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党史文苑》2021年第10期
广东是一片充满红记忆的热土，是大革命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重要区域、中国共产党开启武装斗争的发源地之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为探寻革命道路在广东进行了一场旨在发动武装斗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的苏维埃运动，为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广东苏维埃革命的主要历史贡献
在开展苏维埃革命斗争中，广东党组织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创立革命道路模式、奠定制度根基、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胆而可贵的探索，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革命献身精神。
1.广东苏维埃革命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重要地域之一。广东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是土
地革命时期全国苏维埃运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会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杆子中取得的”[1]P303，同时指出，“小地主问题是土地问题的中心问题，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1]P303。的论断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为制定正确的革命路线奠定了认识上的基础。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苏维埃模式付诸社会变革实践，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2]P369，这一决议提出了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标志着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正式进入实施阶段。9月下旬，中共中央致信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10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明确提出“建立工农兵代表会”“政权应归于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3]P90-92。此后，以苏维埃制度作为新的政权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苏维埃运动在南粤广大农村区域蓬勃开展。
1927年11月，广东海陆丰地区在彭湃的领导下，相继成立海丰、陆丰两县苏维埃政府，实行工农代表会议制度，组建工农民主政府。在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海丰县汕尾区、惠阳县高潭区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较早建立的区级苏维埃政权。在中
共中央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指示的推动下，紫金县于11月25日至12月1日在炮子乡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紫金县苏维埃政府，通过了《取消苛捐杂税》《一切土地归农民》等重要决议。12月11日，在广州起义的炮火中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从1928年1月起，苏维埃运动在广东迅猛发展，广宁、普宁、惠来、南雄、仁化以及陵水、乐会、万宁、琼东（后四县今属海南）等地建立了县一级苏维埃政府。1928年8月中旬，琼崖地区成立了以王文明为主席的琼崖苏维埃政府。1930年5月1日东江地区选举产生了陈魁亚为委员长的东江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古大存任军长的红十一军。由琼崖、东江革命根据地构成的广东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较大的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是早期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地区。到1930年，东江革命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所辖区域包括东江地区20多个县（市），江西南部的寻乌县，福建南部的平和、诏安两县。苏区人口超过100万人”[4]P293。在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以及红四军多次进军粤东北的推动下，粤东北地区相继建立了五興龙、潮普惠、海陆紫、焦平寻、饶和埔、饶和埔诏等边县苏维埃政府，这些苏区与赣南、闽西苏区逐步形成一体，是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包括梅州全域以及南雄、饶平、龙川等县（市、区）在内的粤东北地区成为中央苏区南方战略屏障和战略缓冲地带。1930年9月，中共广东省委在香港成立了中国苏维埃大会广东省准备委员会。1931年11月，
东江苏维埃政府派出代表参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古大存虽然没有出席会议，但仍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从全国苏维埃运动来看，广东苏维埃运动具有建立早、区域广、持续时间较长、社会反响大等重要特点，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
2.广东苏维埃革命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有益尝试。斯大林指出：“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5]P487-488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着新的道路重振中国革命，是1927年我们党八七会议的历史抉择。早在八七会议之前，广东紫金党组织就积极发展工农革命武装，发动紫金“四二六”，进行了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一次英勇尝试。后成立的紫金县工农革命军，是一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正规的工农联盟革命武装。这为中国共产党探寻革命道路模式、转换决策思路提供了实践参考。广东党组织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较早地实践了“武装夺取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式革命道路模式。1927年5月，中共东江特委在海陆丰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就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先占据乡村，后夺取城市的主张。1927年9月，东江特委和海陆丰县委主动放弃在海陆丰第二次武装起义中占领的两个县城，率领革命武装转移到海丰、陆丰、惠阳、紫金四县
边界的山区一带。中共东江特委和海陆丰县委认为：“在敌强我弱之下，‘不应希望马上得到惠州和广州’，而需要‘造个形势险要的根据地’。”[6]P127这说明广东一些地区党组织对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的认识。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客观分析了广东实际，意识到城市的革命态势已经变得低落。1927年12月，广东省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较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要求“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4]P280。1928年1月，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通过了《目前党的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确定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从乡村直到城市，从局部的割据直到夺取全省政权”[7]P94，主要的策略就是“要极力发展各地农民，在东江、西江、北江、南路都造成一县至数县的割据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7]P94。这些主张或决议内在地包含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思想。
广东苏维埃革命将农民众认定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创造了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尤其是紧紧依靠农民的新模式。广东苏维埃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彭湃具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他很早就把发动和组织农民作为革命斗争的主要任务，并因地制宜地制定“唤起众”的方法。东江苏维埃政权在政治制度上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充分发挥了工农众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直接让工农兵参与政权、监督政权，有力有效地扩大人民众的政治参
与。广东苏维埃革命在实行区域性“武装割据”、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组建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以及动员众参与政治等系列中国革命道路基本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为开辟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奠定了一定基础。
3.广东苏维埃革命在党的领导方式、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及执政方式上进行了有效探索。在广东苏维埃运动中所创建的党的执政体制机制、党的领导方式、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由其决定的民主主义的组织机构、财政经济制度、人民武装体制、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共同构成广东苏维埃政权制度创建的主要内容和革命运行的主要形式。一是在政治制度上，海陆丰、东江、琼崖以及广州苏维埃政府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组建了工农兵民主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发布的政纲中提出改善工人及城市贫民的生活，以保障他们的政治权利。二是在组织机构上，苏维埃政府之下建立和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广州苏维埃政府设政府主席1人，主席以下设内务、肃清反革命、劳动、土地、外交、司法、經济、海陆军等8个委员会。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对于此后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政权建设有重要借鉴作用。东江苏维埃政府也在主席之下设立调查、文化、经济、土地、劳动、军事等10个委员会，并要求各县建立和健全县、区、乡三级政权机构。三是在武装体制上，苏维埃政府特别注重革命武装的建设，形成了由主力红军、县地方人
民武装和区乡赤卫队3种层级的人民武装体制。至1930年3月，东江特委所辖三级苏维埃政府都建立了自身的革命武装。四是在财政经济制度上，苏维埃政府设立经济和土地委员会，实行土地革命，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商品交流以及整理税收、扩大财源等措施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还建立了劳动银行，发行纸币，以“救济金融，利便市面交易”[8]P17。广州苏维埃政府提出将“银行、铁路、矿山、大工厂、大轮船收归国有”，“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一切财产”[9]P111。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管理城市的一些设想和有益尝试。
广东党组织在苏区开始了局部执政的实践。在琼崖、东江以及粤东北苏区，广东各级党组织创建并领导了具有独立政权形态的人民政权——从乡、区、县级苏维埃政府到地区级苏维埃政府，开始了我们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局部执政。广东苏维埃革命将国家权力深入到基层社会，在各级政府内设立党团、采用委员制，在红军中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初步探索和建立了治党治国治军和安民的方法，确定了党与政权、党与军队、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崭新关系和基本方向，培育锻炼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才。彭湃、张太雷、杨殷、周文雍、陈魁亚、古大存、刘琴西、冯白驹、黄学增、杨善集、王文明、陈舜仪等一大批杰出共产党人在苏维埃革命中得到了充分的政治锻炼。深刻指出，
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10]P611。可见，苏维埃革命在党的建政、执政历程中的基础作用，可以说是开启了执政之方。广东苏维埃革命开创的制度模式及其执政方式方法的历史作用也是基于此。
4.广东苏维埃革命为孕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提供了实践养料。广东苏维埃革命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较早地在一定区域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实事求是、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思想活的灵魂。深入研究广东苏维埃革命运动史，我们都可以从其历史实践中到这三个基本点的影子。八七会议之后，以彭湃、张太雷为首的广东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的广东革命发展道路，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作出了重要贡献。彭湃在领导建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东江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农民运动的经验教训，产生了实事求是的理论自觉，逐步萌生了众路线、武装斗争、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等新设想。通过组建工农民主政权、让农民监督政权，建立赤卫队、组建红军，组织领导海陆丰三次武装起义、协助广东区委领导开展夏季讨蒋起义等方式，使这些设想付诸实践。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1927年11月通过的《海陆丰工农兵代表大会决议案》
明确规定：“打倒反革命政府”“焚烧契约租簿”“由苏维埃政府发田地使用证分给贫民”[4]P260。彭湃还特别提出两个口号：“不劳动不得田地，不革命不得田地。”[11]P83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土地革命的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践行马克思主义经济革命观、政治革命观的一个样本。广州起义是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处于转折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开展武装斗争的一次较大尝试。紫金“四二六”是观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一扇“窗”。发展工农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府，开展分田废债运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孕育了有关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理论。从历史上看，在《中国的红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一批理论著作中，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社会建设、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理论提炼和概括，这些理论成果与广东苏维埃革命孕育的思想有相互吸收、相互发展的关系，在内容上具有较高的内在统一性。广东苏维埃运动的探索对于开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具有重要作用，为思想的孕育形成提供了实践参考和生动素材。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