德·马丁发起建立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1840年,该协会获得了皇家特许状。此后几年,法国一社会名流也成立了“皇家动物保护协会”。最初,这些动物保护团体主要针对鞭打马、诱捕熊、斗鸡以及类似的运动项目和行为。但随后,实验医学以科学
的名誉对动物实验的残忍暴行,成了他们攻击的靶子。
在法国,实验生理学的领军人物马让迪、贝尔纳师徒首当其冲。马让迪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实验大师,一生从不相信未经实验证实的任何论述。由于他性情暴躁而冷酷,进行动物活体实验时毫无恻隐之心。因此,有关他做实验时的疯狂与残酷性的种种传说不胫而走,刺激了动物保护者们的抗议活动。贝尔纳境况更为糟糕,他不仅在外受到非难,回到家里也倍受冷落。因为他妻子是位极为虔诚的宗教徒,极力反对活体解剖。此外,细菌理论的创始者巴斯德也是攻击的目标。1883年,当法国政府打算把巴斯德的年薪从12000法郎增至25000法郎时,遭到了反动物活体解剖协会的抗议。[3]在德语地区,《幽默》、《大众》等周刊上发表了无数富有想象力的讽刺漫画,描绘了动物被学者们活体解剖的阴森恐怖场景。在漫画家们的笔下,活体解剖者成了“科学刑具的奴仆”。
与法国和德国相比,英国反对动物实验手术运动的声热更为浩大。由于19世纪70年代两件偶然发生的事件,动物活体解剖成了公众的聚焦点。其一,1873年,伦敦大学生理学教授桑德森主编出版了两卷本《生理学手册》,该书对动物实验手术的详细描述,无意中使反对者们获得了更多的攻击炮弹;其二,在1874年英国医学协会的诺里奇会议上,1名法国生理学家将酒精注射到两只狗的身体内以证明其作用。结果这名法国人和安排演示的3名诺里奇医生以恶意虐待动物的罪名被起诉。[4]虽然起诉没有成功,但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动物实验问题
被置于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上。在激烈的争论中,1876年英国议院通过了“防止虐待动物法案”。
该法案的基本目标,是想提供一个合理的框架以“调和科学与人道主义的要求”。它论述了麻醉药的使用以及实验后动物的无痛处死,并对马、牛以及其它哺乳动物的合理使用规定了严格的标准。它对示范和教学用动物作了限制。要求科学家个人和实验场所都必须先获得内政部门的许可,才能开展涉及到活体动物的研究。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法案只不过是敌对双方妥协的产物,并未产生多少实际的效果。然而,该法案以及导致该法案出台的众运动却加强了对医学界的控制,并因此使它疏远了它所服务的公众。事实上,从19世纪末至今,围绕动
物活体解剖的争论一直都没停息过。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应用实验动物的品种急剧增加。据估计,目前全世界不同种系的实验动物已有数千种之多,而医学领域内的研究课题60%以上需要进行动物实验。另一方面,20世纪下半叶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使环境保护运动波及全球。为了维持生态的多样性与环境资源的多样性,动物保护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目前,动物实验过程中动物的权利保护再度成为社会热点问题。虽然时过境迁,但我们面临的似乎依然是曾经的困境与格局。而导致这种困境的,与其说是医生们掌握的知识,不如说是他们获取知识的方法与代价。
三、科学与伦理的碰撞
19世纪围绕动物活体解剖的争论,实质是科学与伦理道德、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碰撞。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动物活体解剖的必要性、动物的权利以及动物活体解剖对医学事业的潜在影响。
当时,科学界许多著名人物如贝尔纳、达尔文、魏尔啸等都曾挺身而出,为动物活体解剖说话辩护。从科学的立场出发,他们反复强调动物活体解剖对医学科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贝尔纳说:“你们问我有那些重要的发现得自活体解剖,以便把它们作为赞同该类研究的证据。从
这方面来说,实验生理学的一切成果都能作为证据;没有一件事实不是某种活体解剖的直接与必然的结果。”[5]鉴于英国出台的“防止虐待动物法案”对实验医学产生的负面影响,1881年举行的第七届国际医学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正式决议,旨在强调动物在医学实验中的重要性,并强烈反对对称职的研究者利用动物从事研究作任何限制。
然而,动物活体解剖对医学科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不是其可行性的充分理由。因为从纯医学的角度看,人体才是最佳的实验对象。那我们为什么不选择人,而只能用动物作为活体实验的对象呢?唯一的答案只能是:用人作为活体实验对象有无法逾越的道德障碍。虽然广义地说,临床诊断和也属活体实验,但它是基于病人知情同意和对他本身带来益处。长期以来,医疗界信奉这样的道德原
则:绝不能在一个人身上做有害于他的实验,即便实验的结果对于科学和他人有利。在近现代医学史上不难发现,当医学研究需要人体实验时,许多医生义无反顾地自己来担任这一角度,怀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来充当实验的受试者。因此,自体实验也成了医学人道主义和医生高尚人格的象征。
那么,人类是否有权用动物进行活体实验呢?当时绝大多数科学家的回答是肯定的。理由很
简单:动物的一切行为都出自本能,它们既没有灵魂,也没有理解力。事实上,早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初,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就为科学家们进行动物活体解剖扫清了心理障碍:动物只是一架“自动机”,它感觉不到痛苦。贝尔纳曾如是辩白道:“生理学家专心致志于他所醉心的科学观念,他再也听不见动物的嚎叫声,再也看不见动物流淌的血。他只注意他的观念,只感觉到里面包藏着他要解决的问题的机体。”[6]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像贝尔纳那样的冷酷无情,动物实验的残忍性的确让许多身临其境的科学家深感不安。但理智超越情感,他们认为动物活体解剖的过程虽然不可避免地损害实验动物,但它的终极目的是纯洁与崇高的,那就是维护人类甚至动物自身的健康。例如:接种疫苗技术的发展和血清的使用,虽然来源于大量动物的牺牲,但也为物种的健康提供了有效的保障。因此,动物活体解剖并不违背医学人道主义的宗旨。
达尔文正是基于这一立场驳斥自己的同胞,为动物活体解剖辩护:“如果人们取缔用活的动物做实验,那么生理学就不可能有发展,我深信,耽搁了生理学的发展就是犯下了反人类罪。”[7]
反对活体解剖者显然不赞成上述的理由。虽然他们大多是宗教人士与人文主义者,但也并非对动物活体解剖对医学科学的必要性全然无知。在他们看来,动物活体解剖对医学科学的必
要性,与科学家们对动物痛苦、呐喊的麻木不仁是两回事。他们关心的是,以科学的名誉对动物的残暴是否有违人类的道德情感。对动物权利与福利的关心,在洛克等人的哲学中可以到理论依据。洛克认为,动物既不能被剥夺感情也不能被剥夺理性,它们与人的唯一区别只是不能明确表达其普遍性思想。因此,无视动物的痛苦,毫无必要地伤害动物是一种道德上的错误行为。这种错误行为会败坏人类的德性,使施暴者对他人冷酷无情。由于医学历来被人们视为神圣与仁慈的事业,医生以慈悲为怀。反对动物活体解剖者认为,姑且不论我们是否有权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人类都应对动物为医学的牺牲抱愧疚之心。因此,科学家在施行实验时,应尽可能避免和减轻动物的痛苦。如果人们无视和纵容科学家与医生在实验中对动物无端的残忍,这种残忍难免会延伸到病人身上。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仅仅立足于科学研究的必须,而缺乏伦理道德的尺度,那么,从利用动物作实验到利用弱势体做实验,似乎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这场争论凸显了实验医学研究在动物实验与动物福利保护之间面临的两难困境,而如何化解两者间的矛盾也成为延续至今的一道难题。20世纪以来,由于各种科学研究的需要,实验动物模型的开发和研究也迅速发展,仅80年代有关资料记载的自发动物模型就有1200种、诱发动物模型2700种。可以说,今天的科学研究较之19世纪更为依赖动物实验。因此,任何以保护
动物权利的名誉而杜绝使用动物进行实验行为,都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动物实验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界保护动物权利与福利的意识也不断的增强。目前,动物实验的“3R”原则已被科学界普遍接受,即在科学实验中,要尽可能的减少使用动物的数量、尽可能采用替代方法、对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和实验操作尽量采用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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