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第1期（总第665期）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连云港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心理学视角下高职高专院校欺凌现象成因及干预策略———以连云港高职高专院校为例”（批准号：19LKT217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孙舒凡（1988－），女，江苏连云港人，讲师，硕士，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网络欺凌，又称为网络霸凌、网络欺负、网络欺辱，是互联网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是指以伤害他人为目的，并将信息通讯手段作为媒介，针对个人或团体进行反复且针对性攻击的一种恶意行为。已有研究显示，网络欺凌对学生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均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它不仅会引起被欺凌者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还可能降低被欺凌者的自尊感，使其焦虑、抑郁，产生孤独感，对生活失去信心，严重者甚至产生自杀心理。 近年来，积极心理学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日益获得重视。主观幸福感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范畴受到格外关注，成为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所谓主观幸福感，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包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满意度，积极的情感体验，消极的情感体验，以及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等四个维度。已有研究显示，缺乏幸福感体验的青少年，容易出现“网络成瘾”现象，对心理、行为和价值观的良性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加剧网络欺凌现象的发生。现有网络欺凌研究主要围绕中学生进行，以高职高专生为对象，讨论主观幸福感和网络欺凌之间直 接关系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以连云港高职高专生为被试，将主观幸福感作为自变量，网络欺凌作为因变量，对主观幸福感和网络欺凌的关系进行讨论。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1.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分层整抽样方法，于2019年5月—2019年12月对连云港两所高职高专院校，以年级进
行分层，并在各年级中随机抽取若干班，以被抽中班的全部学生为调查对象，共选取522名高职高专生作为研究对象。
2.研究工具
（1）主观幸福感问卷。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中国版），本量表是由段建华对总体幸福感量表（GWB）进行修订后的结果。修订后的量表共有18题，包括6个因子，分别是：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与紧张。问卷分数越高，则主观幸福感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776。
（2）网络欺凌问卷。选用Erdur 和Kavsut 编制的网络欺凌量表（原量表包含网络欺凌与网络被欺凌两个分量表），共有18题，量表采用4点记分法，得分越高，代表被试网络欺凌他人程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912。
3.调查与统计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软件发放相关问卷进行调查，被调查者均知情同意。问卷设置为不完成无法提交，并将回答具有明显一致性的问卷剔除。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522份。在调查对象中，男生100人（19.16%），女生422人（80.84%）；大一学生206人（39.46%），大二学生187人（35.82%），大三学生129人（24.71%）；其中，458人来自完整家庭（87.74%），20人来自重组家庭（3.83%），44人来自单亲家庭（8.43%）。在522个研究对象中，有124人（24%）实施过不同程度的网络欺凌行为。所得数据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
二、分析与结果
1.连云港高职高专生网络欺凌在人口统计学变量
上的差异
利用独立样本T 检验和方差分析，对连云港高职
高职高专生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欺凌的关系研究
孙舒凡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音乐学院），江苏
连云港222000）
摘
要：采用总体幸福感量表与网络欺凌量表，就连云港市高职高专生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欺凌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查。
调查样本为连云港市两所高职高专院校的522名学生。结果显示：（1）连云港高职高专生网络欺凌在人口学变量上差异并不明显，但在得分上男生高于女生，完整家庭、重组家庭、单亲家庭得分依次递增，年级依次递增。（2）连云港高职高专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及主观幸福感因子“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与网络欺凌总分呈负相关，对网络欺凌行为起负向预测作用。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网络欺凌；高职高专生；思想道德教育中图分类号：G651；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21）01-0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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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专生网络欺凌现状从性别、年级、家庭结构几个方面进行差异分析。结果表明，连云港高职高专生网络欺凌的平均分是18.73±2.877，在性别、年级、家庭结构上均无显著差异，以“从不”选项作为临界值，显示有124人（24%）参与过网络欺凌。
2.连云港高职高专生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欺凌行为的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
对连云港高职高专生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与网络欺凌总分进行相关分析，可以发现主观幸福感总分、“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焦虑）”与网络欺凌之间呈负相关。
以网络欺凌总分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总分及其因子“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和紧张（焦虑）”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以发现主观幸福感总分、因子“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与网络欺凌总分呈负相关（P<0.05）。
三、讨论
1.连云港高职高专生网络欺凌现状
研究表明，连云港高职高专生网络欺凌得分较低，这说明连云港高职高专生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率并不
高。但是以网络欺凌问卷中的“从不”选项作为临界值进行分析，显示有124人参与过网络欺凌，说明近四分之一的学生有过一次以上的网络欺凌行为。与传统欺凌相比，网络欺凌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通过多种手段方式进行，欺凌内容传播速度快，范围广，而且操作简单，身份隐蔽，这也导致网络欺凌行为不断增加。
网络欺凌在人口学变量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从具体得分来看，男生得分略高于女生，这与已有结论“男孩比女孩有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的观点是相符的。一方面，网络欺凌充斥着歧视、辱骂等行为，满足了少数男生暴力发泄情绪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男生更擅长操作电脑，也更多地沉迷于网络游戏，使用网络频率更高，也更容易卷入到具体的网络欺凌行为中。在家庭结构方面，重组家庭和单亲家庭的网络欺凌得分高于完整家庭。有研究表明，高职生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密度由低到高与其网络欺凌评分由高到低呈一定的相关性。与完整家庭相比，重组家庭和单亲家庭的亲子关系相对处于较低水平，亲情的淡漠不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形成与发展，父母疏于日常管控也容易导致孩子网络失控行为的发生。从年级来看，分数随着年级增长，呈现递增的趋势，与已有研究结论“年龄较大的被调查者比年龄较小的被调查者存在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是相符的。通过访谈进一步得知，部分学生入校后慢慢发现高职院校的学习、生活与最初预想存在较大的落差，加之升入大三后就业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所以有时会通过网络游戏来排解现实生活中的挫折感，或者在虚拟的网络社交平台上通过欺凌他人的方式，获得存在感和满足感。
2.连云港高职高专生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欺凌的关系
运用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进一步发现，连云港高职高专生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欺凌呈现负相关，即主观幸福感程度越低，网络欺凌发生率越高。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生活满意度和情绪的主观评价和个人体验，它强调个体的身心愉悦，所以生活满意度和情绪常被视作主观幸福感的两个维度。朱鹤的调查研究显示，生活满意度是是否参与网络欺凌行为的独立因素，对生活不满意的大学生参与网络欺凌行为的风险是对生活满意的大学生的1.47倍。对生活不满意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相应较低，参与网络欺凌的概率较高，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朱鹤的观点。同时，生活满意度越低的人，无聊程度也越高。对于一些高职大学生来说，网络是打发无聊的最便捷方式之一，这无形之中增加了社交网络的使用率与网络欺凌的发生率。从主观幸福感另一维度的情绪来看，Fredrickson提出的积极情绪“拓延—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能够提高人们瞬间知行能力，拓展知行范围，使人们选择更合适的行为，相反，消极情绪通常窄化人们的知行能力。主观幸福感被认为是人们对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平衡的一个结果，擅长调节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学生，有较好的知行能力，主观幸福感较高；相反，消极情绪多于积极情绪的学生，知行能力窄化，更倾向于用逃避、攻击等手段来解决矛盾，主观幸福感较低，如果这种消极情绪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根本排解，就可能选择隐藏在虚拟的世界里，通过尽情发泄来获得心理安慰。因此，较高的个体情绪调节水平可以有效预防网络欺凌的发生，较低的情绪调节水平相应也就更有可能带来网络欺凌行为。
另外，不同主观幸福感的学生，手机依赖差异也有显著性。主观幸福感水平高的大学生个体手机依赖水平低于主观幸福感水平低的个体，主观幸福感体验越差则越容易沉迷于手机。而高度网络使用者与网络欺凌呈正相关关系，网络使用时间的延长，将会增加对他人实施网络欺凌的可能性。手机是大学生使用频率最高的网络媒介，主观幸福感较低的学生容易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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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第1期（总第665期）
2021年1月·第1期（总第665期）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Cyber Bullying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Sun Shufan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Lianyungang Normal College,Lianyungang 222000,China)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well -being and cyber bullying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Lianyungang was investigated by using general well -being scale and internet bullying scale.The survey sample is 522students from two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Lianyungang.The results showed that:(1)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cyber bullying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Lianyungang,but the scores of boy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The scores of complete family,reorganized family and single parent family increased in turn,and the grades
increased in turn.(2)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factor "control of emotion and behavior"and the total score of cyber bullying.
Key words:subjective well-being;cyber bullying;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产生依赖心理，甚至发展成“手机成瘾”，必然增加网络欺凌发生的概率。
回归分析还进一步显示，在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因子中，“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与网络欺凌呈负相关。根据社会归因理论，当人产生消极情绪之后，会迅速对消极情绪进行一个再认知，比如思考这种情绪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排解消极情绪等。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进行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控制能力较差的学生，很可能把“自我发泄”引向“向他人发泄”。而网络作为可以不暴露身份肆意“向他人发泄”的平台，为他们提供了便捷的宣泄通道，使他们可以发表侮辱性言论，宣泄不满。反之，情感和行为控制能力较好的学生，即使在生活中产生了消极情绪，甚至消极情绪多于积极情绪，也能运用个体良好的控制能力对这些消极情绪进行正确归因或者后果设想，进而选择合适的方式来宣泄，有效疏解消极情绪，最终降低网络欺凌的发生率。
心理健康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在提高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具体活动中，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观幸福感是一种精神性或物质性的体验，其本质是人的认知结果。因此，高校心理健康教育要通过改变个体的主观认知来增强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同时还要教会学生如何追求幸福，增加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塑造积极的人格特质，提高主观幸福感的程度，降低网络欺凌行为发生率。特别是要教会学生自我控制的方法，一方面提高学生控制情绪的能力，引导学生努力增加积极情绪，理性看待消极情绪，学会情绪管理，提升情绪智力，另一方面引导学生
对消极情绪进行合理的宣泄，帮助学生积极应对压力和挫折。作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更要学会思考并实践如何运用网络积极的一面，把心理健康教育功效发挥到最好，最大限度地抵制网络消极面对
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连云港高职高专生主观幸福感对网络欺凌行为的影响，从结果来看，主观幸福感对网络欺凌的确存在着影响，但解释量并不是很大，由此可以推测主观幸福感与网络欺凌之间还有其他中介因素发挥作用，这可以在将来的研究中做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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