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极为重视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习与运用，强调要学习中共党史，不要割断历史，要从党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用以指导当前工作。回顾、学习任弼时研究及运用党史的论述与做法，对于深化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认识，自觉从党史中汲取营养，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不无重要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中共中央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在延
安还分别召开讨论各苏区和各部
队历史问题的座谈会，湘赣苏区
历史问题座谈会即为其中之一。
1944年10月26日，任弼时在这个
座谈会发言，提出他对检讨（亦即
研究）历史问题的态度及目的的
认识，并具体地分析湘赣苏区历
况，实事求是地指出其间的利弊
得失与经验教训，诚恳检讨自己
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
发言看作任弼时研究及运用党史
的基本观点的代表作。
任弼时在发言中首先提出要
以怎样的观点去看、去检讨历史
问题。检讨的过程就是研究，所
以任弼时事实上提出我们要用什
么观点、什么态度去研究党史的
问题。他的答案很明了：看待历
史问题，要以历史的观点去看。
这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
观。在延安讨论湘赣苏区历史问
题时，距离任弼时到湘赣苏区工
作已10年之久。10年前与10年
后的形势大不一样，个人的思想
认识也大不一样，但不管怎样，要
承认自己当年对党的总路线的认
同与接受这个历史事实，这就是
检讨湘赣苏区历史问题的前提。
事实上，“当时许多同志也没有把
它（按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
路线）当错误的路线，相反的，倒
还觉得很合胃口”，“这个错误路
线是过了七八年之后才发觉
的”。这里的“许多同志”，是包括
1933年4月起以刘士杰为首的湘
赣省委和5月起以任弼时为首的
湘赣省委的同志。有了任弼时的
这个认识与态度，旧省委（1931年
10月至1933年4月，以王首道为
首的湘赣省委）、新省委的同志才
可能平等地、心平气和地检讨湘
赣苏区的历史问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错误
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问题、一样
的性质、一样的责任、一样的教
训。因而，任弼时进一步提出以
历史的观点检讨历史问题。
“首先，应该从各种不同的历
史情况出发，了解历史问题，检
讨自己的错误。”这是因为“过去
在同一错误路线下，也是有各种
不同的情形的”。
有种人是把错误路线当作正
确路线来执行的，他并没有想
到、认识到那个路线会是错误
的。这种人对党是忠实的，只是
思想方法错了。他需要反省当时
为什么就同意了、拥护了那个路
线，需要做自我批评，加强政治
的、理论的学习，提高思想水平
与政治洞察力。
有种人在错误路线下面，利
用党的错误来进行自己私人的活
动，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这就
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更是品质
不好。他不单要反省自己的思想
方法，而且要反省自己的品质有
什么毛病，造成了什么罪恶。
有种人虽然也在错误路线
下，但他并没有完全同意这个错
误路线，而是有所抵制、有所不
满。但也没能够把这个错误路线
完全纠正。这些同志应该反省的
是，自己当时为什么没能坚持自
己的正确意见，从而得到一些经
验教训。
还有的同志有官僚主义倾
向，脱离众，作风不好，因而使
学习任弼时研究
运用党史□曹春荣
工作受到损失，等等。
综合以上四种不同情形，任弼时指出，如今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各种各样的人对自己应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来加以检讨和反省，则对自己有一定好处。
“其次，我们不能够以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问题。”例如，不能拿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的尺度，来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共与蒋介石也应该合作。这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还不可能，还没有这种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那时采取某些统一战线措施，如九一八事变以后实行某些政策的改变，是可以做到的。这当然也是检讨历史问题时应有的历史观点。
“再次，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即一方面要看出错误并研究犯错误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哪些地方有成绩，而不是否定一切。还需要研究出在错误路线下能够得出成绩的原因，这也是实事求是。
检讨历史有益
检讨即研究历史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任弼时认为可以分两方面来说：“对党来说是要很好地检讨那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个人来说是要弄通自己的思想，基本上不是追究责任应归哪个人负，而是把思想搞清楚，以对过去错误的检讨来教育全党。”而这样做的动机，就是要“能够对党对个人都有利益”。
从上述目的出发，任弼时以历史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对湘赣
苏区历史上各个时期（主要是旧
省委与新省委这两个时期）党的
路线问题，作了尽量恰当的估计；
对湘赣苏区新旧省委的工作成
绩，作了概略的分析，同时指出新
旧省委共同的缺点，对有争议的
一些问题、人物表达了他个人的
看法。
任弼时首先简要回顾湘赣边
苏区的创建情形，肯定主要由毛
泽东创造的“一套政策”，以及倡
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对湘赣苏区
党员、干部的影响，在省委执行
错误路线时的制约作用。这一
条，其实也是湘赣苏区的斗争经
验之一。
任弼时认为，旧省委和新省
委两个时期都是执行了“左”的路
线，而且这个路线是一天比一天
“左”的。换言之，新省委执行的
路线是中共临时中央搬到中央苏
区以后，发展得更“左”的路线。
而旧省委虽然执行了“左”的路
线，但并没有充分执行。“湘赣之
所以被打”（指旧省委被改组），就
因为没有完全执行那条路线，被
认为“机会主义的动摇”。
针对有同志说旧省委派刘士
杰到中央报告是一个错误，才招
致中央对湘赣的批评，任弼时认
为“这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刘士
杰原任中共湘赣省委候补常委，
负责职工工作，1933年4月任湘赣
省委书记。任弼时分析道：“刘士
杰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事实，但是
派别人是不是也会带一个机会主
义动摇的帽子回来呢？我可以肯
定地说，一定要带的。为什么？
中央从上海搬到中央苏区以后，
为了贯彻自己的路线，采取的办
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过去，把
罗明路线的帽子到处戴。”因此，
任弼时认为应当否定那时中央对
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
“因为这不合乎事实”。随之改组
省委也就是错的，后来打击省委
这些人更不对。由此可以看到，
任弼时检讨历史问题，的确是从
历史事实出发，着眼于汲取历史
经验教训，而不是一味追究个人
责任的。
任弼时对旧省委和新省委执
行“左”的路线的具体内容，表现
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文化政
策，以及苏维埃政权建设、、
军事行动等各方面的情形，进行
了简要梳理与对比，说明新省委
继续执行“左”的政策，在思想上
比旧省委更“左”一些。当然，他
也指出：新省委执行的政策虽然
更“左”，但没有完全达到当时中
央所要求的程度，以致还受到中
央对新省委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
评。在检讨工作错误的同时，任
弼时也客观地肯定朱毛红军传统
在湘赣苏区保持得较久，
从而能
任弼时
任弼时在中共七大开幕式上讲话
保存一些军事力量和一大批干部，并且取得一些胜利。
任弼时在发言中，着重解释湘赣苏区新旧省委在错误路线下，还能取得诸如统一湘赣边领导，深入斗争巩固扩大苏区，建立和发展武装，组织西征等各方面成绩的原因。主要是：在苏区实行土地革命，广大农民拥护苏维埃政权；广大党员、干部与众密切联系，有实事求是精神；有些省委领导干部有实际工作经验，发现错误能及时纠正。任弼时也深刻揭示新旧省委存在的共同缺点，“拿思想方法来说，都是有些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具体地说，都是对于一个区域的斗争历史没有加以深刻的研究，对当时的政策也是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对一地历史研究不深透，难免割断历史，也就不能够接受该地的历史教训。
这些见解清楚表明，任弼时研究党史的目的就是要汲取经验教训，弄通自己的思想，以利于党和个人。难能可贵的是，任弼时在检讨历史问题时，常常不忘自我批评。例如：“我在省委的这一时期，对清理旧案，我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今天反省起来，觉得我对刘士杰的本质感觉不灵敏。”“在对刘士杰的问题上，我有责任，放任了他，对他的品质认识很慢。”
联系、研究和服务实际
任弼时研究党史、运用党史资源有个极其鲜明的特点，那就是联系斗争（工作）实际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并以此为对象进行研
究，再以研究所得服务现实斗争。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是任弼时革命一生得以高度自觉地战胜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深层原因。
他非常重视及时记录每次斗争、每项工作的经过，总结其经验教训，提出新的思考与对策。这既有利于现实斗争，又为党留下了一段历史史实。仅以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任弼时的几个报告和手稿为例，我们便可见其一斑。
1935年1月6日，时任中共中
央代表、湘鄂川黔省委书记兼军
区政委的任弼时，在省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最后的彻底的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前面党的紧急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湘西北革命运动出现的新形势，以及敌人对红军和新区大举进攻的态
势，然后有针对性地提出目前党的紧急的战斗任务。这些任务，像在广大众中进行艰苦的政治动员，加强对武装力量、游击战争的领导，消灭新区内的地主武装、镇压反革命活动，彻底分配土地，
加强巩固党与政权机关的领导力量、改善领导方法等，固然并非新的课题，但它们的实现环境、主客观条件迥异于此前的老苏区。任弼时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墨守成规，而是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不少新的措施。例如，消灭地主武装的办法，除了靠我们去打以外，“还应该用政治工作去瓦解地主武装和土匪队伍。分田时，他们中间工农出身的士兵应同样分得土地，要利用他们的家属或派人进去，进行瓦解工作”。
同年9月29日，任弼时在红二、红六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做报告，全面回顾前一段冲破敌人“围剿”的经过，阐释这一胜利的表现及其意义，同时深刻总
结其中的一些教训。诸如：我们为什么在粉碎“围剿”的第一阶段中，不能够在东南战线上胜利地击破敌人的进攻？我们在粉碎敌人“围剿”的斗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但为什么还没有能够消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围困龙山的教训，忽视了白军及白区的工作，不知道运用军阀矛盾和组织反日反蒋运动的策略，使之有利于红军武装斗争的开展等。任弼时之所以在充分估计红军的胜利和意义之后，要花大力气分析血战中得来的教训，是“要坚决消灭我们存在着的弱点”，以更好地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夺取更多更大的胜利。
1936年10月22日，任弼时、贺龙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主力与红一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至此，红二方面军从桑植出发、历时一年的长征胜利结束。次月，任弼时撰写出《二、六军团从湘赣边到康东北长
途远征经过》（报告大纲）手稿，详细记叙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从桑植启程，次年6月22日到达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过程。这份手稿首先分四个时期回顾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经过，每一时期都有敌我态势、红军任务与部署、军委指示、战斗过程等内容。手稿着重总结红二、红六军团长途远征的经验教训，检讨未能完成创造新的根据地的主要原因与错误。由于任弼时是红二、红六军团及红二方面军的领导核心，是部队一切重要活动的决策者、参与者、指挥者，他的这份手稿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视同他的亲历记，他为党留下的一段历史记
录。而他这样做的目的，一如既
往地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服务现实斗争。
任弼时也非常重视对党的历
史进行理论升华，使之成为全党
的精神财富，在实现党的奋斗目
标中不断发挥作用。1945年4月
23日，他以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务
委员兼秘书长身份，在七大开幕
典礼上讲话。他特别总结我党24
年来英勇奋斗的最主要收获：
我党的主张获得了中国广大
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在实际生
活斗争中，体验到我党自成立以
来的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
张，也就是我党领袖同志
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以
及各项具体政策，都是为了人民
的利益。我们的艰苦奋斗是为了
人民的解放，为了民族的解放。
中国人民深深地感觉到，只有中
国共产党才能把他们从痛苦中拯
救出来。他们把我们党看成洪涛
险浪中的舵手。他们把希望寄托
在我们党的身上，寄托在我们党
的领袖同志的身上。他们
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和我们党
在一起，达到自由幸福的彼岸
……我们每个同志应该认识共产
党员这个称号是非常光荣的。
显而易见，任弼时这段讲话，
不啻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极
好的早期版本、党和人民关系极
深透极精准的样本。它把党24年
来努力与奋斗的历史，概括、提炼
成文化形态的哲理、精神，便有了
以理服人且传诸久远的力量。不
能不说，这是任弼时对党、对党史
的特殊贡献。
刘少奇说过：“任弼时同志是
一个模范的革命职业家，模范的
共产党员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
领导者之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
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
任弼时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领
导革命斗争的历史是分不开
的。”任弼时所以能够做出如此
伟大的成绩，在于他努力学习与
掌握马克思主义和思想，
这使他目光深邃、胸襟宏阔、意
志坚强，能把理论与实际、历史
与现实结合起来看问题，也在于
他重视并努力研究及运用党史，
从党史中汲取营养，从党史中寻
力量，从党史中看见走过的
路、到今后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强调：“初心易得，始终难
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
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
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
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
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
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
美好未来。”学习任弼时研究及运
用党史的论述与做法，无疑可以
加深并增强我们对习近平这一重
要讲话精神的理解，更加自觉地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从而更好地
把握历史规律，行稳致远，再攀历
史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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