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生态美学”在当代生态哲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文艺学等新学科的发展中，正成为我国一个切近时代的美学研究及创新的热门课题。本刊约请6位学者对其研究和发展状况进行讨论，以期引起读者进一步关注。 当代科学的生态化趋势，促使生态学与美学结合，催生了生态美学。所谓生态美学就是生态学与美学的一种有机结合，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美学，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
对于生态美学，目前有狭义与广义两种认识。狭义的生态美学着眼于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审美关系，提出特殊的生态美范畴。而广义的生态美学则包括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美学观。显然，广义的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生态哲学为指导与观照，从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出发，涉及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试图建立起一种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共生的生态美学观。 一、生态学时代呼唤生态美学
1、生态学的最新发展为生态美学提供了理论营养。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当代生态学又被称为“深层生态学”，首先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在1973年提出。深层生态学旨在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的失误及其原因，把生态危机归结为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主张从社会机制、价值体系上寻危机的深层根源，以深层思考在生态问题上人类生活的价值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问题。 自我实现原则是深层生态学追求的至高境界。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概念中的“自我”与形而上学的一个孤立的、与对象分离的自我有根本区别，与社会学所追求的人的权利、尊严、自由平等以及所谓的幸福、快乐等都是以个人为基点的自我也不同。奈斯用“生态自我”来突出强调这种自我只有纳入人类共同体、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之中才能实现。深层生态学讲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不断扩大自我认同对象范围的过程。即我们在大自然之中，不是与大自然分离的孤立个体；我们作为人的本性是由我们与他人，与自然界中其他存在者的关系所决定。当我们把其他存在者的利益视为自我的利益，方能达到所谓的“生态自我”境界。
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危机已经具有全球的性质。第一，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任何局部破坏，
都会对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而都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第二，任何个人的生存都必然依赖于“类”的生存，如果失去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生存下去。第三，解决目前困境的出路也只能是全人类的统一存动，任何局部的个人、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一全局性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和伦理观需要实现从个人本位向类本位的转变。
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深层生态学的另一准则，其基本含义就是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者都有生存、繁衍和体现自身、实现自身的权利。在生物圈大家庭中，所有生物和实体作为与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的内在价值是均等的，“生态”与“生命”是等值的、密不可分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力也是相同的。人类作为众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种，把其放入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并不能得出比其他生命形式高贵的结论。用马斯洛的话就是：“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至少和自然有最低限度的同型性（和自然相似）才能在自然中生长……在人和超越他的实在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裂缝。”（注：马斯洛：《人性能达到的境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
总之，当代生态学——深层生态学所提供的的理论资源，为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营养。生态美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生态学取得长足发展并逐步渗透到其他各有关学科的情况之下逐步形成的。
2、后现代文化形态为生态美学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前提。根据托马斯·伯里的观点，后现代文化体现的是一种生态时代的精神。他认为“在具体化的生态精神出现之前，人类已经经历了三个早期的文化一精神发展阶段：首先是具有撒满教(shamamic)宗教形式的原始部落时代（在这个时代自然界被看作神灵们的王国）；其次是产生了伟大的世界宗教的古典时代（这个时代以对自然的超越为基础）；再次是科学技术成了理性主义者的大众宗教的现代工业时代（这个时代以对自然界实施外部控制和毁灭性的破坏为基础）。直到现在，在现代的终结点上，我们才到了一种具体化的生态精神（同自然精神的创造性的沟通融合）”（注：〔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如果考虑经济因素和其他条件，我们可以认为，后现代信息经济社会超越了以科技理性为主导的工业时代社会，这是走向生态平衡和协调发展的生态精神时代。
生态美学的产生还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美美学与文学理论领域所发生的“文化
转向”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从20世纪初期形式主义美学的兴起开始，连绵不断地出现了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心理学美学等科学主义浪潮，侧重于对文学艺术内在的、形式的与审美特性的探讨；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再现对当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制度、性别、种族等人文主义美学的浓厚兴趣。正如美国美学学者加布里尔·施瓦布所说：“美国批评界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来说，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因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重新阐发。”（注：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北京〕《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美学在新时代的这种“文化转向”恰恰是后现代美学的重要特征，这就使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命运问题的探讨必然进入美学研究领域，成为其重要课题，从而为生态美学产生提供必要条件。
二、生态美学的哲学观照
新的生态哲学观必然引发新的美学观念。当代的生态美学就是基于生态哲学基础上的美学思考。它从自然与人共生共存的关系出发来探究美的本质，从自然生命循环系统和自组织
形态着眼来确认美的价值，其宗旨是对生态环境问题予以审美观照，重建人与自然和社会的亲和关系。
1、生态哲学主张的自然界的有机性、整体性与综合性反映了生态美学的和谐性与关联性。生态哲学认为，自然界所有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都有着网络式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是由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构成的。有机联系使事物相互依存、相互包含，彼此共生共存。同样人也是有机联系之网中的一个要素，人与其他物种也处于极其复杂、动态的有机联系之中。
生态哲学还强调自然界整体上的动态平衡。任何自然界实体都处于动态的进化过程中，每一事物的进化过程或许出现不平衡，但整个系统应该是趋于平衡的。所有的系统都具有自组织进化的功能，自组织进化趋向熵最小的秩序。具体说，相对于整个生命系统而言，“生”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个体生命的保存，在更大意义上在于生命系统的有生有灭与不断更新。生态平衡的动态性正是这样一个通过个体生命的有生有灭而达到生命系统生生不息的上升、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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