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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艺术广角》2020年第06期
《庄子·则阳》中说“故国旧都，望之畅然”，表达一个哲人对精神故国的强烈归属。其实，对于中国人而言，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家国，这是家族题材叙事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因。家族剧的深得人心，与中国观众的文化心理息息相关。 2010福建高考数学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电视剧“忽然”之间变成呈现社会生活的一块最大的“屏幕”。其中的家族剧因题材的“原型”属性，深深契合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获得了持久的注目。如果说“道法自然”“传神写照”“澄怀味象”“气韵生动”“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等美学观念，仍留韵在当代书法绘画的笔墨之中的话，那么，“言志”“载道”以及诗化、写意等中华美学精髓，则一直内蕴于中国的叙事艺术。作为叙事艺术的优秀家族剧，表——讲述恩怨纠葛、命运跌宕，里——盈溢着家国一体的文化自觉与大诗大美的美学追求，这应成为解读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一小时的故事
一、修齐治平：家族剧的故事主题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核心的社会理想，是中国的文化主脉。《礼记·大学》总纲便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梁漱溟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2]明确表明了中国社会个人与家国之间浑然一体的结构特征。
一般认为，中国本土的家族剧始自《大宅门》，后来创作渐多，渐成类型。较有影响的剧作有《四世同堂》《乔家大院》《范府大院》《人间正道是沧桑》《大染坊》《闯关东》《中国往事》《白鹿原》，等等。家族剧多以两代及以上的大家族兴衰变迁作为叙事主干，讲述家族成员在家族史、民族史、个人史中的精神成长，家族命运是其交汇点，而修齐治平则为思想主题。 电视剧是讲故事的艺术。罗伯特·麦基说：“故事艺术是世界上主导的文化力量，而电影艺术则是这一辉煌事业的主导媒体”，[3]这段话同样适用于电视剧。如果说故事艺術是主导的文化力量，那么讲述和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就显得极为重要。以中国文论审视中国的文修约值比较法
学与艺术，“言志”“载道”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创作观、美学观，而在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看来，电视剧则是生产意义的重要场域。对于家族剧这个庞大的文化场域而言，生产和传播的意义即是修齐治平。
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霍尔指出，人类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中，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语言环境下，运用不同的符号来感受和解读周遭的世界。[4]霍尔强调，电视作品完成后，其意义必须在语言的话语规则制约下才能得以实现。换言之，电视剧在完成后便进入了流通阶段，其意义是由受众生产的。生产者所建构的文本世界，所传达的文化信息有时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或者处于矛盾之中，这都是解码者的不同解码立场所决定的。家族剧的主题意义多与观众的文化心理相呼应，源于剧中所表现的家国情怀与潜在于观众内心的“修齐治平”不谋而合。
巴赫金曾说过：“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5]自《大宅门》以来的家族剧，多着墨于跨度较长的家族命运史，表现大院内家族成员的个体生命挣扎，但这种表现从不孤立于大院之内，而是与大院外的历史时空广
泛勾连。封闭的大院充满了隐喻，与时代、社会、国族之间激荡与碰撞的潜在文本，完成了沟通历史与现实、家族与国族的叙事使命。
2006年初，《乔家大院》一经播出，叫好叫座，2007年一举拿下金鹰奖、飞天奖、“五个一工程”奖三项大奖，可谓盆满钵满。该剧情节丰富跌宕、人物饱满鲜活、情感动人心魄，成就了作品的经典品质。但其获得超高收视的重要原因更在于主人公乔致庸的儒商品质与家国情怀。《乔家大院》所传达的家国大义暗合了观众内心的价值取向。导演胡玫表明，她拍这部电视剧不仅仅是为了讲述一代晋商乔致庸的发展史，她还要让人们明白，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导演的阐述直接道出了《乔家大院》的核心主题，“儒”才是这部家族剧的剧眼。剧中主人公乔致庸以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山西祁县乔家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经历为原型。在中国民族商业发展史上，“晋商”是一个充满传奇彩的沉甸甸的名字，那些古老的当铺、钱庄、票号、商号，是晋商留在历史上的符号和印记。《乔家大院》在弘扬晋商诚信为本的商业精神和文化内涵的严肃主题下，讲述了一代晋商乔致庸作为商人、文人、侠客的不同风采。剧作以乔致庸的一生为主线，演绎了一个经商世家经由家道中落、起死回生、大展鸿图的曲折兴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乔致庸履行了一介商人济世为民的社会责任，他是一个商人，但在他身上更融汇了一个儒者的家国风范，以商
救民、以商救国是他经营商业帝国的初衷，也是最终梦想。
2006年热播的《闯关东》讲述了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一户山东人为生活所迫离乡背井闯关东的故事。作品以主人公朱开山的曲折人生为线索，三个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的儿子在关东大地经历了种种磨难和考验。三百年闯关东，两千万人闯关东，究竟留下了什么？这是编剧高满堂在创作《闯关东》时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为闯关东留下的精神财富，验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统美德的巨大生命力和魅力。导演张新建认为：闯劲头和精气神，概括起来讲，就是一种抗争精神，跟自然环境抗争，可以改变生存和生活状态;与社会环境抗争，可以改变命运;自己跟自己抗争，把自己身上不良的东西剔除掉，吸收优秀营养，提升自己。[6]《闯关东》中最初家庭成员有五位：父亲（朱开山），母亲，长子朱传文，老二朱传武，老三朱传杰。父亲朱开山曾是义和团成员，是名震一时的英雄，因起事失败决定闯关东。父亲的典型性格是“闯”，母亲是“和”，男“闯”、女“和”体现了中国传统家庭的文化特质。整部剧即是父亲的闯荡史和三个儿子的成长史。作品以家喻国，时代风云集中在一个家庭之内。这从家庭中每个成员的身份上便可见端倪：父亲是义和团成员，那文是格格，传武是张少帅手下名将，鲜儿是土匪，传杰是实业家，一郎是日本人。家族是时代的影子，每个家族成员都传递了巨大的时代讯息。透过那些动人的家里家外的 故事，剧作揭示了家是国、国更是家的鲜明主题。《闯关东》全剧表现出中国人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性格，能屈能伸、审时度势的气度，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韧性，血缘为本、家国一体的价值观。《闯关东》的结尾悲壮昂扬，朱家人为抗击日寇付出巨大代价，但抗日斗志却愈发坚定。作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就像朱开山告诫儿子们那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救亡图存，精忠报国。这是朱开山对儿子的教诲，也是在向荧屏外的观众传递爱国观念。
纵观近年来的家族剧，当国家民族利益与个体生命幸福发生冲突时，主人公毅然放弃个人享乐，将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置于首位，为此不惜牺牲家族利益，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人间正道是沧桑》以家国同构为叙事的逻辑依据，整部剧的格调从低沉压抑逐渐昂扬向上，观看也因此荡气回肠。主义、立场在这部剧中不是口号和理念，而是沉潜于内心、融化于血液的信仰与理想。在《京华烟云》中，姚思安为保护中国的甲骨不落入日本人的魔掌，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了姚家老宅，同时也点燃了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大宅门》续集中，日本人欲抢夺白家的秘方，七爷白景琦和占元被带进宪兵队，也仍然抵死不从。为了反抗日本人，童越、占元积极参加抗日组织，抗日胜利后，白家又积极主动交出财产，国家的命运与利益永远高于小家、个体。《大染坊》中的陈寿亭，为了不让
自己倾尽一生心血创办的染厂落入日本人手中，自己燃起火把，染厂在熊熊大火中灰飞烟灭。
“家国一体”思想是中国古代国家架构与治理的重要理论来源，中国社会因之而弥漫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家国理想是中国人最真挚的情感寄托，也是最崇高的理想追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家族剧中的主人公多承担了为国担当、为民请命的艺术使命，而观众从家族题材剧中不仅看到了跌宕起伏的情节、错落交织的矛盾、各种势力的争斗，更看到了义薄云天的家国担当，看到了中国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家族伦理观念和民族精神。
专才与通才 二、家国大义：家族剧的英雄塑造
英雄崇拜是东西方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原初的文艺形式多是关于英雄的传说。希腊神话是关于英雄的神话，是英雄缔造了这个世界。那些耳熟能详的英雄名字至今响彻在欧洲大陆，后来更有无数的艺术创作都在表现这些英雄的丰功伟绩，令人心生敬畏之情。不朽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即是在战争的背景下抒发了对英雄的无限敬仰。
西方公司 中国的神话传说也同样在对英雄的描述中，表述了世界由英雄而缔造的真理。盘古、女娲开辟了天地、创造了人类，他们都是大无畏的英雄。在中国的叙事艺术中，塑造英雄是最为执着的主题之一。从唐传奇开始，宋代话本、明清小说多是对英雄的歌咏。四大名著中除了《红楼梦》，其余三部皆在表现英雄伟绩，尽管也有作品的英雄观令人质疑（比如《水浒传》）。中国的文学艺术对塑造英雄形象始终倾注了巨大热情。
各英雄在家族剧的形象谱系中最为耀眼，这些英雄的动人处尤其体现在对家国大义的坚定与持守。《人间正道是沧桑》是张黎导演的一部诚意之作。剧中塑造了一个光彩照人的革命军人形象——杨立青。杨立青是大家族的次子，与同样具有高远理想的大哥杨立仁分处国共两个阵营，在其战斗的生命历程中，家国大义的英雄品格得以鲜明体现。剧中，杨立青穿着象征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的四套军装，向观众展现了四个历史时期的不同身份的形象。第一个是北伐时期，当时的杨立青，黄埔三期生，年少轻狂，激情四射，充满了对“打军阀、除奸贼、光明正大，保人民、安地方、公正和平”的热情。第二个是红军时期，经历过大屠杀的杨立青，对国民党产生了深深的幻灭之感，最终在瞿恩感召下，走上了革命之路，成为苏区干将。第三个是八路军时期，国共合作，杨立青重续前缘，给同窗异路的国民党将官们讲游击战术。第四个是解放军时期，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灰飞烟灭，
黄埔同窗最后一次兵戎相见，之后把酒言欢，同胞兄弟却从此各走一方，再无相见之日。杨立青从一个性情顽劣、开朗爽直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成熟的革命战士，在他的身上体现出沉重的成长与自我的重建。巴赫金对成长中的人物形象曾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它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构建。时间进入人的内部，进入人物形象本身，极大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7]
剧中杨立青出场时，是一个跟着师父学绘图的少年，追戏子、闹学府、顽劣不堪，惹事生非。他不被父亲和家人看好，不被需要，家是他的世界，但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人倾听他。直到他认识了瞿恩，这是第一个重视他、倾听他、关怀他、教导他的人，成了他精神上的导师。作品在对杨立青的生命经历和精神成长进行描述的同时，表达了对英雄主体建构的深切关注，在剧中，那些历史的风云变幻考验着杨立青，他在革命大潮中經历了爱的伤痛、经历了兄弟失和、经历了生死考验，最终走向成熟。
《闯关东》中的朱开山，地道的山东汉子，有一股男儿英雄气概，能屈能伸、铁骨铮
杨立青铮，剧中赋予朱开山以多重身份：义和团的领袖、闯关东时的金矿工、放牛沟的庄稼汉、山东菜馆的老掌柜、山河煤矿的总经理，等等。他正直、豪爽，辗转山场、水场、金场、农场、商场、矿场，跨越齐鲁大地，走遍白山黑水，把家仇、国恨细细演绎成一幕幕扣动心弦的传奇故事。国难当头，朱开山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兄弟之间，他福祸与共，肝胆相照;对家人亲友，他不计前嫌、和蔼慈祥、海纳百川。剧中的夫妻恩爱与舐犊之情同样令人动容，写尽铁血男儿侠骨柔情。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表明，人的主体性是通过意识形态建构而成的，家族剧塑造英雄人格的过程中，通过对其人生故事的演绎、家国观念的渗透，最终完成了对人物的主体性建构。电视剧是典型的叙事艺术，源远流长的文学艺术史证明，叙事艺术的魅力往往来自于文本对故事的经营和对人物的塑造。高尔基曾说：“艺术的作品不是叙述，而是用形象、图画来描绘现实”。[8]由此看来，形象塑造对于电视剧叙事的营构意义非凡。而电视剧不同于其他叙事艺术的重要特征还在于，电视剧逐渐类型化使得形象显出谱系特征，与文学典型又有不同。典型是众多中的“这一个”，而谱系是众多中的“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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