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辉车模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论是批判地分析并超越了前人关于人境关系思想后得到的认识，是形成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立场进程中的创获和范例之一。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性、人境关系的社会性特征、人的主体性以及人境关系的实践本质。把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的关系论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求加强对人与环境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和环境的利好性，突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 [关键词]人与环境；双向互动；主体性；实践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直都比较重视环境对于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都强调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环境育人理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近年来，伴随着“大思政”观念的普及和高校环境育人实践的拓展，环境育人的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界中再度成为热点。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到底提供了何种人与环境的思想观念，马克思恩格斯究竟是如何看待并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的，他们的思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有何实践意义？回答这些问题是夯实并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必要前提，也是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要求。基于此，本文初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的
理论并揭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价值，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以此澄清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育人理论与实践中的误区，进而为更好地培育和利用环境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思路。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创新
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久远的思想命题，也是一个鲜活的实践命题。该命题的出现，远起于上古时期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特别是在探究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之初。在中国的上古时期，当经历了鸿蒙初辟时以“天命论”为基础的神怪论和不可知论后，不论是秉持“天人合一”的看法还是坚持“人定胜天”的理念，思想家们都会把人与自然环境联合起来考虑问题，考虑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关系。这样一来，他们关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想体系中也都或多或少地触及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特别是关注到了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的那种相克相生、相辅相成的依存和补益的关系。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同样是那些关注外部物质世界、探讨物质世界的本质的思想活动，实际性地揭开了关注自然环境的序幕，也开启了探讨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篇章。以探讨万物之“始基”、研究天、地、水、空气和灵魂的米利都学派为发端，在思想者们对自然
及其构成定位的研判中，人多是作为自然元素或其产物来出场的。如思想者希波吕特提出：“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的原素里产生的。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产生的，实际上就是从鱼产生的。”[1]10与此类似，思想者阿那克西曼德也认为，人是从另一种动物中产生的。时光蔓延，思想传续，到爱菲斯学派哲学家赫拉克里特那里，尽管他认为物质性的活火是万物的本原，但却已经提出了朴素的辨证法思想，认为自然和日常生活中对立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经过这一里程碑式的朴素辩证思想之后，等到了毕泰戈拉学派、爱利亚学派那里，人尽管还被解释为“生于自然”（如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是从地里出来的，就和虫豸之类产生的方式一样。见拉克唐修：《神圣的创制》），尽管仍处在不可知的“神性”的笼罩之下，但在大部分的先贤看来，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他相对于自然界的独立性和自主体性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自苏格拉底以降，由于人们对思想、灵魂、心智、精神等那些与人自身不可剥离的“神性”的理解尚不清晰，或者说此时人类的理解能力尚处于“神魅”的缠绕之中，虽然有先贤曾经倡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1]133但在理解和解释人与其身外环境的关系之时，片面地倚重外部环境因素、把外部环境神秘化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倾向。换句话说，当人们还难以理解自身和自然界的关系时，
出现神化自然或圣化人自身的思想倾向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理解中出现了人性智慧超越神性蒙昧的趋势，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开始准确地解释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于是，人归属于自然界同时又受制于自然界的思想开始普遍地流行起来。希罗多德、希波克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均把人的属性乃至社会性质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为之后逐渐形成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投机倒把罪提供了思想先导。由此以降以至在欧洲启蒙运动之前，在看待人与环境的关系方面，认为地理因素（气候、地质、天文等）决定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看法仍然非常突出。
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思想世界中的智者，也是西方文明和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其思想学说。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的本质及其主体性的发现而对前人的思想进行了超越式的批判。他们主要是通过三大批判提出了历史理论与生产现实相结合、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人——环境”互化的实践观，确立了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于一体的人与环境的关系论，从而实现了理论上的超越和创新。
首先，恩格斯批判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他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
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2]574对自然主义历史观的批判直接指向“地理环境决定论”，通过这个批判，恩格斯开启了唯物的人本主义的历史观。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空想主义者在社会环境教化问题上的机械论与唯心思想。旧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受其影响，空想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也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2]286、“世界各地的儿童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具有与父母和师长相类似的习惯和情感的，只是由于过去和现在的或将来可能遇到的环境以及个人特有的体质的不同而有所变化。”[3]23他迷信“人类能像数学一样准确地得到必然会逐步增进其幸福的环境。”[3]21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对欧文的观点进行批判，但却注意到了他们的不足之处。马克思指出：“汉末三国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4]4恩格斯也在批判欧文及其实验时
指出：“他给他们（指工人——引者注）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5]经此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关于自然界、人与社会环境的新观点，确立了辩证的唯物的人与环境互动的思想。马延春
再次，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观和唯心史观。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4]3他强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4]4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突出缺陷，即它所忽略了的内在于环境与人关系的人的主体性及人改造环境的实践性。通过该批判，马克思同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展露了其包含着的新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的天才的萌芽。而正是在上述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不断拓展和深化了对人的本质以及环境内涵的认识，提出了人与环境互动、人在实践中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造自身等重要的观念，在建构科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程中实现了人与环境理论的超越和创新。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针对人与环境关系所作出的批判，并不是片面的单纯的破坏性和毁灭性的批判，而是具有建构性并能最终实现超越和创新的批判。
二、马克思恩格斯“人与环境”关系理论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研究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与思维发展基本规律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为观察和分析的宏观背景，以透视人、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与规律为微观对象。他们辩证地继承了前人关于环境与人关系的理论，研究了人与环境有机互动的关系和规律，丰富并发展了“环境与人”关系的理论。择要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内涵。
首先，人与环境具有双向互动性。以前的思想家从研究自然环境入手，看到了环境对于人的作用，也看到了人对于环境的依赖，但却只是片面地强调环境在人境关系中的决定作用。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地理环境决定论”大行其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与环境之间具有双向互动性，其具体表现是人能够创造环境，但同样环境也能够制约和影响人，人与环境的发展是同步的，作用也是同时的。恩格斯就此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2]38-39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此，人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也同样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
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43需要指出的是，人与环境的双向互动性所包含的是一种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在这种双向关系中，片面地强调或忽略任何一方的作用和关系的说法都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准确的。
其次，社会性是人与环境关系的中心特征，要用社会化的标准来把握人与环境的关系。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是承认自然环境的客观性和有用性的。但是，在他们的思维框架和分析格局中，自然环境只有通过社会化才能够对人与人类产生意义，只有社会化了的自然环境才有可能进入人的类生产和类活动中。他们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6]基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衡量人与环境关系上的社会性的标准，指出：“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
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耶稣传[7]167就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环境，尽管不排除自然环境，但更多情况下却侧重了社会历史环境。
再次，人始终在人与环境关系中具有主体性和主导性。尽管人与环境具有双向互动性，但二者的相互作用力却不是等量齐观、毫无二致的。人尽管也受到环境的制约和作用，但始终具有主体性，并由此具备环境所难以企及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这是由人的本质及其根本属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2]373“动物的正常生存条件，是在它们当时所生活和所适应的环境中现成具有的；而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就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的发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8]正是由于人具有相对于环境的显著的主体性和主导性，在处理人与环境关系时就既要看到环境的制约性，也要在允许的范围内和可能的条件下充分地且正当地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发挥人改造环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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