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综述#
学术讨论会述评
周亚柳杨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08年10月10日至13日在太原联合召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暨纪念乔志强先生诞辰80周年0国际学术研讨会，深切缅怀乔志强先生在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突出贡献，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与探索，具有特殊意义。以下分别从四个方面对本次会议予以简要评述，以飨学界同仁。
一、社会史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本次会上，多位学者通过对社会史与相关学科关系的论述，探讨不同学科理论的相互借鉴问题。
社会史与文化史。李孝悌(台北中研院)系统归纳了社会史和文化史在西方兴起和发展的理论背景。他指出,195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年鉴学派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社会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最先在西方兴起。
其在研究手段上追求科学性的做法遭到文化史学者的反对，特别是1980年代/文化转向0思潮的出现，更使人们对历史的客观性产生怀疑。但这一思潮下的新文化史不可能完全丢弃社会史，新文化史的研究课题在很多方面受到社会史的影响。周积明(湖北大学)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文化史与社会史的共同取向：一、关注/以人为本0；二、对意义构建过程的追求；三、整体史追求。他认为这体现了当前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但是，二者的发展境况却形成鲜明反差，文化史有/流水落花0之势，社会史呈现/欣欣向荣0之貌。社会文化史的兴起/拯救0了文化史。20世纪90年代，受西方/文化转向0思潮和社会文化史的影响，国内学界开始出现社会文化史理论方面的探讨和实证研究。韩晓莉(山西大学)指出，国内社会文化史的探讨是在对传统文化史省思基础上的视角转换，主张借鉴文化人类学对于/文化0的理解以及田野调查方法推进社会文化史研究。
由于经济史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经济史研究更侧重于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研究越来越抽象。龚关(南开大学)认为，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学方法，而忽视其他学科的方法，就会让经济史像经济学一样出现学科孤立的倾向，进而陷入狭隘的境地。李伯重(清华大学)也表示，如果不把人搞清楚，经济史就是一台机器。实际上，社会史与经济史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史的整体史观、注重社会下层的研究、注重实地调查等视角和方法很值得经济史研究借鉴。经济史研究的社会经济史趋向可能是中国经济史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郝平(山西大学)系统梳理了近年来灾荒史研究的三种路径，结合他对山西灾荒史的研究，呼吁从社会史
田野调查法角度深入开展灾荒史研究。具体办法是借鉴社会史研究，开拓新的研究课题，用长时段理论审视灾荒与社会发展变迁的关系，广泛开展田野调查并重视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李育民(湖南师范大学)提出可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开创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领域。牛敬忠(内蒙古大学)和吴真(南开大学)则分别强调了在区域史背景下社会史对民族史和宗教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实证研究方面，王异虹(北京大学)用信息经济学中的垄断市场信息甄别方法对晋商学徒举荐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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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柳杨//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0学术讨论会述评
分析。该研究以数理统计为手段，运用大量图表，具有较强的科学性。胡英泽(山西大学)选取环境史的视角，在对田野调查所获清代至民国山陕黄河滩地册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0是山陕黄河两侧村庄土地的基本特性，这一特性导致了村庄地权形态上存在着村庄公有、家户私有和公私并存三种类型，并保持了明显的停滞和固化特征，决定了/村庄共同体0的性质。
总之，社会史研究需要吸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同样，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对其他相关学科也具有借鉴意义。社会史研究要有开放的胸怀，应与其他学科保持良好的/学科生态0。
二、走向田野与社会
杜恒岩
田野调查对社会史的方法论意义无须赘言，它已经融到社会史学者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但学者们对田野调查的理解已经远远超越/动手动脚东西0的阶段，并对所的/东西0产生了新的认知。
社会史的复兴掀起了一场/史料革命0。行龙(山西大学)指出:/什么都可以作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资料。0近年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田野调查中收集了山西100多个村庄、单位集体化时期的档案，包括阶级成分登记表、账册、四清运动、生产生活、水利专题等各类档案，数量达万余卷、数千万件。以集体化时期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为依据，行龙进一步指出，应从长时段的角度把社会史研究引入现当代研究中，开拓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在这方面，该中心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了初步尝试。马维强以西游驾村档案为例，分析了这批资料在研究集体化时代生命个体和日常生活方面的意义及其研究面向。苏泽龙则以华村档案资料为基础，从/技术0概念角度探讨区域社会变迁。
如果说以上集体化时代的基层档案仍属于文字资料的话，那么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将图像、音律、符号、仪式动作等非文字史料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则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他认为，不同材料的背后是不同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录和表达，这些非文字的、非口述的文本同样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资料制作者、资料本身以及资料所涉及的外部情境的考察和解读，可以让我们从多种角度看历史。乔新华(山西大学)将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解读方式的多样化视为社会史方法论正在取得进展的表现之一。
在田野中获得/地方感0也是田野调查的目的之一。杨念(中国人民大学)强调史学研究要有点感觉主义，即要培养一种与本地情境相认同的/地方感觉0，这种感觉只有在一定的区域才是有效的，不具备普遍意义，不能用上层的规范性知识去描述它，必须从乡民自身的经验世界中去逐步体验。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则认为，比感觉更重要的是想象。他还对田野调查和资料运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无论田野资料还是其他文献资料，都不具终极价值，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互相印证才能避免研究中/盲人摸象0的情况发生。
三、叙事话语与科学训练
当前许多社会史研究论著的缺点是平铺直叙，没有深度。陈春声(中山大学)将其概括为:/叙述大于逻辑，感性大于理性。0他指出，这种现象与研究者/避重就轻0缺乏科学训练有关。他以乔志强先生在中学时代所受的严格的数学训练为例，感慨当前社会史学界科学训练的缺失，并对这种人才培养模式表示担忧。李麒(山西大学)则强调了叙事在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叙事是社会史的内在属性，它能够强化社会史的感染力和解释力，应当把叙事还给历史，让历史回归叙事。李孝悌和杨念都认为社会史的叙事与科学主义并非二元对立。李孝悌指出，虽然孔飞力的5叫魂6和史景迁的5王氏之死6两部著作在美国被列入文学而非历史类，但他们的研究并非只是长于叙事和讲故事，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杨念则高度评价了黄仁宇的5万历十五年6在叙事和科学训练二者间的完美结合。他指出，虽然该书表面上是在叙事，其实是建立在作者对明代赋役财政史熟练掌握的基础上，
蕴含着敏锐的历史观。他特别强调，当前中国史学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多样性，同质化倾向严重，很多研究者的科学训练不足，与前辈学者差距甚大。他主张社会史研究在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时，要注意避免受到西方理论的无限制钳制，在培养学术嗅觉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具有本土风格的/问题意识0，避免过于专门化的训练给历史感觉带来的伤害，恢复中国史学优秀的叙事传统。
岳谦厚和常利兵(山西大学)分别通过具体的个案分析，揭示了叙事话语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差别。对此，钱杭(上海社会科学院)认为，历史已经过去，研究者就是在真相与伪真相之间徘徊，对假的历史也要有一份尊敬。历史的者不是为历史学家存在的，他们也在构建自己的历史，这同样需要历史学家予以解读。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也强调，历史不可能完全复原，历史学家所做的是让人们认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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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2期
四、直面/细碎化0问题
刘志伟(中山大学)认为,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
会史研究的区域化，研究对象及其时空尺度越来越小,
学者们借以对话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少。社会史研究
陷入/细碎化0，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与会学者从不同
角度进行了探讨。
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总结了三种解决细碎化
问题的方法，即综合法、理论法和跨学科法。综合法,
就是超越学科，超越断代，进行新的综合。比如以行龙
为核心的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团队从综合性、长时段
角度对山西区域史诸多课题的研究就具有整体性、多
层面和立体感，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探索。理论法，即吸
收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社会史研究，如/文化再生产0、
/
市民社会0、/中层理论0等理论的运用。跨学科法,
即用相关学科的视角研究社会史问题，或用社会史的
方法研究其他学科的相关问题，如社会经济史、社会文
化史等。
要解决细碎化问题，社会史研究必须重提政治史
和革命史。新革命史即是一个很好的探索。夏明方
(中国人民大学)指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要经历一个
新陈代谢的过程，即从革命史到社会史再到新革命史。
当海外学者不断地对中国革命重新关注和解释时，我
们也应该做出自己的反思，对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进
行再研究，而非/告别革命0。李金铮(南开大学)全面
反思了以往旧革命史研究的缺陷，他认为革命史传统当我六十四岁
的书写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党派史观的范式，很大程度
上简化了中共革命的丰富内容。对此，他主张应从国
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的角度进行革命史研究。
行龙更为具体地指出，通过/自下而上0的视域对集体
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研究，从社会层面切入中
国革命问题，可以充分展现出革命与乡村之间相互关
系的多样性，对建构新革命史具有最直接的意义。常
利兵则认为，建构新革命史范式还必须超越旧有的问
题意识，不仅要重视革命中的政治经济问题，还应该关
注革命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并将/革命0与/生产0作为
解析中共革命的重要概念。可见，新革命史是向社会
史原初内涵的回归，也就是向整体史的回归。
区域比较研究也是解决细碎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安介生(复旦大学)强调，社会史研究应当借鉴历史地
理学的方法论，研究者在细密编织历史演变延续性的
同时，还应全面展现地域间的相关性与差异性。深入
研究与分析这些现象，会大大加深对于中国历史发展
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也指
出了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他认为类型间的比较相对容
易，区域间的比较则更为困难。他以徽州和苏州两个
区域的互动研究为例，强调在进行区域比较研究之前,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教学设计首先要搞清区域疆界，然后在此基础上超越疆界。虞
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充分肯定了这种经验研究基础
上的理论升华，认为其更具操作性。
此外，针对当前社会史研究中一些有争议的概念,
学者们也重新进行了反思。张俊峰(山西大学)通过考
察/共同体0这一概念在欧洲的起源、日本的流变和中
国的实践，反思了国内学术界共同体理论的运用，认为
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嫌疑。
他强调在运用这一理论时，要客观把握词汇的原初意
涵，以利于在同一意义层面讨论问题，这样有助于实现
中国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本土化构建。陈亚平(太原师
范学院)以18)19世纪重庆的商业组织为例，说明传
统中国的工商业组织很难用一个确定的现代西方学术
概念加以概括定性，而必须把中国的历史现象真正放
高校资产管理系统
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用符合中国文化和
思维方式的理念来解释中国社会的问题。钱杭则认
为，不必对常用的学术概念过于拘泥、纠缠，只要使用
者对使用的概念给出运作性的/工作定义0即可。但他
同样强调应首先对概念进行严格学理上的界定。其对
/宗族0和/家族0两个概念的重新定义就体现了缜密
的鉴别过程。
本次会议汇集了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批学
术精英，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
术水平。会议期间，各路学者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
方法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或自觉反思，或继续探索，为
李四光计划社会史的未来把脉。与会学者普遍认为，经过30年的
发展，社会史的理论构建愈来愈重要，社会史应该始终
秉承整体史的追求，借鉴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
自身的问题意识的指引下，发掘新史料，开拓新领域,
开创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局面，以此作为纪念乔志强
先生的最珍贵礼物。
1作者周亚、柳杨，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
究中心博士生。太原,0300062
(责任编辑：谢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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