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安徽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新的建设。曾希圣同志是建国后第一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是他最先规划和绘制了新安徽建设的蓝图。从建国之初，到1962年2月他调离安徽前往上海，他为安徽建设倾注了12年心血。这段时间，我先后担任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等职务，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那是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其间，虽有曲折、辛酸，但更多的是激情、奋徽·· 未见其人!先闻其名
我是1938年参加抗日军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淮南津浦路西和凤阳山一带打游击，做基层党政军工作。曾希圣领导的新四军第七师主要活动在长江北岸的无为、和县、含山一带。我们新四军第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和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是近邻，是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当时由于受到敌、伪、顽三方面的分割包围，战争异常残酷，交通不便，我与曾希圣的工作职务又悬殊很大，所以，直到1948年之前我还没有见到过他。然而，有关曾希圣的许多传奇故事和轶闻，我听到了很多，正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仰慕之情，早己在我心中升起。
当时，在凤阳山游击区里，有关曾希圣的故事，流传最广有三个：
其一为曾希圣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担任过中央军委二局局长，善于破译敌人的密电码。对曾希圣以及其领导的军委二局作了高度评价：“长征时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其二是曾希圣于1939年由延安调往重庆，在南方局军事组负责情报工作。他除了搜集敌方情报，揭露和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外，还潜心研究国际国内动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欧战与抗战》长篇论文，批判了当时在杜会上存在的妥协、投降理论和单纯依靠欧美出兵心理，强调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篇文章一时引起很大轰动，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千方百计地设法加害于他。为此，中央才决定让他转移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其三是皖南事变之后，曾希圣临危受命，收容突围的新四军指战员，组建了新四军第七师，并任政治委员。他以长江北岸被古代军事家定名为“无为”的地区作依托，创立了一个拥有3万多平方公里、300万人口、3万多名武装力量的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直逼汪伪首都南京，为支援全国抗战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这些，令人由衷地感到，曾希圣不愧为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一代革命家，是一位充满传奇彩的英雄人物。
以改革创新精神!
奋力推进农业建设
建国之初，安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村十分贫穷落后，而且灾难频繁。党和政府在抓紧完成民主改革、医治战争创伤、支援抗美援朝等重大政治任务的同时，下大力气抓了农业生产建设，这是当时一项十分重大的迫切任务。曾希圣以他杰出的智慧、非
情系江淮人民勇于开拓
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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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的魄力、果敢的改革创新精神，抓救灾、抓治淮、抓农田水利、抓“农业三改”，使安徽农业出现了崭新局面。这其中，尤以治淮、“农业三改”最具开创性成效。高度评价说：“曾希圣是抓生产力的，如果我们国家的省委书记都像曾希圣一样抓生产力，那么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就大有
希望了。”
对曾希圣的这一高度评价，我是深有体会的。1950年夏秋季节，皖北地区就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被淹田地2800万亩，受灾人口800万，其中重灾人口440万；洪水期间，共淹死489人。 为战胜百年以来所未有的灾害，加强生产救灾领导，并做好治淮的筹备工作，皖北区党委决定成立皖北生产救灾治淮临时指挥部，曾希圣亲自任政治委员。曾希圣强调提出：生救方面必须达到中央既定要求，“不饿死人”，“不成批向外省逃荒”，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瘟疫，加强，并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将救灾
与治淮结合起来。他经过认真调
查研究，以独到的见解，提出了
一整套科学可行的治淮方略。
曾希圣认为：治淮“不宜于
一个地方独立进行，必须苏皖豫
同时兴办，如果只将皖北部分治
好则大水东流，对苏北大为不利，
同时以皖北力量也是不容易办好
的。”1950年8月3日，他向周恩
国计学来、董必武致电说“治淮一定要
豫皖苏三省同时进行。河南搞好
则皖北不利。皖北搞好，则对苏
北不利，以目前说则以皖北最不
利，淮河关节在皖北”；“治本办
法，我意可分成两年进行，其办
法是第一年在河南以蓄水为主，
减少水量东灌，同时又可解决河
南的旱灾问题，在皖北则蓄水与
复堤同时并进(不少地区漫溃)，
不放松小河的疏浚，一面使淮河
中国核应急救援队容量增大，一面使淮北平原及淮
河两侧增加蓄水池，同样可以减
少淮北旱灾，在苏北则开一条新
河，引淮人海。第二年则进行全
线疏浚，并扩大蓄水池，巩固险
工、涵闸”；“蓄水池可选择两种
地点来建立，在山地可选山洪必
经之隘口，堵成深池，再以闸门
控制之，即可建立水电站，花工
少、蓄水大；在平原可选低洼之
地，再加挑深，同样花工少。并
多开小渠，多挑水塘，多种树木，
这样做，既能变坏田为良田，增
加产量，又可保证不发水患”；
“我认为过去治淮均未得要领，他
们主要是筑堤，即增高培厚，对
河床垫高问题，及水量过大问题，
未作研究，所以不能解决问题，
相反使河水高于平地，致内面之
水不能外泄，所以每次水灾，均
出，曾希圣最早比较全面地提出
了淮河上、中、下游综合治理以
及泄蓄兼顾办法。
中央对曾希圣的建议极为重
视。1950年8月25日至9月21日，
在周恩来指导与参加下，水利部
召开了治淮会议。会议决定以
“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明确了
上、中、下游的治理重点，还制
定了治淮工程的步骤，确定当年
10月下旬开工。会议建议政务院
设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
工作。同年10月14日，治淮委员
会在蚌埠成立，曾山任主任，曾
希圣等4人为副主任。实际上，由
曾希圣主持治淮委员会的工作。
治淮第一年，完成了一批蓄
洪工程、堤防工程、干支流疏浚
和沟恤工程。这些工程相互配合
起来，使皖北初步实现了“小雨
免灾，大雨减灾”。1951年淮河流
域普遍丰收。治淮第一年的成功，
使曾希圣感到十分振奋。他决心
进一步全面推进治淮水利建设。
可利霉素经过连续多年的努力，建成了一
批大型骨干工程。如淮河中游干
支流分流工程，佛子岭、梅山、
响洪甸、磨子潭大型水库，课史
曾
希
圣
在
治
淮
工
作
会
议
上
做
部
暑!"
杭水利灌溉工程等。这些工程，直到现在还发挥着巨大的效益。如课史杭灌区目前灌溉面积达到1000多万亩，成为皖中、皖西发展的命脉。许多水利专家赞誉它是一个历史上空前的水利工程，比著名的都江堰工程要宏伟得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其建筑模型现收藏在世界博物馆内，让全世界
观众观赏。
“农业生产三项改革”(简称
“三改”)是曾希圣的又一杰作。它
的由来、依据、内容、意义何在?曾
希圣在他1954年1月1日于《安徽日
报》发表的“论三改”著名文章中作
了全面阐述。
曾希圣提出：第一，经常遭受
涝旱灾害的地区，应改变季节的收
成比重。原来沿淮地区收成比重夏
四秋六，秋收大于夏收，今后则要
改变这一情况，要利用夏收作物比
较稳产的优势，争取夏收比重达到
70%左右。这个改变是把我们从历
史性的灾荒中脱离出来的一种改
变。第二，改种高产作物、耐水作
物，改变某些作物的播种方法。改
种高产作物，主要是推广马铃薯和
山芋。改种耐水作物，就是在沿淮
低洼地区逐步改种水稻，这不仅可
以抵御涝灾，提高产量，而且能够
把地面水在稻田里蓄起来，是彻底
解决水灾的最有效办法。改变某些
作物的播种方法，主要是油菜等由
点种改为育苗移栽。第三，改变广
种薄收的习惯，采用深耕细作的办
法进行耕种。
在推行“三改”过程中，曾希圣
十分强调“典型示范”、“积极领导、
因地制宜”，并采取了一系列强有
力的具体措施。虽然某些地方由于
方法不当，出了一点这样或那样的
问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有效地
发挥了减灾、保收、增
产的作用。
沉沦堕落
曾希圣在领导农业生产中，不
仅善于从生产力的角度刻苦钻研，
把握自然规律，提出应对办法，而
且善于从生产关系方面观察和思
考问题，提出有远见卓识的、独到
的改革思路和完善措施。1961年他
提出和推行的“责任田”办法，就是
一个伟大的创造。上世纪70年代
末，发端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后
在全国迅速推开的农业“家庭联产
承包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
序幕，实际上它的渊源就来自“责
任田”。所以，称赞说：“曾希
圣同志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责任田”的历史背景是这样
的：1958年之后，党内“左”的思想
盛行，企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杜
会，于是不顾客观条件，发动大跃
进运动，动员全民大炼钢铁，推行
人民公杜化，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
挫折，农村情况则更加严重，普遍
出现“饿、病、逃、荒、死”现象。1960
年秋，曾希圣同时兼任安徽、山东
两省省委第一书记，但按照中央的
决定，他一度把工作重心放在山
东。这时，安徽也己处于极度困难
状态。当时主持安徽省委日常工作
的桂林栖同志，要我和张柞萌赶赴
济南，当面向曾希圣汇报安徽面临
的严峻形势。曾希圣听后心情沉
重，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辞去山
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允许他回安
徽来，与广大干部众一起扭转局
面，走出困境。他要我与胡坦、丁之
等同志负责抓安排众生活，抢运
粮食供应给缺粮农民，停办农村食
堂，严令不能再发生非正常死亡。
他则集中精力调查研究，酝酿根本
对策，最后形成“责任田”办法。这
个思路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安徽农村在推行合作化过程
中，曾经出现过“田间管理包到人”
的办法，简单易行，众满意，增产
效果明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二是曾希圣到工厂检查工作时，发
现工厂大多是将任务分解到车间
和个人，单机操作，责任到人，按劳
取酬，工人很有积极性。三是张柞
荫介绍了宿县一位老农上山开荒、
丰衣足食的事例，引起了曾希圣的
关注。这个老农叫刘庆兰，73岁，儿
子有肺病，别人劝他到敬老院，他
不愿去，经公杜同意，他就带着儿
子住到山里，一面让儿子养病，一
面开荒种庄稼。他没有牛，也没有
犁耙，仅靠一把锹和一把四齿扒，
开了10多亩荒地。第二年收了3300
斤粮食，除留下口粮、种子、饲料
外，交给公杜1800斤粮食，还交了
60元现金!养猪养鸡所得"。他向公
杜建议，最好把田包给杜员耕种，
统一分配，超产奖励。曾希圣认为
这个老农“是靠自力更生的”，“是
走杜会主义道路的”，“有高度的共
产主义精神”。刘庆兰的做法和建
议，增强了曾希圣推行“责任田”的
进行“责任田”试点后，众欢欣鼓
舞，热情支持。于是，曾希圣向毛主
席汇报了推广“责任田”的想法，毛
主席同意试行。当年安徽农业就获
得大丰收，广大众把“责任田”叫
做“救命田”。
但是，1962年1月的中央七千
人大会，却宣布曾希圣搞“责任田”
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并免去他的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调离安徽，改
组安徽省委，“责任田”也因而夭
折。然而，正确的东西总是有着顽
强的生命力，正所谓“野火烧不尽，
!"
春风吹又生”。改革开放之后，曾希圣精心培育和播下的“责任田”种子又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形式，重新出现并迅速蔓延全国，农村面貌也因此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局观点谋发展!全面推进经济社会建设
曾希圣在奋力推进农业水利的同时，对工业、城市建设、文教卫体等各项事业都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思路、独特的措施。他虽然没有系统论述过经济杜会统筹协调发展问题，但他总是用辩证唯物观点看待各项事业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关系，从而在实践上努力促进经济杜会全面发展。
曾希圣十分注意研究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并从安徽实际出发，强调提出要走“抓农促工、抓工促农”的路子。他说：“光抓农业不行，不抓工业，农业上不去，基础不稳固。”在发展工业中，“要有为发展农业来发展工业的思想。我们生产的大部分东西一定要卖给农民，你要农民来买，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的道路才能扩大，工业才能发展，不然就卖不出去。”按照“抓农促工、抓工促农”的指导思想，曾希圣提出：第一，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如粮食加工、酿酒、制茶、卷烟等。第二，发展支农工业。如农业机械、小化肥等。第三，发展能够满足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工业。如轻纺、服装、食品、小百货、小五金等。第四，发展机械工业。他反复强调：机械工业是“工业之母”，机械设备差，是没有竞争力的。第五，发展动力工业、原材料工业、基础工业。如煤、电、钢铁、铜、水泥等。第六，发展能出口创汇的产品，利用外汇换回省内急需的高、精、尖技术。第七，发展能够多赚钱的工业，以积累资金。第八，要多搞手工业。这样可以搞得更快一些。
安徽刚解放时，工业基础很差，没有什么大工业，只有一些小型手工作坊。例如合肥市仅有一台48千瓦的柴油机发电，供给机关和市民晚上照明，其他工业几乎是空白。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20.68亿元，其中工业产值只有3.4亿元，仅占16.4%；全省工业职工2.2万人，固定资产不足1亿元。在曾希圣和省委领导下，经过三年经济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安徽就建成了粗具规模的工业经济体系。如淮南煤矿、铜官山铜矿、马鞍山铁厂，佛子岭、梅山、响洪甸三大水电站，淮南电厂，省农机一、二、三厂，八一拖拉机厂，蚌埠拖拉机附件厂、水利机械厂，蚌埠玻璃厂、面粉厂、卷烟厂，安
徽纺织厂、合肥金笔厂、合肥搪瓷厂、合肥锁厂、合肥制革厂、合肥农药厂、安徽新华印刷厂、合肥无线电厂，芜湖
永康食品厂、合肥好华食品厂等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到1957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近5倍；“一五”期间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16.8%。这一时期的工业快速发展，初步形成了安徽工业的框架，为后来安徽工业的更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国初期，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国家动员沿海部分工业企业内迁。曾希圣抓住这个机遇，立即派出张又民、李广涛、黄诚等得力干部，持他的亲笔信到华东局谭震林，到上海柯庆施、陈丕显，到中央纺织工业部钱之光等负责同志，请他们帮助，从上海向合肥、芜湖、蚌埠、安庆分期迁来一百多家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当时有些人对此不理解，说这些企业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小企业，搬来做
啥?曾希圣说：
“不但要把技术人员、技术资料搬来，把设备即使卜的也要搬来，我们没有的东西都要搬来。有了这些东西，我们的事惰就好办了。”“这个东西不管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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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曾希圣陪同在安徽省委钢厂
与青年工人亲切谈话一图中左二为郑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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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弄只老母鸡来，他能下蛋。这就叫借鸡下蛋。”实践证明，曾希圣的这个决策是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这一批企业迁来安徽后，它们像种子一样，很快在安徽生根发芽，成长壮大，并且培养出一批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安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安徽原来没有综合性大学，国民党时期虽在安庆办有一所国立安徽大学，但规模很小，教学设施和师资条件很差，全校只有几百个学生。建国后，国家高等教育部制订“高等教育事业十二年远景规划”，提出安徽于1959年建立综合大学，先办专科，1963年再办本科。曾希圣深感高等教育事业不发展，必将严重制约安徽经济长远发展。于是，他以省委名义致电中央并转高教部党组，要求在1958年建成综合性的安徽大学，一开始就办本科，所需师资望由复旦大学代为培养配备。在曾希圣和国家的支持下，在省委直接指导和关注下，1958年6月，安徽创办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一—一安徽大学。同年9月16
日，来安徽视察，曾希圣请为安徽大学题写了校名。10月6日，安徽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曾希圣亲自兼任安徽大学校长。他时刻关注安徽大学的发展，多次请求北京、上海等兄弟省市支援一批专家教授来校执教。1959年10月3日，曾希圣亲自参加了安徽大学建校一周年庆祝大会，勉励全体师生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教学质量。
安徽农学院原来规范也很小，而且不在合肥。曾希圣决定于1954年将该院迁来合肥。他亲自选定合
肥西郊为学院院址，面积达3000亩。他还具体指导和帮助该院建立了教学实验基地，包括农场、林场、畜牧场、园艺场、茶场等。
合肥工业大学，前身是淮南工业专科学校，解放前招收初中毕业生，仅有土木、机械、电机三个工程系。解放后，改名为淮南煤炭专科学校，后又改名合肥矿业学校，并于1956年8月迁到合肥，曾希圣亲笔题写了校名。正当合肥矿业学院初创发展时，煤炭部提出要将该院迁到沈阳，曾希圣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安徽工业基础薄弱，为了发展安徽的工业，需要有一所高等学校培养工业人才。由于曾希圣的坚持，煤炭部只好收回成命。随后，曾希圣正式提出将合肥矿业学院改建为综合性的工业大学。省委为此上报中央宣传部，陆定一亲自主持召开部务会议讨论，最后同意将合肥矿业学院改建为合肥工业大学，归高教部直接领导。1958年10月7日，合肥工业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曾希圣亲临大会祝贺。1960年10月，合肥工业大学被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从此享誉全国。
安徽原来没有高等医科院校。曾希圣听说上海有一所私立东南医学院，是著名学者张锡棋创办的。曾希圣就派人前往盛情邀请，于1949年12月29日将该院迁到怀远县。为了学校的发展，曾希圣又邀请他们迁到合肥。曾希圣亲自选定合肥德胜门外的东南岗为建校地址，并拨出巨款，派出最强的基建队伍，在一年多时间里，就将医学院教学大楼、实验室、教职员和学生宿舍，以及学院的两个附属医院和门诊部全部工程完工。院名也于1952年10月改为安徽医学院，成
为“安徽医学人才的摇篮”。
同办高等教育一样，曾希圣在抓中小学基础教育、卫生体育、文化艺术、新闻广播和科学技术工作等方面，也都投入极大的精力，帮助规划，组织实施，都有超凡的建树。
这里要特别说说曾希圣重视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事情。刚解放时，合肥城市很小，城区面积仅5平方公里，又破烂不堪，全市只有5万多人。蚌埠、芜湖、安庆等城市规模也很小。素有雄心壮志的曾希圣，以他宽阔的胸怀，战略的眼光，开始筹划起安徽城市建设的蓝图。当时，他对合肥城区的规划设计是：东南傍临巢湖，西至大蜀山，市内长江路的路面宽度为60米；在老城区内，借助古城墙和护城河，营造一个环城林带（后来建筑成环城公园，被誉为“绿翡翠项链”）。按照这个规划，合肥将成为一座傍山依水、交通畅达、景宜人、市场繁荣的大城市。规划设想提出后，华东局有人批评说：“上海都没有那么宽的马路，合肥长江路搞那么宽干什么？”这样，长江路宽只好改修为40米。事
过几十年之后，大家都说号称“安徽第一街”的长江路显得窄了，早按曾希圣的设想去建设，那就好多了。
曾希圣作为老一代革命家，一生经历非常丰富、辉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他晚年受到不公正对待和“文化大革命”中遇到迫害的情况下，仍“老骇伏板”、“壮心不己”，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顽强不屈、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格。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实在是太多，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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