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华：论《世说新语》和晋⼈的美
马寒松《⽵林七贤图》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却是精神史上极⾃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个时代。王羲之⽗⼦的字，顾恺之和陆探微的画，戴逵和戴颙的雕塑，嵇康的⼴陵散（琴曲），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谢脁的诗，郦道元、杨炫之的写景⽂，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的闳丽的寺院，⽆不是光芒万丈，前⽆古⼈，奠定了后代⽂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于儒、佛、道三教的⽀配。只有这⼏百年间是精神上的⼤解放，⼈格上思想上的⼤⾃由。⼈⼼⾥⾯的美与丑、⾼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以后第⼆度的哲学时代，⼀些卓超的哲学天才——佛教的⼤师，也是⽣在这个时代。
这是中国⼈⽣活史⾥点缀着最多的悲剧，富于命运的罗曼司的⼀个时期，⼋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酿成社会秩序的⼤解体，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由、艺术创造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六世纪的“⽂艺复兴”。这是强烈、⽭盾、热情、浓于⽣命彩⾊的⼀个时代。
但是西洋“⽂艺复兴”的艺术（建筑、绘画、雕刻）所表现的美是秾郁的、华贵的、壮硕的；魏晋⼈则倾向简约⽞澹，超然绝俗的哲学的美，晋⼈的书法是这美底最具体的表现。
这晋⼈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峰。《世说新语》⼀书记述得挺⽣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貌、若⼲⼈物的性格、时代的⾊彩和空⽓。⽂笔的简约⽞澹尤能传神。撰述⼈刘义庆⽣于晋末，注释者刘孝标也是梁⼈；当时晋⼈的流风余韵犹未泯灭，所述的内容，⾄少在精神的传模⽅⾯，离真象不远（唐修晋书也多取材于它）。
要研究中国⼈的美感和艺术精神的特性，《世说新语》⼀书⾥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和启⽰，是不可忽略的。今就个⼈读书札记粗略举出数点，以供读者参考，详细⽽有系统的发挥，则有待于将来。
雅园玉道
(⼀) 魏晋⼈⽣活上⼈格上的⾃然主义和个性主义，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在政治上先已表现于曹操那种超道德观念的⽤⼈标准。⼀般知识分⼦多半超脱礼法观点直接欣赏⼈格个性之美、尊重个性价值。 恒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答⽈：“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种⾃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艺复兴以来的事。⽽《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篇《容⽌》，都系鉴赏和形容“⼈格个性之美”的。
⽽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物品藻”之美学。美的概念、范畴、形容词，发源于⼈格美的评赏。“君⼦⽐德于⽟”，中国⼈对于⼈格美的爱赏渊源极早，⽽品藻⼈物的空⽓，已盛⾏于汉末。到“世说新语时代”则登峰造极了(《世说》载“温太真是过江第⼆流之⾼者。时名辈共说⼈物，第⼀将尽之间，温常失⾊。”即此可见当时⼈物品藻在社会上的势⼒)。
中国艺术和⽂学批评的名著，谢赫的《画品》，袁昂、庾肩吾的《画品》、钟蝾的《诗品》、刘勰的《⽂⼼雕龙》，都产⽣在这热闹的品藻⼈物的空⽓中。后来唐代司空图的《⼆⼗四品》，乃集我国美感范畴之⼤成。
(⼆) ⼭⽔美的发现和晋⼈的艺术⼼灵。《世说》载东晋画家顾恺之从会稽还，⼈问⼭⽔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这⼏句话不是后来五代北宋荆(浩)、关(同)、董(源)、巨(然)等⼭⽔画境界的绝妙写照么?中国伟⼤的⼭⽔画的意境，已包具于晋⼈对⾃然美的发现中了!
⽽《世说》载简⽂帝⼊华林园，顾谓左右⽈：“会⼼处不必在远，翳然林⽔，便⾃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来亲⼈。”这不⼜是元⼈⼭⽔花鸟⼩幅，黄⼤痴、倪云林、钱舜举、王若⽔的画境吗?(中国南宗画派的精意在于表现⼀种潇洒胸襟，这也是晋⼈的流风余韵。)
晋宋⼈欣赏⼭⽔，由实⼊虚，即实即虚，超⼊⽞境。当时画家宗炳云：“⼭⽔质有⽽趣灵。”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谢灵运的“溟涨⽆端倪，虚⾈有超越”；以及袁彦伯的“江⼭辽落，居然有万⾥之势。”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世之志。荀中郎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便⾃使⼈有凌云意。”
晋宋⼈欣赏⾃然，有“⽬送归鸿，⼿挥五弦”，超然⽞远的意趣。这使中国⼭⽔画⾃始即是⼀种“意境中的⼭⽔”。宗炳画所
晋宋⼈欣赏⾃然，有“⽬送归鸿，⼿挥五弦”，超然⽞远的意趣。这使中国⼭⽔画⾃始即是⼀种“意境中的⼭⽔”。宗炳画所游⼭⽔悬于室中，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皆响”，郭景纯有诗句⽈：“林⽆静树，川⽆停流”，阮孚评之云：“泓峥萧瑟，实不可⾔，每读此⽂，辄觉神超形越。”
这⽞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深透在当时⼈的美感和⾃然欣赏中。晋⼈以虚灵的胸襟、⽞学的意味体会⾃然，乃能表⾥澄澈，⼀⽚空明；建⽴最⾼的晶莹的美的意境!司空图《诗品》⾥曾形容艺术⼼灵为“空潭写春，古镜照神”，此境晋⼈有之：
王羲之⽈：“从⼭阴道上⾏，如在镜中游!” ⼼情的朗澄，使⼭川影映在光明净体中!
王司州(修龄)⾄吴兴印渚中看，叹⽈：“⾮唯使⼈情开涤，亦觉⽇⽉清朗!”
司马太傅(道⼦)斋中夜坐，于时天⽉明净，都⽆纤翳，太傅叹以为佳。谢景重在坐，答⽈：“意谓乃不
如微云点缀。”太传因戏谢⽈：“卿居⼼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
这样⾼洁爱赏⾃然的胸襟，才能够在中国⼭⽔画的演进中产⽣元⼈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潜移造化⽽与天游”，“乘云御风，以游于尘壒（ài）之表”(皆恽南⽥评倪画语)，创⽴⼀个⽟洁冰清，宇宙般幽深的⼭⽔灵境。
晋⼈的美的理想，很可以注意的，是显著的追慕着光明鲜洁，晶莹发亮的意象。他们赞赏⼈格美的形容词象：“濯濯如春⽉柳”，“轩轩如朝霞举”，“清风朗⽉”，“⽟⼭”，“⽟树”，“磊珂⽽英多”，“爽朗清举”，都是⼀⽚光亮意象。甚⾄于殷仲堪死后，殷仲⽂称他“虽不能休明⼴世，⾜以映彻九泉”。
形容⾃然界的如：“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形容建筑的如：“遥望层城，丹楼如霞”。庄⼦的理想⼈格“藐姑射仙⼈，绰约若处⼦，肌肤若冰雪”，不是这晋⼈的美的意象的源泉么?桓温谓谢尚“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有天际真⼈想”。天际真⼈是晋⼈理想的⼈格，也是理想的美。
晋⼈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由的⼼灵到⼀种最适宜于表现他⾃⼰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草。⾏草艺术纯系⼀⽚神机，⽆法⽽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如，⼀点⼀拂皆有情趣，从头⾄尾，⼀⽓呵成，如天马⾏空，游⾏⾃在。⼜如庖丁之中肯棨，神⾏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萧散超脱的⼼灵，才能⼼⼿相应，登峰造极。
王羲之《兰亭集序》
魏晋书法的特⾊，是能尽各字的真态。“钟繇每点多异，羲之万字不同”。“晋⼈结字⽤理，⽤理则从⼼所欲不逾矩”。唐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敬之法，⾮草⾮⾏，流便于⾏草；⼜处于其中间，⽆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散，润⾊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逸少秉真⾏之要，⼦敬执⾏草之权，⽗之灵和，⼦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他这⼀段话不但传出⾏草艺术的真精神，且将晋⼈这⾃由潇洒的艺术⼈格形容尽致。
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就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的风韵中产⽣的。魏晋的⽞学使晋⼈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的书法是这⾃由的精神⼈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的空灵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我价值。
欧阳修云：“余尝喜览魏晋以来笔墨遗迹，⽽想前⼈之⾼致也!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叙睽离，通讯问，施于家⼈朋友之间，不过数⾏⽽已。盖其初⾮⽤意，⽽逸笔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披卷发函，烂然在⽬，使骤见惊绝，徐⽽视之，其意态如⽆穷尽，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想见其为⼈也！”个性价值之发现，是“世说新语时代”的最⼤贡献，⽽晋⼈的书法是这个性主义的代表艺术。到了隋唐，晋⼈书艺中的“神理”凝成了“法”，于是“智永精熟过⼈，惜⽆奇态矣”。
（三）晋⼈艺术境界造诣的⾼，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境，尊重个性，⽣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
的“⼀往情深”！⽆论对于⾃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
王⼦敬云：“从⼭阴道上⾏，⼭川⾃相映发，使⼈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好⼀个“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卫玠总⾓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想”。卫⽈：“形神所不接⽽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未尝梦乘车⼊⿏⽳，捣齑瞰铁杵，皆⽆想⽆因故也。”卫思因经⽇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即⼩差。乐叹⽈：“此⼉胸中，当必⽆膏盲之疾！”
膏盲之疾！”
卫玠姿容极美，风度翩翩，⽽因思索⽞理不得，竟⾄成病，这不是柏拉图所说的富有“爱智的热情”么?
晋⼈虽超，未能忘情，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语）!是哀乐过⼈，不同流俗。尤以对于朋友之爱，⾥⾯富有⼈格美的倾慕。《世说》中《伤逝》⼀篇记述颇为动⼈。庾亮死，何扬州临葬云：“埋⽟树著⼟中，使⼈情何能已已!”伤逝中犹具悼惜美之幻灭的意思。
大丰市实验小学顾恺之拜桓温墓，作诗云：“⼭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问之⽈“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硕⽈：“⿐如⼴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
顾彦先平⽣好琴，及丧，家⼈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琴，作数曲竟，抚琴⽈：“顾彦先颇复赏此否?”因⼜⼤恸，遂不执孝⼦⼿⽽出。
桓⼦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野可谓⼀往有深情。”
王长史登茅⼭，⼤恸哭⽈：“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返。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体会到⾄深的⽆名的哀感，扩⽽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肺腑，惊⼼动魄；浅俗薄情的⼈，不仅不能深哀，且不知所谓真乐：
王右军既去官，与东⼟⼈⼠营⼭⽔⼷钓之乐。游名⼭，泛沧海，叹⽈，“我卒当以乐死!”
晋⼈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顾恺之有三绝：画绝、才绝、痴绝。其痴尤不可及!陶渊明的纯厚天真与侠情，也是后⼈不能到处。
晋⼈向外发现了⾃然，向内发现了⾃⼰的深情。⼭⽔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这般⼈的⼭⽔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然有那⼀股新鲜发现时⾝⼊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扑⼈。
谢灵运的“池塘⽣春草”，也只是新鲜⾃然⽽已。然⽽扩⽽⼤之，体⽽深之，就能构成⼀种泛神沦宇宙观，作为艺术⽂学的基础。孙绰《天台⼭赋》云：“恣语乐以终⽇，等寂默于不⾔，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然。”⼜云：游览既周，体静⼼闲，害马已去，世事都捐，投刃皆虚，⽬⽜⽆全，凝想幽岩，朗咏长川。”
在这种深厚的⾃然体验下，产⽣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鲍照〈登⼤雷岸寄妹书〉，陶宏景、吴均的〈叙景短札〉，郦道元的《⽔经注》；这些都是最优美的写景⽂学。
（四）我说魏晋时代⼈的精神是最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的、是⾃由的。⽀道林好鹤，往郯东铆⼭，有⼈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之意。林⽈：“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作⽿⽬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晋⼈酷爱⾃⼰精神的⾃由，才能推⼰及物，有这意义伟⼤的动作。
这种精神上的真⾃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象⼀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近代哲学上所谓“⽣命情调”、“宇宙意识”，遂在晋⼈这超脱的胸襟⾥萌芽起来 (使这时代容易接受和了解佛教⼤乘思想)。
卫玠初欲过江，形神惨悴，语左右⽈：“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后来初唐陈⼦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涕下!”不是从这⾥
脱化出来?⽽卫玠的⼀往情深，更令⼈⼼恸神伤，寄慨⽆穷。(然⽽孔⼦在川上，⽈：“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则觉更哲学，更超然，⽓象更⼤。)
谢太傅与王右军⽈：“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恶。”
⼈到中年才能深切的体会到⼈⽣的意义、责任和问题，反省到⼈⽣的究竟，所以哀乐之感得以深沉。但丁的《神曲》起始于中年的徘徊歧路，是具有深意的。
桓温北征，经⾦城，见前为琅讶时种柳皆已⼗围，慨然⽈：“⽊犹如此，⼈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桓温北征，经⾦城，见前为琅讶时种柳皆已⼗围，慨然⽈：“⽊犹如此，⼈何以堪？攀条执枝，泫然流泪。
桓温武⼈，情致如此!庾⼦⼭著《枯树赋》，末尾引桓⼤司马⽇：“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何以堪？他深感到桓温这话的凄美，把它敷演成⼀⾸四⾔的抒情⼩诗了。
然⽽王羲之的《兰亭》诗：“仰视碧天际，俯瞰渌⽔滨。寥阒⽆涯观，寓⽬理⾃陈。⼤哉造化⼯，万殊莫不均。籁虽参差，适我⽆⾮新。”真能代表晋⼈这纯净的胸襟和深厚的感觉所启⽰的宇宙观。“籁虽参差，适我⽆⾮新”两句尤能写出晋⼈以新鲜活泼⾃由⾃在的⼼灵领悟这世界，使触着的⼀切呈露
新的灵魂、新的⽣命。于是“寓⽬理⾃陈”，这理不是机械的陈腐的理，乃是活泼泼的宇宙⽣机中所含⾄深的理。
王羲之另有两句诗云：“争先⾮吾事，静照在忘求。”“静照”是⼀切艺术及审美⽣活的起点。这⾥：哲学彻悟的⽣活和审美⽣活，源头上是⼀致的。晋⼈的⽂学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新”的哲学精神。⼤诗⼈陶渊明的“⽇暮天⽆云，春风扇微和”，“即事多所欣”，“良⾠⼊奇怀”，写出这丰厚的⼼灵“触着每秒光阴都成了黄⾦”。
科技情报检索(五)晋⼈的“⼈格的唯美主义”和友谊的重视，培养成为⼀种⾼级社交⽂化如“⽵林之游，兰亭禊集”等。⽞理的辩论和⼈物的品藻是这社交的主要内容。因此谈吐措词的隽妙，空前绝后。
晋⼈书札和⼩品⽂中隽句天成，俯拾即是。陶渊明的诗句和⽂句的隽妙，也是这“世说新语时代”底产物。陶渊明散⽂化的诗句⼜遥遥地影响着宋代散⽂化的诗派。苏、黄、⽶、蔡等⼈们的书法也⼒追晋⼈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没有晋⼈的⾃然。
(六)晋⼈之美，美在神韵(⼈称王羲之的字韵⾼千古)。神韵可说是：“事外有远致”，不沾滞于物的⾃由精神（⽬送归鸿，⼿挥五弦）。这是⼀种⼼灵的美，或哲学的美，这种事外有远致的⼒量，扩⽽⼤之可以使⼈超然于死⽣祸福之外，发挥出⼀种镇定的⼤⽆畏的精神来：
eptip
谢太傅盘桓东⼭，时与孙兴公诸⼈泛海戏。风起浪涌，孙(绰)王(羲之)诸⼈⾊并遽，便唱使还。太傅神情⽅王，吟啸不⾔。⾈⼈以公貌闲意说，犹去不⽌。既风转急浪猛，诸⼈皆喧动不坐。公徐⽈：“如此，将⽆归。”众⼈皆承响⽽回。于是审其量⾜以镇安朝野。
阮筠庭插画美之极，即雄强之极。王羲之书法⼈称其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淝⽔的⼤捷植根于谢安这美的⼈格和风度中。谢灵运泛海诗“溟涨⽆端倪，虚⾈有超越”，可以借来体会谢公此时的境界和胸襟。
枕⼽待旦的刘琨，横江击楫的祖逖，雄武的桓温，勇于⾃新的周处、戴渊，都是千载下懔懔有⽣⽓的⼈物。桓温过王敦墓，叹⽈；“可⼉!可⼉!”⼼焉向往那豪迈雄强的个性，不拘泥于世俗观念，⽽赞赏“⼒”，⼒就是美。
庾道季说：“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懔懔如有⽣⽓。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皆如此，便可结绳⽽治。但恐狐狸猎狢啖尽!”这话何其豪迈、沉痛。晋⼈崇尚活泼⽣⽓，蔑视世俗社会中的伪君⼦、乡原、战国以后⼆千年来中国的“社会栋梁”。
(七)晋⼈的美学是“⼈物品藻”，引例如下：
王武⼦、孙⼦荆各⾔其⼟地之美。王云：“其地坦⽽平，其⽔淡⽽清，其⼈廉且贞。”孙云：“其⼭嶵（zuǐ）巍以嵯峨；其⽔浃渫⽽扬波；其⼈磊砢⽽英多”
桓⼤司马(温)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桓公遥望叹⽈：“吾门中久不见如此⼈!”
嵇康⾝长七尺⼋⼨，风姿特秀，见者叹⽈：“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萧萧如松下风，⾼⽽徐引。”⼭公云：“嵇叔夜之为⼈也，岩岩如孤松之独⽴，其醉也，傀俄若⽟⼭之将崩!”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谢太傅问诸⼦侄：“⼦弟亦何预⼈事，⽽正欲其佳?”诸⼈莫有⾔者。车骑(谢⽞)答⽈：“譬如芝兰⽟树，欲使其⽣于阶庭⽿。”
⼈有叹王恭形茂者，⽈：“濯濯如春⽉柳。”
刘尹云：“清风朗⽉，辄思⽞度。”
拿⾃然界的美来形容⼈物品格的美，例⼦举不胜举。这两⽅⾯的美——⾃然美和⼈格美——同时被魏晋⼈发现。⼈格美的推重已滥觞于汉末，上溯⾄孔⼦及儒家的重视⼈格及其⽓象。“世说新语时代”尤沉醉于⼈物的容貌、器识、⾁体与精神的美。所以“看杀卫玠”，⽽王羲之——他⾃⼰被时⼈⽬为“飘如游云，矫如惊龙”—— 杜弘治叹⽈：“⾯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也!”
⽽⼥⼦谢道韫亦神情散朗，奕奕有林下风。根本《世说》⾥⾯的⼥性多能矫矫脱俗，⽆脂粉⽓。
总⽽⾔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的⼀个时代。美的⼒量是不可抵抗的，见下⼀段故事：消化系统的功能
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尝著斋后。主(温尚明帝⼥南康长公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婢拔⽩刃袭之。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曜，不为动容，徐徐结发，敛⼿向主，神⾊闲正，辞甚凄惋，⽈：“国破家亡，⽆⼼⾄此，今⽇若能见杀，乃是本怀!”主于是掷⼑前抱之：“阿⼦，我见汝亦怜，何况⽼奴!”遂善之。
话虽如此，晋⼈的美感和艺术观，就⼤体⽽⾔，是以⽼庄哲学的宇宙观为基础，富于简淡、⽞远的意味，因⽽奠定了⼀千五百年来中国美感——尤以表现于⼭⽔画、⼭⽔诗的基本趋向。
中国⼭⽔画的独⽴，起源于晋末。晋宋⼭⽔画的创作，⾃始即具有“澄怀观道”的意趣。画家宗炳好⼭⽔，凡所游历，皆图之于壁，坐卧向之，⽈：“⽼病俱⾄，名⼭恐难遍游，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他⼜说：“圣⼈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像；⼈以神法道⽽贤者通，⼭⽔以形媚道⽽仁者乐。”他这所谓“道”，就是这宇宙⾥最幽深最⽞远却⼜弥沦万物的⽣命本体。东晋⼤画家顾恺之也说绘画的⼿段和⽬的是“迁想妙得”。这“妙得”的对象也即是那深远的⽣命，那“道”。
中国绘画艺术的重⼼——⼭⽔画，开端就富于这⽞学意味(晋⼈的书法也是这⽞学精神的艺术)，它影响着⼀千五百年，使中国绘画在世界上成⼀独⽴的体系。
他们的艺术的理想和美的条件是⼀味绝俗。庾道季见戴安道所画⾏像，谓之⽈：“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以戴安道之⾼，还说是世情未尽，⽆怪他⽓得回答说：“唯务光当免卿此语⽿！”
然⽽也⾜见当时美的标准树⽴得很严格，这标准也就⼀直是后来中国⽂艺批评的标准：“雅”、“绝俗”。这唯美的⼈⽣态度还表现于两点，⼀是把玩“现在”，在刹那的现量的⽣活⾥求极量的丰富和充实，不为着将来或过去⽽放弃现在价值的体味和创造：
王⼦猷尝暂寄⼈空宅住，便令种⽵。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何可⼀⽇⽆此君！”
⼆则美的价值是寄于过程的本⾝，不在于外在的⽬的，所谓“⽆所为⽽为”的态度。
周⽂靖《雪夜访戴》
王⼦猷居⼭阴，夜⼤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船就之。经宿⽅⾄，造门不前⽽返。⼈问其故，王⽈：“吾本乘兴⽽来，兴尽⽽返，何必见戴?”
这截然地寄兴趣于⽣活过程的本⾝价值⽽不拘泥于⽬的，显⽰了晋⼈唯美⽣活的典型。
(⼋) 晋⼈的道德观与礼法观。孔⼦是中国⼆千年礼法社会和道德体系的建设者。创造⼀个道德体系的⼈，也就是真正能了解这道德的意义的⼈。孔⼦知道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性，所谓⾚⼦之⼼。扩⽽充之，就是所
谓“仁”。
⼀切的礼法，只是它寄托的外表。舍本执末，丧失了道德和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甚⾄于假借名义以便其私，那就
是“乡原”，那就是“⼩⼈之儒”。这是孔⼦所深恶痛绝的。孔⼦⽈：“乡原，德之贼也。”⼜⽈：“⼥为君⼦儒，⽆为⼩⼈儒！他更时常警告⼈们不要忘掉礼法的真精神真意义。他说：“⼈⽽不仁如礼何?⼈⽽不仁如乐何?”⼦于是⽇哭，则不歌。⾷于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这伟⼤的真挚的同情⼼是他的道德的基础。
他痛恶虚伪。他骂“巧⾔令⾊鲜矣仁！他骂“礼云、礼云，⽟帛云乎哉！然⽽孔⼦死后，汉代以来，孔⼦所深恶痛绝的“乡原”⽀配着中国社会，成为“社会栋梁”，把孔⼦⾄⼤⾄刚、极⾼明的中庸之道化成弥漫社会的庸俗主义、妥协主义、折衷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