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19年上海五四学生运动期间，江苏教育会时在上海，会长张謇，副会长黄炎培，作为江苏省教育行业性协会组织，江苏教育会对上海五四学生运动的态度和影响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 江苏教育会；上海五四学生运动
1 关于江苏教育会
江苏教育会是近代中国成立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综合性教育社团。
江苏省（时含上海）位于长江下游富庶地区，明清以来，经济发展较快，人文荟萃，学风鼎盛，学派众多。同时，这一地区也是近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最严重的地区。面对民族存亡的生死危机，“教育救国”思潮兴起。1895年张謇在《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学”[2]。1902年春，张謇与罗振玉、汤寿潜商议，在通州成立师范学校，1903年4月，正式开学，这在当时是开风气的大事，是国内第一家民立师范学校。随后，士
绅办学热潮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江苏省成就尤为显著。
“光绪三十一年阳湖恽祖祁等发起江苏学会，崇明王清穆等继之。本省士绅迭次集议，至十一月始开成立大会，举通州张謇为总理，恽为协理，赁屋闸北酱园弄为治事之所，改成江苏学务总会。”[3]张謇因其在办学方面的开风气之先，被推为会长。在《江苏学会暂定章程》中，规定了江苏学会宗旨，“专事研究本省学务之得失，以图学界之进步，不涉学外事”。江苏学会力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于教育学界，但在其宗旨中的丁款之“预备地方自治”中，却涉及政治，后来也多次参与政治活动。1906年，按照清政府学部要求，江苏学务总会改名江苏教育会，章程基本不变。1927年江苏教育会被蒋介石所率北伐军接受，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江苏教育会前后共存在23年（1905-1927），上海学生五四运动期间，时任会长是张謇，副会长黄炎培。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通州（今南通），生于江苏省海门厅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江苏川沙县（今属上海市）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1]。
2 上海五四运动中的江苏教育会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4日上午，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定游行示威。下午一时半，北京各校5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集合，每人手持一小白旗，上书“誓死夺回青岛”、“抵制日货”等，游行队伍两时出发，火烧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章宗祥，部分学生遭到军警的逮捕。
我与父亲的秘密阅读短文答案
江苏教育会早在巴黎和会期间，就发表通电表明了对国家利益的关心。2月8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江苏教育会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绝日使干涉，表明了反对日本占领青岛的态度。2月16日，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张謇等人被举为理事。4月3日，北京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要求取消中日之间的秘密协定。可见，江苏教育会对巴黎和会上的中国权益是时刻关心的。
5月3日，张謇任理事的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发出为争青岛问题定期召开国民大会的通电，并要求各省商会、教育会、省议会暨各团体同日开会，以表示举国一致。5月5日晚，北京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晚九时半，徐绍桢等人组织的世界和平共进会邀请共28个团体，在上海霞飞路世界和平共进会开紧急会议。到会者认为山东问题紧急，应速开国民
大会为和谈代表声援。会上定于国耻纪念日5月7日午后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开国民大会。这次会议是上海民众进行五四运动的开端。从紧急会议的决定看，此时尚未涉及到学生罢课事宜，江苏教育会随后积极制定了学生参加国民大会的方法。 5月6日，上海三十余所大中学校……江苏学界、省教育会纷纷通电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坚决要求政府立予开释。江苏教育会认为学生的举动是为了国家，反对解散北京大学，时段祺瑞政府主张严办学生、解散北大。
5月6日下午，上海各学校校长齐集江苏省教育会开会，筹议7日召开国民大会的有关事宜。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担任此次校长会主席。会上讨论确定了7日国民大会的程序和有关内容，要求给当局发通电，提倡国货。这次会议，对于组织教育界人士和上海学界参加国民大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6日晚，上海商学各界30多个团体又在国民大会筹备处楼上开会，到会各界代表70余人，推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朱叔源为主席。这次联合会，对大会的议程进行了逐步落实，为国民大会的圆满召开奠定了良好基础。会上提出的“抵抗强权”等口号，与北京学生运动的口号主张是一样的，揭示了五四运动所具有的反帝性质，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上海五四运动的发展。
黄果树瀑布教学设计
7日，《民国日报》刊载了江苏省教育会6日制订的《学界赴国民大会办法》。时任《民国日报》编辑的管际安认为通过国民大会挽救危亡要注意，一是秩序要整齐，二是主张要坚决，避免出现北京那样的暴力场面。
5月7日下午1时，上海国民大会如期举行，参加者约2万余人，其中学生人数约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国民大会提出了不用日本钞票、与日本断绝商业关系等议案，并推定黄炎培为主席。这次国民大会的成功召开，有力地组织和促进了上海民众开展五四运动。
5月15日，上海学联发表第二次宣言，声援北京学生，宣言指出：北京学生的爱国举动正义可敬，而北京政府反动已极，拘捕学生又迫蔡元培离京，今与政府约，自今日始，于一星期内作正当明确之表示，维持蔡校长之地位与大学之尊严。若满一星期犹无满意之表示，则誓筹最后之对付。广州皮草展
这个宣言发表时，总罢课之问题，大家同意在一星期后举行。黄炎培先生以江苏教育会副会长身份也列席与议。5月20日晚间，黄炎培先生以蔡校长已过沪，力阻学生勿再罢课，苦劝取消前议。上海学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黄氏认为罢课是上海学生最后的武器，万不能轻用，希望总罢课停止进行。黄氏的举动前后判若两人，因为当局已经强令不准罢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反对者以不能与北京学生取同一步调，有违学生联合会之职志。赞成者则重蔡、黄两先生之苦心孤诣，欲以延限三日为调和条件。争辩四小时后决定延期三日至26日实行总罢课。5月21日，江苏省教育会发出了要求省政府俯顺舆情电，认为：“学生罢课，不惟妨碍学业，且恐影响地方秩序”，罢课的原因是“潮流所激”，且“断难强抑”。要政府能够“俯顺舆情”，答应学生要求[4]。可见，江苏教育会对学生罢课行为虽不是十分赞成，但还是表示了同情心，要求政府满足学生要求。
5月26日清晨，各校男女学生整队齐聚西门公共体育场，实行总罢课，并游行全城。总罢课直接推动了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6月3日，上海商界实行罢市，要求北京政府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此时，五四运动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
6月6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召集南商会开会。上海学联推举朱承洵等三人前往参加，教育界人士如黄炎培、蒋梦麟、沈恩孚均到会。朱承洵在会上首述学生此次罢课，实在是出于迫不得已。江苏省教育会代表沈恩孚的一番话，使得徐国梁（时任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反对学生运动）不得不起来道歉。
在上海学联的倡议下，全国学生联合会于6月16日下午2时，在上海大东旅馆召开成立大会，
全国各地56名学生代表和上海教育、商、工、报各界代表60余人参加大会，黄炎培、邵力子等作为教育界代表也出席了成立大会。
3 结论
通过对上述事实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江苏教育会在上海五四学生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江苏教育会在上海五四学生运动中的态度属于基本支持态度。这个态度主要通过副会长黄炎培的一系列活动和教育会的几个通电中表现出来，除外，还有教育会其他成员，如朱叔源、沈恩孚、朱承洵等人的活动。
尽管时任会长的张謇，对学生运动不甚支持，认为学生应以学业为第一，对南通各学校严加限制，但是却未以江苏教育会的名义发表任何反对言论。张謇的这种反对同时还暗含有保护学生的意味。
双轨学制其次，江苏教育会在上海五四学生运动中的两难处境。江苏教育会是一行业协会，不属于行政机构，但是它下和学界、教育界直接联系，上和省教育厅甚至省长官联系。对于学生
的爱国热情他们不便公开反对，并且力图让学生运动停留在有序的范围内，害怕罢课会引起秩序混乱。
最后，江苏教育会对学生运动态度的转向。江苏教育会的职责是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罢课无疑会影响学生学业，是一种救国的消极办法，对一些拒不上课的学生要逐出学校。这些都是江苏教育会所展现的对学生罢课的反对态度。
总之，在上海五四学生运动期间，江苏教育会本身对国家利益十分关心，但不主张学生通过罢课的方式进行救国。因此对学生运动是一种同情但不甚支持的态度，部分程度上起到了保护学生、促进运动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M].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 朱有瓛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3] 朱有瓛等.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工笔花鸟论文[4]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四运动在江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