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与乡巴佬攻略2010年 第 4期 历史教学 总第 593期
庞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 在18世纪的法国，焚毁启蒙书籍的高等法院并非只是启蒙运动的敌人，实际上启蒙思想已经渗透到了这个古老的司法机构之中。启蒙哲人也绝非欲以理性的力量涤荡一切传统，他们（除伏尔泰之外）在意识到高等法院之弊端的同时仍希望维护其政治地位。此外，打击高等法院的莫普改革所起的舆论战，客观上有利于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推进了政治启蒙的进程。 [关键词] 法国，高等法院，启蒙运动，莫普改革
18世纪后期，法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启蒙运动蓬勃发展、如日中天；政治生活领域中，高等法院与王权的较量逐步升级，对政权的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两个在同一时代出现的受
人瞩目的现象却很少被联系在一起。在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分析哲人具体的思想见解，并探讨启蒙思想如何通过沙龙、咖啡馆以及出版物等载体向社会传播；关于高等法院的研究则侧重考察它对绝对君主制的侵蚀作用。在这样的研究框架下，高等法院与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未受重视。笔者尚未见到以高等法院与启蒙运动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专著或论文，在此问题上，最直接相关的研究为杜兰德·埃切维里亚所著《莫普革命》一书 ，其中涉及了狄德罗、达朗贝尔和爱尔维修等人对于高等法院的看法。事实上，作为书报检查机构的高等法院与启蒙运动关系密切，而时常针砭时弊的启蒙哲人也不可能对王权与高法的斗争视而不见。通过梳理此二者的复杂关联，我们既可窥探出启蒙哲人在具体政治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也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启蒙精神如何深刻影响了旧制度末年的政治进程。 18世纪的法国高等法院行使着监控出版业、进行书报检查的职能。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启蒙运动的敌人。许多哲人的著作都曾遭遇到法官们的查禁甚至公开焚毁。1759年2月，高法宣判爱尔维修的《论精神》为禁书并将之公开焚毁。同时受到谴责的还有《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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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以及其他6本哲学著作。这些著作被描绘为“支持唯物论、毁坏宗教、鼓动独立自主、促使道德堕落”。1762年 6月高法查禁了卢梭的《爱弥尔》，下令公开焚毁此书并且扬言要缉捕作者，同时还收缴了《社会契约论》。1765年3月，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和卢梭的《山中书简》又成了法官们攻击的对象。1770年，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也被付之一炬。诚如朱利安·斯旺所说，“很少有启蒙运动中的伟大作品逃脱过法官们的谴责”。
然而，上述史实不足以证明法官们是完全敌视启蒙精神的。其实，他们既是启蒙书籍的焚毁者也是收藏者。弗朗索瓦·布鲁什研究过法官收藏启蒙书籍的情况，他指出：在所考察的29个法官的书房中，《百科全书》出现了12次；有21个书房收藏了伏尔泰的作品；有25名法官拥有卢梭的书籍；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现在14个书房中。可以肯定，某些启蒙书籍就是在法官们对其进行查禁时流传到了他们的书斋中。布鲁什在揭示出法官们普遍收藏启蒙读物的现象后，又赶紧补充道，其中“大胆的哲学书籍并不多，无足轻重的《新爱洛绮丝》出现的频率是《爱弥尔》或《致达朗贝尔的信》的6倍，近 30个书房中没有一本《社会契约论》。然而，我们能否凭借《社会契约论》的收藏情况来判断法官们接受启蒙思想的情况？丹尼尔·莫尔内早在一个世纪前便指出，《社会契约论》这一后世所公认的启蒙经典在旧制度下并未被广泛阅读。他曾对18世纪私人图书馆藏书的拍卖目录进行了统计，
结果发现20000册书中才有1册是被视作革命圣经的《社会契约论》。因此，法官们喜读《新爱洛绮丝》、拒绝收藏《社会契约论》只是客观反映了这两部作品被公众所接受的情况。启蒙书籍的焚毁者恰恰又是它们的收藏者，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现象正反映了旧制度末年历史发展的吊诡之处。与人们通常的认识不同，启蒙读物对贵族、法官和神职人员等传统精英颇具吸引力，达恩顿对《百科全书》订购者的分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8世纪的法官并非只是关注司法问题的专家，他们更是博学的文人，对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都很感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德·瓦勒茹昂（d'Aguesseau de Valjouan）是道德学家；德·拉里维埃（Le Mercier de la Rivière）是重农论者；戈盖（Antoine-Yves Goguet）写作过《论法律、艺术与科学的起源》，并期望自己的作品能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论文相媲美。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官们收藏启蒙书籍便不足为奇。收藏启蒙书籍的法官们也在潜移默化地吸收启蒙思想。18世纪后期，在与国王政府的斗争中，法官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征引古代的法令或乞灵于模糊的传统，而是开始运用哲人的语言，“民族”“公民”和等观念都被用来表达其“社会”“自由”的政治立场。维护等级社会并且将自由视为团体之特权的高等法院，如今开始谈及个体的自由与普遍的人权。比如，1764年3月，法官们为了抗议国王驱逐巴黎主教而写道：“每一个公民，自从其降生于一个君主国，
就拥有他合法的自由权……这一自由是与财富或等级身份一样真实的遗产，但自由比它们更加珍贵……这些原则……源于自然权利。”在1788年的谏诤书中，法院更是强调“公民个人的自由”以及“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不因时效而丧失的权利”等思想观念。据申南分析，18世纪后期，高法谏诤书中的某些政治观念已经具有了洛克和卢梭的思想印记，不过，高法最经常援引的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此书堪称法官们的圣经。除了阅读启蒙书籍，运用启蒙话语，某些法官也与哲人有一定的交往。法院推事德·热农维尔（Le Febvre de la Faluère de Génonville）是伏尔泰的朋友；迪奥尼·杜塞茹尔（Dionis du Séjour）与达朗贝尔交好。曾在巴黎高法供职、后来担任出版总监的马尔泽尔布（Malesherbes）乃是法官与哲人保持友谊的典范。他与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和卢梭都有过很深的交往，并曾利用自己出版总监的身份保护了《百科全书》的出版。支持启蒙事业的马尔泽尔布坚信，“一个人只读官方正式批准出版的书籍，将比其同时代人落后大约一个世纪。”
二、启蒙哲人对高等法院的认识
在众多启蒙哲人当中，孟德斯鸠与高等法院关系最为密切。1708年，19岁的孟德斯鸠进入波尔多高等法院任律师，1714年，他买到法院推事的官职。两年之后，他又从伯父那里继
承了波尔多高法庭长的职位。长期在高法任职，促使孟德斯鸠对这一机构有较高的评价。他在《论法的精神》（1748年）中指出：君主政体即单独一人依据基本法治国的政体，其性质由中间、从属和依附的权力构成……既然有基本法，那就必然需要一些中间渠道，借以保障权力得以顺畅行使…………对于君主政体而言，仅有中间力量还不够，还需要一个法律的监护机构。这个机构只能存在于政治集团之中，法律制定出来时由它来发布，法律被人遗忘时由它来提醒。贵族天生无知，浑浑噩噩，而且蔑视民事机构，所以需要一个机构不断地为束之高阁的法律拂去尘埃。在此，作者并未提到高等法院。不过，孟德斯鸠为《论法的精神》准备了一个主题分析表，其中的“高等法院”条目下又有一条脚注：参见“中间实（团）体”。这表明，“在孟德斯鸠看来，法院成为中间实体的条件下，绝对王权主义的君主制才能成为‘宽和政体’”。孟德斯鸠在这段文字中还提到了“法律的监护机构”，这一机构指的也正是高等法院。根据丽贝卡·金斯顿的解释，孟德斯鸠之所以赋予高等法院等中间团体以重要角，是因为这些公共机构不仅提供了制约专制权力的途径，同时它们还构成了制约个人野心的手段，在这些机构中个人的荣誉能与公共职责相调和。孟德斯鸠的这番言论在当时的司法界影响甚广，无论是高法理论家的著述还是法官们的谏诤书都重复了此位哲人的观点：高等法院是中间团体，它是王国法律的守卫者，它连接着君主与臣民，不能被其他团体取代。
在谈及启蒙哲人时，孟德斯鸠的名字常与伏尔泰连在一起。但此二者对待高等法院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伏尔泰年轻时曾数度与法国的司法制度发生冲突。1762年，在他积极呼吁复审让·卡拉案的过程中，更对旧有的司法体制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之情。1769年，伏尔泰出版了《巴黎高等法院的历史》，试图以史实批判高等法院。1770至1771年间，随着高法与王权冲突的升级，司法大臣莫普进行了一场打击高法的改革。当众多的贵族与文人抨击此次改革时，伏尔泰却对司法大臣的举措拍手称快，他说：“看到杀害德拉巴尔骑士的凶手们受辱，让人感到些许愉悦。”伏尔泰还撰文称赞改革中使人获益的地方，并讽刺高法的谏诤书。时人多认为高等法院是抵制专制主义的屏障，而伏尔泰却说，“你们似乎惧怕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有可能取代温和的政府，但是我们更害怕无政府状态，因为这几乎是一种充满骚乱的暴政。”在一封信中，伏尔泰曾吐露其心声：“尽管我热爱自由，但我宁愿生活在狮子的爪下，也不愿被一千只像我一样的耗子所蚕食。”除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之外，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孔多塞等人也都表达过对高法的看法。与伏尔泰相似，他们对高法主要持批评态度。狄德罗指出，法官们“总是反对好的东西，或怀着坏的动机支持好的东西；在政府管理或公众福祉方面他们没有什么好主意……他们是（启蒙）哲学与理性势不两立的敌人”。孔多塞也谴责高法反对一切改革并摧毁了王权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信任，霍尔巴赫则
攻击法官们损公肥私 。但是，在莫普改革时期，狄德罗等人又转而维护高法、反对改革。因为，这些哲人在抨击法官自私自利的同时，也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高等法院客观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即充当了限制国王政府独断专行的一道屏障。因此，他们认为，在法国的政治体制中应保留高法的基本权力。从这个角度出发，狄德罗宣称高法注册政府法令之权力是“伟大的、美好的、神圣的”。此外，哲人们长期与耶稣会士为敌，他们认为耶稣会把持了教育机构并使之成为阻挠进步思想传播的保守势力。法官们也素来敌视耶稣会，并于1762年下令在法国取缔了这一宗教组织。达朗贝尔和爱尔维修都表示感激法官们驱逐耶稣会士，因为这些人才是启蒙运动的真正敌人。正因为意识到了高法所起的积极作用，狄德罗等人看到包括马尔泽尔布在内的法官们遭受流放时，严厉抨击莫普的行径。
孟德斯鸠与伏尔泰对于高等法院的不同评价实际上反映了二者政治思想上的深刻差异。孟德斯鸠珍视政治自由，厌恶专制，非常看中在一定程度上能牵制王权的高等法院，并赋予其重要的政治角。而伏尔泰对政治自由不感兴趣，他倡导开明专制，对路易十五政府实行开明专制路途上的绊脚石（高等法院）深恶痛绝。以狄德罗为首的一批哲人居于孟德斯鸠与伏尔泰之间，他们不是从抽象的政治原则出发，而是从法国政治生活的现实情况考虑，
索爱p908对于古老、保守的高等法院既批评又维护，体现出了其政治上的审慎。
三、高等法院改革与政治启蒙的推进
美政府关门危机
流放法官、重组高等法院的莫普改革，在当时引发了公众的热议。爱国党（当时，憎恶莫普体制、支持高等法院的人都被宽泛地称为爱国党）与拥护莫普的一方进行了激烈的“舆论战”。在两个阵营中，孟德斯鸠的著作被当作爱国党的旗帜，伏尔泰为维护绝对君主制的莫普一方辩护。而且，双方都运用常见的启蒙学说来阐述自身的观点。爱国党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当属梅伊（Claude Mey）神甫等人撰写的《法国公法原理》（1772）和高等法院律师塞日（Guillsume-Joseph Saige）的《公民读本》（1775），这两本书的论调都与启蒙思想十分接近。《公法原理》从自然法、历史与哲学等层面驳斥专制主义，劝说公众支持恢复原高等法院；同时，它还论证了君主乃是受人民委托统治国家的代表，应献身公益。在写作过程中该书大量引用了洛克、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等人的著述，并且使用了“社会契约”的观念。在《公民读本》中，塞日先讨论了何谓政治社会。他指出，政治社会乃是“人们通过原始的契约自由结成的整体”，他们之所以联合是出于“个体的软弱和相互的需要”；政治社会之目的在于“保护社会成员共同的福利。”紧接着，作者又谈到了公意，认为它是“
社会中所有成员的共同意愿”，“是针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物的”。不难看出，《公民读本》中渗透着卢梭的精神原则。爱国党的作品不仅在观点上与启蒙思想相通，而且有着与启蒙读物相同的出版与传播渠道，比如《公法原理》就是在印刷启蒙作品的出版机构付梓的。
在捍卫政府改革的一方，律师莫罗（Jacob-Nicolas Moreau）和兰盖（Simon-Nicolas-Henri Linguet）之思想的某些层面也近似于启蒙哲人。1773年莫罗出版了《道德、政治与公法的准则》，在此书中他试图用自然法的理论为绝对主义王权辩护。莫罗没有提及国王的神权、也没有将国王比作慈父，而是强调“统治并不意味着享受乐趣，而是要使他人享受乐趣；它意味着要确保他人享受大自然带给的恩惠；统治还意味着保卫社会，要反抗社会中不公正的东西”。此书中经常运用“民族”“社会”“自然”等概念，甚至还出现了“人的不可让与的权利”的观念。兰盖在其思想体系中建构了一种家长式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模型，其中存在一个全能的统治者进行管理，减小反抗，保护臣民的财产、生命。在乞灵于具有绝对权威的慈善君主这一点上，兰盖与伏尔泰有相通之处。1771年，他撰写了一个极为简短的、题为《对于善良法国人的劝告》的小册子。在此，兰盖是以人民的口吻向法官们发出呼吁，请他们停止与王权的争斗、臣服于王权，在他看来人民永远是贵族与王权冲突的牺牲品。在社会的起源、社会阶级关系等问题上，兰盖的论点又与卢梭有一些相似性，堪称是
嘉兴秀洲中学卢梭的门徒。他与卢梭一样侧重描绘、分析社会制度中的矛盾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抗。论战的双方都自觉运用启蒙思想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为自身辩护，因此，他们支持的对象虽然不同，但其言论的落脚点往往在于保护公益，维护人民或者民族的利益、反专制主义（贵族寡头专制或者国王专制）等等。这些思想的广泛传播，无疑有助于对公众的政治启蒙。
不过，我们何以知晓这些小册子作者的言论能够散播开来呢？不要忘记，参与这场舆论战的人大多是律师和法官，这些法学界人士善于利用修辞赢得读者的同情。马里萨·林顿指出，“司法界的所有成员都接受过在修辞方面广泛的训练，那些将要成为律师和法官的人会花大量时间来学习古代最著名的作家的修辞策略”。而且，律师们将这些书籍、思想以及煽动性的言论带到了公园、咖啡屋、小酒馆和大街上。与启蒙大哲不同，他们并不鄙视人民。诚如辛根姆所分析的，对于激进的律师来说，劳动者并不是流氓、坏蛋或愚蠢的百姓，而是邻居，没准儿还是亲戚。与大知识分子的启蒙运动相比，律师唱主角的舆论战真正启迪了下层人民。同时，秘密出版物也带动了公众对政治问题的热烈讨论。爱国党重要的社交中心是那些位于法院、圣殿、王宫和圣雅克街周围的咖啡屋和小酒馆，他们在这些地方秘密出售、借阅、抄写、甚至宣读爱国党的作品。时人德·梅西－阿尔让都伯爵指出，
轻松论坛“现在，每个人都因所发生的事情变成了反叛者，公众在不受限制地进行讨论。政治问题成了宫廷、社会、城市甚至整个王国内惟一的话题”可以说，这次高等法院改革引发的舆论战在旧制度末年的思想舞台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深深改变了当时法国人对于政府与社会的思想观念。而且，公共舆论对这些政治问题的关注并没有随莫普改革的终止而结束，这些小册子不断被重印，在大革命前夜依然充当着法国公众的政治启蒙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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