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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中共“一大”，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发出了时代的号召。它像一盏明灯冲破了漫漫长夜，像初升的太阳给大地带来曙光。
从党的诞生地上海，到大革命发源地之一的广东，红基因一脉相承。中共广东党组织创立，共产党人在岭南播撒革命火种。中共“三大”确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国民革命风起南方，全国革命力量汇聚广东，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忧患之际，成长于艰难困苦之中，冲开荆棘满布的道路，迎向光明辉煌的未来。百年后的今日，社会主义中国昂然屹立，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懈奋斗史、思想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壮丽史诗。
——题记丽贝卡 布莱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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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在五四运动的革命号角
战争后不久，近代中国报业开始迅速发展。同时，侨居海外的华人团体和有识之士也纷纷投身报业，创办了各种报刊，《新民丛报》便是20世纪初梁启超在日本主编且影响颇大的刊物。青少年时期的胸怀大志，立志“改造中国与社会”。他在东山小学堂读书时，接触了人生第一份报纸——《新民丛报》合订本，开始接受先进思想，也由此对报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后，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时，读到了《民立报》，知道了孙中山、同盟会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迹等，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成为同盟会主办的《民主报》等诸多报刊的热心读者。
的读报兴趣越来越浓，所订阅的报纸也愈来愈丰富。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一共花费了160元，其中有三分之一用在了订报上。这种读报习惯一直保持着，他后来回忆说，“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报纸在向坚定的革命者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启蒙、引导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的各种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晨报》等报刊，在新闻界叱咤风云，成为宣传新思想的主阵地。其中，《新青年》更是一马当先，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便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新青年》旗帜鲜明地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 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这些振聋发聩的主张，影响了当时的广大青年学生。 在湖南一师读书时，老师杨昌济向他郑重介绍和推荐了《新青年》，原本喜欢读报的喜之不胜，很快成为《新青年》最忠实的读者之一。《新青年》给他开启了另一扇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他常常废寝忘食，手不释卷，为里面的许多文章心潮澎湃，击节赞叹。
1917年4月1日，对青年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投给《新青年》的一篇学术论文《体育之研究》发表出来了，刊登在第三卷第二号上。这也是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专门论述体育对强国和安身立命的重要性及体育锻炼的具体方法。
1918年10月，第一次来到《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的北京，又在杨昌济的帮助下，到李大钊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工作期间，参加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活动。
这个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还经常邀请一些新闻学的权威学者或者著名报人前来讲座，譬如徐宝璜讲授新闻学理论，李大钊和高陈佳丽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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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涵等具有丰富办报经验的人也被邀请前来演讲。每一次讲座，必欣然前往，恭肃而听，由此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新闻学理论和业务培训，有了新闻学的基础知识和业务能力。他也从一个爱读报纸
的读者，开始有了创办报纸、担任主编的能力，报纸也将成为他从事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的武器。
办报的愿望由来已久，曾在新民学会的学习会上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这一愿望，很快就要实现了。
1919年3月，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辞职，于4月6日回到长沙，住在修业小学。经同班同学周世钊推荐，修业小学聘请担任历史教员。薪水不多，却十分高兴，因为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革命活动了。
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一时间震动了全国各地，爱国学生们先后罢课，发通电、传单，作讲演宣传，抵制日货。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们的爱国运动。
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北大学生邓中夏回到湖南联络。邓中夏是湖南省宜章县人，和在北大的时候就很熟悉了，一到长沙便到，向他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商量改组现在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便发动湖南学生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
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后来回忆说：“5月23日晚上，我正在一师十三班的自习室里复习功课，忽然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诉我：北京派来了两个代表……现在要商量一下怎样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
于是，他邀我和陈书农、张国基等几个人，到一师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谈了一阵。决定通过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每个学校举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第二天，我们便分途进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
5月25日，张国基、易礼容与彭璜等20多名接到通知的各校学生代表来到了楚怡小学，向他们介绍了邓中夏。随后，邓中夏神情激动地通报了情况。大家商议一阵，最后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
三天后，湖南学生联合会正式宣布成立，由擅长写作的负责宣传。6月3日，学联发起了大动作，组织长沙20所学校的学生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住的修业小学离这里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亲自指导学联的工作。
6月3日后，五四运动的形势越发高涨，除了学界，全国各地其他行业也纷纷响应，声援北京学生。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9日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答应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需要扩大宣传范围，提升宣传效果，深切感受到急需创办一份报刊，随即向湖南学联提出了这一建议。根据他的提议，湖南学联决定创办《湘江评论》，并聘请担任 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经过紧张的筹备，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的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行，一个新的革命号角在湘江边诞生了。
响彻时代的《民众的大联合》
主编《湘江评论》时，汲取了《新青年》提倡的传播新思想、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等编辑理念，同时也借鉴了《每周评论》周刊编排形式和栏目设置，为4开4版、每版4栏的小报版式。报头旁边写着“发行所湖南学生联合会”，说明这是学联的机关刊物。在报缝中登的“本报启事”里说：“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
《每周评论》为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所创办，陈独秀主编，每周星期日出版，内容上以政论形式的评论为主。《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补充，是五四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报刊之一。这份刊物设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选论等12个栏目，《湘江评论》加以仿效，辟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湘江大事述评等6个专栏，内容上也以评论为主。也注意让《湘江评论》突出地方特，设置了如“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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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杂评”“湘江大事述评”等专栏。它的“放言”栏目，内容短小精悍，颇能赢得读者的青睐。此外还有“答读者问”专栏，解疑释惑，引发读者共鸣。
亲自撰写了“创刊宣言”，用较大一号的字排印，几乎占整个第一版的篇幅。受当时“世界革命”呼声和“人类解放”运动的影响，他铿锵激昂地写道：“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湘江评论》创刊号出版前的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散发传单时被捕，全国各界迅速掀起营救陈独秀的运动，也挺身而出，站在了营救行列中。其中的举措之一，便是在《湘江评论》创刊号紧急刊发《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陈独秀被捕经过、全国营救陈独秀的情况，也盛赞了陈独秀几年来提倡新思潮的功绩。接着，文章说：“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
《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行后，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一时洛阳纸贵。第一期印2000份，当天便销售一空，又急忙安排重印了2000份。7月21日，《湘江评论》第二期出版，印刷5000份，同时又出了“临时增刊”第一号，依旧受到空前的欢迎。7月28日，第三期如期出版了，又是印5000份。湖
南各地和武汉、广东的青年学生，一些中小学教员及社会进步人士都争相抢购，一睹为快。
然而，湖南督军张敬尧听说后，大为光火。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张敬尧派出的军警便将编辑部和印刷场所包围，又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将刊物查禁。《湘江评论》被迫停办，湖南学联也随即被强行解散。
从创刊到被查封，《湘江评论》存在不到一个月，只发行了4期和1期临时增刊，仅仅刊发文章83篇。其中，一人的文章便占40篇，接近总发文量的一半。由于人手紧张，既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又是编辑。由于预约的稿子经常难以收齐，只好代笔补白。文章写好了，还要自己编辑、排版、校对，有时还要亲自上街叫卖。因为文章取舍由他决定，许多重要文章也由他亲自动笔写成，因而《湘江评论》能比较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是三个方面。
布老虎丛书首先，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响亮提出了“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的问题。他还说：“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湘江评论》第2期上，他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而补救和改造的根本方法是“民众的大联合”。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在于掌握了“知识”“金钱”和“武力”三种法子，民众必须用联合的手段进行改革和反抗。这是观察社会历史的重要认识，也是他追求人民幸福的生动体现。
其次，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认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
在《湘江评论》的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救国救民必须要有新思潮、新方法。在创刊宣言的最后，他豪迈地说：“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他在创刊号的短文《我们饿极了》中指出：“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由此可见，关心的不局限于湖南，还有整个国家和世界的事情。
再次，提出了躬行实践的主张，指出“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指出以前的思想界是“空虚的思想”“内面多是空空洞洞”，没有做到“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实事和真理”。强调健学会“以输入世界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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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研究范围包括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
丹丹调味品在《民众的大联合》中，纵观国内外大势，明确提出民族大联合是实现救国救民之路。他在文中分析说：“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说，之前的国会、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等，乃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和研究会等，是平民及学者的会集。“最近产生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的联合，我以为中华民族的大联合的动机，实伏于此。”“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结尾，大声疾呼：“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这些生动而激昂的言语，表现出了强烈的崇尚实干的精神。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创办《湘江评论》之前，长沙创办有《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十多种刊物，但都影响不大。而《湘江评论》一出，因主要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倡导民众大联合的政治主张，成为五四时期进步刊物中思想性非常突出的一个刊物。年仅26岁的青年，也因创办《湘江评论》成为全国引人注目的人物。
《湘江评论》以新颖的文风、犀利的笔锋和通俗易懂的内容，鼓励广大青年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受到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许多进步青年诸如任弼时、向警予、郭亮、萧劲光因受这个刊物的影响而走上了革命道路。
多年后，萧劲光回忆说，他和任弼时“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向警予和郭亮阅读《湘江评论》后，也深受影响，开始积极投身革命事业。
《湘江评论》的创办地在长沙，属于地方性刊物，但发行并不仅限于湖南，还远播湖北、广东、四川、北京、上海等地，因而受到了诸多重要人物的高度评价。
革命先驱者李大钊盛赞说，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第36期《介绍新出版物》一文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与此同时，《又新日报》《时事新报》《星期日》《晨报副刊》等报刊，或全文转载或摘要转载或推
荐刊发《湘江评论》的多篇文章。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称颂《湘江评论》“著论选材，皆极精粹，诚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北京《晨报》称赞《湘江评论》“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湘江评论》被认为是五四时期出的革命刊物之一。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宣传着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透辟地阐明着为推翻反动统治，必须建立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观点，引发读者对当前实际问题，国内外政治问题研究的兴趣，鼓舞人们向阻碍社会前进的旧思想旧习惯作斗争的勇气，特别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与当时全国同类性质刊物（如北京的《每周评论》、上海的《星期评论》）相较，《湘江评论》在政治性和思想性方面还显得更为突出”。
张敬尧查封《湘江评论》后，积极参与驱逐张敬尧和湖南自治运动等斗争实践，他深切体悟到暴力革命方式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选择，“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搬到岳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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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湖南大学筹备处，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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