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的领袖人物和响誉世界的职业外交家，然而在民国两次国家政权更替的过程中，他却两次陷入国内复杂的政治漩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拟从其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操、个人的情感因素、民国时期混乱的局面及其长期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等方面来分析他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从而揭示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外交的实情。 关键词：民国时期 顾维钧 爱国主义 国家利益 美国对华政策
众所周知，民国史上有过两次重大的国家政权更替：在先，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在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南京政府。当我们回溯顾维钧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格外引人瞩目的现象，即在国共两党各自导演的两次国家政权更迭中，他曾两次与失败者为伍，两次遭胜利者通缉，最后又两次被胜利者宽容。这对历史意味着什么？对顾维钧又意味着什么？ 自从顾维钧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之后，其才华一直受到当时北京政府总理唐绍仪的赏识，北京政府通过驻美公使向顾维钧转达了邀请其出任总统府秘书的书函，
此正值1912年2月。此后，他青云直上先后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秘书、中国驻国际联盟全权代表、驻英公使等职。1922年4月，顾维钧在华盛顿签署完《九国公约》之后，又先后出任北京政府王宠惠、张绍曾、高凌珪、孙宝琦、颜惠庆、杜锡珪等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职。1926年10月，正当南京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即将攻克武昌的时刻，顾维钧接替辞职的杜锡珪出任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应顾维钧的要求，杜锡珪在内阁中留任海军总长。1927年1月12日，顾维钧再次出任奉系军阀张作霖操纵的北京政府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同月，他还罢免了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引起中外震动。在这个敏感的阶段，顾维钧依然留守北京政府并成为当时的主要决策者之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顾维钧业已同南方国民政府处于对立地位。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继续北伐，迫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张作霖于1928年6月3日退出北京，北京政府彻底解体。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完成。在此期间，顾维钧虽然对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及其所执行的对外政策颇有微词，并且已经于1927年6月份辞去了在北京政府所任的各项职务，但是他仍因历任北京政府内阁要职于1928年7月遭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通缉令称：“王揖唐、曾毓隽、吴光新、姚震、汤漪、章士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等，劣迹昭著，著军事委员会、内务部、总司令
安丘地震部、各省政府、各特别市政府、迅饬所属，一体通缉，归案惩办，以儆奸邪而申国纪。”[1](p.80)当时全国众多报刊纷纷刊登国民政府的通缉消息，顾维钧在惊慌之余于年底出游西欧，北京府邸被没收，妻儿先避居天津，不久转赴巴黎同住。后来，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顾维钧也就于1929年应张学良的邀请，自加拿大回国，以在野之身为其提供外交咨询。在此期间，经过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疏通，国民政府也就表示对顾维钧以前所犯的过错既往不咎，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自此，顾维钧可以在国内自由居住，处理一些私事。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警觉的他就在事前提请张学良注意当时的东北局势。等事件发生之后，国难当头，作为国内公认的反日领袖，顾维钧又不得不再度出山与日本进行沟通，先任国民党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1931年11月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同年12月，他因主张和日本进行直接谈判“锦州中立化”方案，遭各方反对，旋即辞职回沪，发表《东北问题宣言》，这也是他与国民政府正式发生关系的开始。在此之后，顾维钧又先后代表国民政府任驻法公使、大使和驻英大使以及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服务于中国的抗日外交事业，成绩卓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依仗美国政府的支持以及自身军事实力的强大，不顾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和平与民主、团结与统一的呼声，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顾维钧先是主张两党通过谈判解决国内的纷争，后来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又转变观念主张用武力解决两党之争，从而在政治上彻底倒向了国民党，又一次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在此期间，他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于1946年10月为蒋介石国民政府游说美国朝野，争取美援，并且在1947年5月和1948年11月两次为国民政府取得了大量的贷款和战略物资。然而，在战争打到1948年时，战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共产党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国民政府即将垮台，人民革命战争即将胜利。1948年12月在中共以战争罪下令通缉的四十三名战犯名单中，顾维钧作为唯一的外交使节再度榜上有名，名列第二十二位。随后，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逃亡台湾，而顾维钧则继续以驻美大使的身份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并且不断在美国朝野鼓吹共产主义威胁论，以争取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援助国民党，支持其“反攻复国”。一代外交家的政治品格至此彻底倾斜和扭曲。
1971年10月25日，台湾国民党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所在地纽约后，受委托特意向寓居美国纽约的顾维钧致以问候并敬献礼品，邀请他于适当的时候访问北京。[2](p.81)这又兆示了中国新政府对顾维钧的宽容和谅解。1985年，年近98岁的顾维钧在其美国居住地异性恋正常吗——曼哈顿寓所因心脏衰竭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转达了对
顾维钧的哀悼。
在民国政坛上，力图不介入党派之争的顾维钧竟阴差阳错地两次陷入了国内复杂的政治漩涡，并遭此耐人寻味的人生际遇。本文将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对此作出这样的解释：
一、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操是顾维钧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根本原因
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情操即是指个人的经世品格。“经世”一说可谓是一个源远流长、涵义宽泛的习惯性提法，其大意旨在适应时代和现实的需要，期以实现匡时济世的抱负。顾维钧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美留学期间，对比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心系故土家园的贫困和落后，更激发了他投身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强烈愿望。自1912年学成归国踏上经世之道，顾维钧始终以谋求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屈辱地位为己任，殚思竭虑，不辱使命，从总统府秘书到驻美公使，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从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从支持国际联盟到筹组联合国，从与日本侵略者的反复较量，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无论在力争国权的外交活动中，还是在扑朔迷离的民初政坛上，顾维钧所在任上，所到之处，无不浸染着他弥久弥深的民族忧患意识。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当1931年日本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时，退出政界的顾维钧虽表示无意
再从政，但作为国内外公认的反日领袖人物，他没有置身事外，而是以敏锐的洞察力注视着东北局势的发展，并在与张学良的笃深交往中出谋划策，多有忧心关切之意。随之，当南京国民政府决意起用他时，顾维钧只有共赴国难之想，决无退避却步之念，民族忧患意识使他跃腾而起。
顾维钧说过：“我自担任公职以来的一贯方针是在接受任何指示或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步骤时，先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在为中国服务，并对国家有好处。”[3](p.477)他又说：“我有些特殊的见解，那就是我对应该如何代表中国有我的看法。”[3](p.477)核工业工程技术研究设计院综其一生，他始终以维护民族利益作为自己从事外交活动的最高准则。
当1926年10月，顾维钧出任北京政府代理内阁总理时，他已经发现中国政局正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南方国民政府以其迎合民心的新的政治因素崛起并开始主宰中国的命运，北洋军阀必然阻止不了北伐军的挺进，“国民党占领北京只是时间问题”[4](p.303)了。那么顾维钧为何还要与这个即将垮台的政权纠结在一起而甘心做他的殉葬者呢？他说：“我之所以继续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又说：“我留在政府首脑职位上的唯一理由，是保证根据宪法使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进行。”[4](p.299)在他看来，他
三维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是想通过一己之力在形式上维持一个中国的状态，而不想让中国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状态，不能让外国人看笑话，尽管北京政府是一个违背民意的政府。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行为完全是一腔爱国主义热情的本能反应，在他的眼中国家利益、国家声誉高于一切，为了国家他可以牺牲所有，包括他自己。
1946年六七月间，顾维钧接替魏道明出任驻美大使时，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此时，顾维钧已经认识到若在政治上对中共不采取让步政策而实施武力，这无异于自杀。为此，他劝告蒋介石“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而不是凭借他的优势军队解决问题。政治动荡和经济不稳将会导致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跌落。”[5](p.82)又曾对中共领导人邓发说过：“国共两党政策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任何国家只有统一才能强大……一个政党的权力和成功与整个国家的更高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5](p.82)顾维钧在这里把国家利益与政党利益、个人利益区别开来，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他的眼中，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在和平、民主的旗号下统一起来，再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后不断地强盛起来。虽然在统一的具体问题上，他并没有讲清国共两党谁来统一，谁来代表国家，但从他与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他已经
不再安于那种超党派的现状，并且已经逐步卷入到国内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从而也就构成了他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原因之一。
二、个人的情感因素是顾维钧两次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顾维钧的早期生涯是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自1912年学成归国任总统府秘书至索尼dsct9001927年间他七任北洋外交总长，两任国务总理。可以说，这十五年的具体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长期服务于北京政府的经历也使他对北京政府产生了一种依恋之情，认为北京政府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代表，仇视南方革命政府。前人对此已经有过不少研究，除此之外 ，我认为顾维钧对北京政府的这份特殊感情还必须考虑到他与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父子之间的关系。
正当北伐军势如破竹进军北京之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率部从东北进入华北，并很快打败其他各路军阀，控制了北京政府，俨然以总统自居。 “大帅”由于钦佩顾维钧的外交才华，便与其维持了深厚的私人友谊。“据说一次在北海瀛台举行招待会，顾维钧应邀在座。宴会散后，两人一起送客，客人走完，张作霖的随从把张的车开到门口，“大帅”怒问：“顾总理的车呢？”马上命人把顾维钧的车开过来停在他的车前，并亲自打开车门，送顾维钧上车，然
后自己再上车。”[6](p.166)这一插曲可以看出“大帅”对顾可谓礼遇有加，这段私交也一直保持到1928年6环氧树脂月前为止。说起顾维钧与少帅之间的私交情谊，则始于张作霖把持北京政权期间。因与大帅保持了日常友好的私人友谊，顾维钧与少帅自能交接相识，并在不同场合的交往中互相欣赏，引为知己好友。即使是在顾维钧引退后也经常与少帅保持联系，探讨一些时事问题，俨然成为少帅的私人顾问。少帅对于顾维钧也是隆情厚谊，顾每次回沈阳少帅自是命人接送，一路又是格外地周至礼待，以至顾维钧拟在沈阳经营垦殖事业时，少帅也是主动设法给予特别关照。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感情，顾维钧才会在1927年独撑奉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对南方革命军欲推翻北京政权的“野心”心存不满。
在国共内战初期，顾维钧尚能保持某种独立的姿态。但是，当国共两党内战全面爆发之际，他的态度却完全倒向了国民党。分析个中的原因，我认为顾维钧与蒋介石的友谊及其对共产党的偏见和怨恨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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