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卷第5期2023年9月
高校辅导员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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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敏娜，桑青松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为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大学生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大五人格在其作用机制中的调节效应，在我国新冠疫情的感染暴发期，对国内六所高校的201名大学生进行健康焦虑、主观幸福感和大五人格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大学生健康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健康焦虑阈值；（2）大学生健康焦虑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3）神经质人格在大学生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之间
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外倾性人格在大学生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显著负向调节效应。研究揭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大学生人格在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调节效应。这为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特别是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增强大学生应对风险事件能力，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学理依据。关键词：
大学生；健康焦虑；主观幸福感；大五人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37（2023）05-0059-07一、问题提出
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大量研究都聚焦于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如“新冠”感染导致的焦虑明显上升对心理健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1-2］。而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和核心所在，已成为新时代对心理健康的一种新诠释［3］。尽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对关联幸福感的各个重要因素（如对经济和日常生活的负面影响、学业活动的延迟等）都产生了长期负面影响［4］，但这些影响却一直未被重视，对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主观幸福感受其影响的研究，学界鲜有研究成果。
大学生体处于青春期晚期，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情绪波动较大，同时也是网络使用的主要体，网络媒体对疫情的广泛报道，会进一步增加该体的焦虑情绪［4］。此外，健康是主观幸
福感的决定因素之一，健康焦虑则是由疫情引起的恐惧和焦虑的基本变量［2］。可以预测健康焦虑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人格历来是主观幸福感最好和最稳定的预测因素，人格的不同维度会引发不同的焦虑情绪。
综上，本研究在国内防疫放开初期，对大学生进行健康焦虑、主观幸福感和大五人格的取样调查，旨在探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大学生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探究大五人格不同维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为培育大学生健康人格，提高主观幸福感提供了重要学理依据。
（一）健康焦虑
健康焦虑指个体倾向于对正常或异常的躯体感觉都进行消极解释，并据此过度关注和担心身体健康、从而产生心理痛苦的状态［5］。突发公共卫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百年变局下青少年网络社会心态引导”（AHSKZ2022D20）。
作者简介：郭敏娜（1986—），女，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 ：
10.fdyxk.2023.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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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件背景下，民众经常会在网上关注相关信息，激活了个体关于健康的潜在歪曲信念，高度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状况，对于轻微细节高度敏感，将自己代入相关症状，并产生焦虑情绪［6］264。 除了一般焦虑，疫情的独特特征（如潜伏期长、症状可变、发病率升高等）更会增加个体的健康焦虑［7］。据此，提出假设H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大学生健康焦虑水平显著高于健康焦虑阈值。
（二）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 ，SWB)指在某阶段个体按照预设标准对自己的生活水平进行的综合评估，分为生活满意度和情感体验两部分。生活满意度指在某一阶段个人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度，是对生活质量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体验两个维度，是对生活质量的主观情绪体验［8］。
健康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尤其是对健康的主观解释会影响主观幸福感，健康状况不佳可能会对主
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9］，对负性事件的感知会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10］。焦虑则被证明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主观幸福感的重要负向预测因素［11］。因此，提出假设H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大学生健康焦虑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三）大五人格的调节效应
健康焦虑受到人格影响［9］，大五人格是最具代表性的人格特质理论，包括外倾性、神经质、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五个维度。神经质具有难以平衡焦虑、敌对、压抑、自我意识、冲动、脆弱等情绪特质，即缺乏保持情绪稳定的能力，所以神经质和焦虑是密不可分的。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神经质人格易伴随较高的健康焦虑水平。Stones 等人对20年间的文献研究发现，人格是主观幸福感最好且最稳定的预测因素［12］。主观幸福感在短期内围绕一个基点上下波动，如情绪变化；但从长期来看，主观幸福感存在一个稳定的基点，即人格。高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和开放性，及低神经质的人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高神经质则预测低主观幸福感和更多的消极情绪，高外倾性可以预测高主观幸福感，并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13］。
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人格在大学生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调节效应。神经质人格在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关系中起正向调节效应，即高神经质人格增强健康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低神经质则相反；外倾性人格在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关系中起负向调节效应，即高外倾性人格减弱健康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低外倾性则相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在2023年1月3日至1月15日期间，通过网络平台对安徽师范大学等国内六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问卷242份，剔除答题时间过短或答案重复等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201份（年龄=19.94±2.41岁，男生占40.30%），有效率83.06%。
（二）研究工具
1.健康焦虑量表。采用中文版简式健康焦虑量表(CSHAI)，由袁勇贵、张钰等人修订，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该量表共18题，前14题针对健康焦虑，后4题涉及危险因素，采用Likert 4点计分法，健康焦虑总分阈值为15分，能够很好地筛出健康焦虑，分数越高表明健康焦
虑水平越高［14］。本研究总量表的Cronbach 's α 系数为0.83。
2.主观幸福感量表。主观幸福感测量包括生活满意度测量和正负情绪测量两部分。生活满意度测量采用Diener 在1985年制定，郑雪等人在2004年修订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 ），共5道题目，采用Likert 7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说明对当前生活状况越满意；正负情绪测量采用Watson 等人在1988年编制，邱林等人在2008年修订的正负情绪量表(PANAS)，分为正面和负面情绪两个维度，每个维度9题，
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评定被试过去一周的情绪感受度，得分越高则对应情绪感受越强。本研究的生活满意度问卷、正面和负面情绪体验问卷的Cronbach 's α 系数分别为0.90、0.92和0.87。
3.大五人格量表。采用中文版大五人格问卷第二版（BFI -2)，共60题，正反向题目各50%，由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五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12题［15］。五个维度的Cronbach 's α系数在0.61~0.73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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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处理与分析
首先采用SPSS 26.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并对健康焦虑总分进行差异性检验。然后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再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最后采用Mplus 对大五人格的调节效应进行统计分析，并做简单斜率检验，绘制调节效应图。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对数据进行Harman 单因子检验，即共同
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29个，其中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3.14%，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健康焦虑总分的差异性检验
表1的结果表明，大学生健康焦虑水平显
著高于健康焦虑阈值(P <0.001)。
（三）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见表2。
表1 健康焦虑总分的差异性检验
N
M
SD
t
df
AVE
95% CI
L
U 健康焦虑总分
201
20.01
7.72
9.21***
200
5.01
3.94
6.08
注：检验值：15，***代表P <0.001。
表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健康焦虑15.47 6.28
2.危险因素 4.54 2.170.57**
3.焦虑总分20.017.720.97**0.74**
4.生活满意度22.87 6.59-0.14*-0.12-0.15*
5.积极情绪30.34
6.83-0.16*-0.10-0.16*0.65**6.消极情绪24.56 6.46
0.36**
0.22**
0.35**
-0.03
-0.12
7.主观幸福感28.6614.24-0.31**-0.20**-0.31**0.78**0.83**-0.53**
8.神经质35.82 6.260.34**0.20**0.33**-0.32**-0.30**0.41**-0.48**9.外倾性37.11 5.60-0.08-0.06-0.080.37**0.59**-0.23**0.60**-0.36**10.开放性40.01 5.750.01-0.010.010.030.13-0.26**0.19**-0.080.21**11.宜人性41.21 4.830.070.040.07-0.07-0.02
-0.10
0.06
-0.14
0.05
0.12
12.责任心
39.12
5.70
-0.09
0.02
-0.07
0.30**
0.28**-0.30**0.41**-0.33**0.32**0.43**
0.14*
注：N =201； *代表P <0.05，**代表P <0.01，***代表P <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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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变量与因变量的线性回归
因变量=主观幸福感
未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
t
B SE Beta
（常量）-2.5612.47-0.21健康焦虑-0.350.10-0.19-3.41**神经质-0.460.14-0.20-3.23**外倾性 1.020.150.40 6.86***开放性0.030.150.010.17宜人性-0.120.20-0.03-0.62责任心0.530.16 0.21
3.36**
图
1 神经质的调节效应模型图图2 外倾性的调节效应模型图（五）大五人格的调节效应
采用Mplus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分别对大
五人格的五个维度进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
神经质和外倾性的调节效应显著，其他三个维度
不显著。神经质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调节效
应模型拟合良好（χ2=62.981，df=3，TLI=1.00，
CFI=1.00，RMSEA=0.00，SRMR=0.00）；健康焦
虑主效应显著（β=-0.258，t=-2.150，P<0.05），
健康焦虑和神经质的交互效应显著（β=-0.032，
t= -2.191，P<0.05），如图1。外倾性的调节效
应模型拟合良好(χ2=105.210，df=3，TLI=1.00，
CFI=1.00，RMSEA=0.00，SRMR=0.00)；健康焦虑
主效应显著（β=-0.526，t=-5.178，P<0.001），
健康焦虑和外倾性的交互效应显著(β=0.047，
t=3.052，P<0.01），如图2。
（四）回归分析
表3结果表明，健康焦虑和神经质人格显
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P<0.01）；外倾性人
格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P<0.001）；责任
心人格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P<0.01）。
用Mplus对调节效应进一步进行简单斜率
检验。神经质的调节效应如图3所示，在高神
经质水平下(M+1SD)，具有较低的主观幸福感，
健康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在低神经
质水平下(M-1SD)，主观幸福感较高，健康焦
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减小。即神经质水
平越高，健康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大，
反之则越小。因此，神经质在健康焦虑和主观
幸福感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外倾性的调节效应如图4所示。在高外倾
性水平下(M+1SD)，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健康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小；在低外倾
性水平下(M-1SD)，主观幸福感较低，健康焦
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增大。即外倾性水
平越高，健康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越小，
反之则越大。因此，外倾性在健康焦虑和主观
幸福感之间起显著负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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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神经质对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图４ 外倾性对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四、讨论
（一）健康焦虑、主观幸福感和大五人格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健康焦虑水平显著高于焦虑阈值。这说明在疫情暴发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大学生存在严重的健康焦虑，验证了研究假设H1。
相关性结果表明，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健康焦虑和负面情绪相关较强，这表明健康焦虑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是导致主观幸福感降低的主要原因。此外，外倾性、开放性、责任心和主观幸福感均呈正相关，外倾性的正相关最高，其次是责任心，神经质则呈明显负相关，这主要是由于特定人格特质和主观幸福感成分间有较强的相似性［16］。这些结果正是在此特殊背景下拓展了Stones 等人的研究［12］。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健康焦虑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故研究假设H2成立。
以往研究均集中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
焦虑对心理健康的影响［1，
17］
，而本研究结果显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主观幸福感同样产生了负面影响。幸福感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也是心理健康的晴雨表，因此，主观幸福感在特殊背景下受到的负面影响也应受到重视。
结果还表明，神经质人格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外倾性和责任心人格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这也验证了前人研究［18］，外倾性更倾向于引发积极因素，产生更多的主观幸福感，而神经质更易引发消极因素，降低主观幸福感。能力作为责任心的子维度，是对主观幸福感很强的预测因素，成就、努力和勤奋会让个体产生目标感和意义感，促进其体验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19］。
（二）大五人格的调节效应
一方面神经质在健康焦虑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即高神经质加强了健康焦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低神经质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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