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
[摘要]网络舆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复杂的社会生态现象。面对复杂的网络舆情，舆论引导的传统思维需要升级，在传刘礼祖
播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过程中，传播的方式和传播的理念、特点也在进行变化和发展，网络舆情的不断涌现与后 粉
真相时代的特点有着紧密的联系。面对后时代网络舆情信息飞沫化、传播情绪化、舆情集束化、观点极端化等特点，探索通
过多主体协作、精确化引导等手段进行有效治理。
[关键词]后真相网络舆情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规划办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泛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与社会治理》（项目编号16T Q B003) 阶段性成果
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首次提出“后真相”一词，其 本意指向“情感对舆论的影响力超过事实”。随着社交媒介 的飞速发展，伴随英国脱欧等一系列具有冲击力的新闻事件，“后真相”一词成为政治传播、新闻传播中的热词，也逐 渐走入公众的话语中。尽管是否已经走进“后真相”时代颇 具争议，但在网络舆情的传播中，基于社交媒介技术和社会心理嬗变的背景，“后真相”的表达特征已经明显影响到了网络舆情的生成，自然也影响到对其治理的策略。
一、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的传播特点
tatp(一）信息飞沫化，议题快速更迭
不超过鼻尖的距离，的周围是全体船员，只追求通过 抢到舵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掌舵。船员为了能够掌舵，就奉 承，得手后就可以谋求自己的利益。在流量时代，媒 体与大众的关心也可以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为了能够受到大众的承认、追捧和喜爱，标新立异的思想不再重要，讨 好、谄媚、说大众之所想的媒体能更受青睐。新闻失范事件 往往是影响力较大的公众事件，专业媒体和非专业媒体迎合主流观点，无疑是放大了舆论场中“沉默的螺旋”，缺乏 批判思考和多元体的观点，舆论场流于“后真相”的现状 难有改善。
三、如何建构“后疫情”时代的媒体责任
传播能够影响人的行为准则，能够激发了新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类型，但同时，体和个体的差异通过传播能够被更加清楚地呈现。“后疫情”时代，主流媒体和自媒体都应该吸取在公共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经验，承担媒体的责任与担当。
主流媒体既是党和政府的宣传舆论阵地，也是国家信息化智能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和国家网络安全的硬实力基础，同时还是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多元化信息服务平台。w在 当下公共讨论流于泛娱乐化、重点失焦、权力泛化、网络暴 力的倾向下，主流媒体应该继续坚守新闻伦理和专业精神，做舆论场的压舱石，生产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 砭时弊的作品，对社会矫恶扬善、维护秩序和国家安全起到
一方面，舆情的爆发更加难以预料，一些潜在的问题经
过网络爆料之后，可以快速地成为热点舆情，舆情的多发和
快速生成的机制，通常会应对主体处于防不胜防的状态。另
一方面，议题更迭的非常快，衍生的舆情通常会舆情应对和
治理呈现出慢一步的情形。以网传的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性
侵女生的舆情为例。当女生哭诉的声音在网络扩散之后，学
校主体的声音便被淹没在无数的转发者和评论者所构建的
舆情共振中。而当学校在半天的时间内用一个久不更新的
名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中心”的微博账号进行回应时，舆
情的聚焦点立即增加—为何用这个账号发布公告，为何
半天的时间就发布公告，为何只是开除？信息的飞沫化与议
积极作用，重塑专业媒体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力。
随着内容生态的崛起，自媒体也成为了舆论场的重要
引导力量。自媒体不应只追求商业利益，煽动情绪、可以炒
作制造噱头以迎合受众，制造纷乱繁杂、不健康的信息洪
流。自媒体在公众事件中也应保持客观和理性，遵守媒介道
德伦理，为公共空间提供角度多元、原创性强、专业性高的
观点和讨论，推动社会治理的向前进步，为弥合社会撕裂作
出贡献。
在互联网技术的催动下，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是一个
快进、急剧压缩的历程，传媒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繁荣的
面貌，但在政治、商业乃至其他多元土壤下新闻伦理和媒介
伦理的内核却没有得到相应构造，在新冠疫情的大考下，不
少专业媒体和非专业媒体的失责、失范行为，延误了公众危
机下的社会治理。后疫情时代，媒体应该更加严格遵守伦理
和道德，构造一个更加多元、理性、开放的舆论场，成为社会
良性治理的重要角。
注释：
[1] [丹]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墙上画大饼
[2] 郑满宁：《后真相时代新闻舆论场健康度及优化对策》，《中国出版》2018年第3期
[3] 崔保国、韩博：《疫情报道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新
闻战线》2020年第9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两性危机
新闻前哨2021年第3期 47
媒介融合
题迭代的加速让舆情研判与治理面临挑战
(二）传播情绪化，理性成分不足
在后真相时代，信息的传播通常增加了情绪的内容，甚 至这个通道的影响力和决定性超过了事实通道。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事实本身，人们交换的也不再是基于事实的理性的观点，那些情绪化的内容和表达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也更容易形成打上体标签的圈层。
2020年12月8日，关于成都20岁新冠确诊病例赵某的信息在网络流传，网民们脑洞大开，不仅将这位
女孩的年龄、姓名、证件、照片等信息公布于众，还针对其行程出入于各个酒吧等信息而对其私生活、道德品质等进行质疑、批判 和恶意传播。而事实情况是该女子的工作本来就是在酒吧负责气氛和营销的策划，出人酒吧是职责所在而已。在这次 网络舆情事件中，20岁的赵某承受来自病毒和“网暴”的双 重打击，网民们所谓正义的批判不过是一场对无辜人的伤害，而这正体现了后真相时代网民对自我意识的强烈追随和对事实真相的轻视。
(三）舆情集束化，搭车现象频现
在传统媒体控制话语权的时代，舆情诉求比较具体而集中，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关注的舆情焦点比较单一。在社交 媒体活跃的后真相时代，随着表达权的获得以及社会问题的多发，人们习惯于“舆情搭车”—借助已经形成的舆情热点，将自身的诉求表达出发。这导致舆情呈现出集束化的状态，一个舆情通常“拔出萝卜带出泥”，更多相关的舆情随着蓬勃而出，形成了关于某一主体、某一地方、某一话题的众多舆情。这种集束化的舆情通过社交网络的散布而形成比较强劲的舆情压力，对于研判者和应对者来说有时难免顾此失彼，甚至束手无措。
(四）观点偏激化，跟风站队盛行
互联网络的隐匿性为发言者提供了保护，在后真相时代这种保护有时助推了观点的偏激化，也就是舆情的极化现象。一方面，人们不用考虑自己不负责任的发言被追究责任，互联网的虚拟身份以及法不
责众的心理，让人们在面对热点议题时缺少足够的自我把关。另一方面，一些人希望通过极端的观点来吸引眼球，从而在偏激化的表达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关注，并以极端的观点发泄着现实中的不满。结 果，观点偏激化称为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的一个典型特征，语不惊人死不休成为了很多舆情助推者的习惯表达。
二、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的治理策略
哈希(一）多主体协作，建立网络舆情治理机制
首先，是对话机制。想要减少网络舆情的爆发提升社会治理者的公信力，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就是日常的沟通和对话。通过沟通和对话减少误解和误会，增加关系和联结，塑 造负责任和公开透明的想象。沟通的机制是网络舆情治理的第一层要义。
其次，是监管机制。那些罔顾道德与法律进行恶意信息传播的主体，那些不负责任传播负面舆情的平台，那些回应网络舆情不积极、不主动的部门和机构，那些需要严肃处理的被监督对象，都应该成为政府部门舆情监管的内容。
再次，是回应机制。在面对舆情压力时，被监督的对象需要学会沟通，通过对舆情的全面研判明确舆情的性质和程度，对需要回应的真舆情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的回应，并 积极与监督的主体和围观的体进行沟通，开诚布公地将事实的真相进行公开，对舆情隐含的情绪进行疏导。
(二）精确化引导，增进网络舆情治理效率
后真相让网络舆情的表达变得异常复杂，情绪化与偏执化的成份也增加了应对和治理的难度。但同时，智能化也 为网络舆情的治理提供了更多的契机一不仅网络舆情的发展轨迹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谱系直观呈现，而且大数据、算 法技术等手段也为精确化引导提供了可能。通过舆情监测手 段，网络舆情的治理者可以对网络舆情进行提前捕捉，那些 尚未形成舆情的信息在第一时间将会被关注到。通过大数据 分析技术，网络舆情的治理者可以网络舆情的走向进行研判，并确定网络舆情将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形成具有实际影响力的舆情。通过智能化推荐和算法技术，网络舆情 的治理者可以将回应的信息进行更精确地推送，并在新媒介 平台上与舆情的参与者进行更多的沟通与对话。通过计算机 技术对网络舆情的发展过程进行跟踪，可以对网络舆情的治 理效果进行及时评价，对治理的手段及时进行评估。
(三）引领性治理，提高网络舆情治理话语权
首先，引领性的治理需要体现治理能力的先进。中国特 社会主义的先进性来自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先进。以新冠疫情的防控为例，中国奇迹和中国担当的背后就是中国的制度先进。在对网络舆情进行治理时，要时刻体现出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先进性，让人们在客观的现实面前意识到中国优势的根本所在，进而在四个自信的引领下，打造 一个清朗理性的网络生态。
其次，引领性治理需要体现价值观的先进。价值观是后 真相时代最能凝聚人心的内容，当事实层面的解读可能出现偏差，或者立场的不同容易出现对立时，核心的主流价值观具有着构建不同体、阶层的“同心圆”的功能，可以成为 他们对话和理解的新的“桥梁”，因此在网络舆情的治理中需要对治理的手段，以及传播的内容作出价值观层面的判断—
—是否体现、传播了主流的价值观。在体现价值先进时要突出价值的科学性和实践性，用先进的价值观解答现实的提问回应舆情的诉求。
参考文献：
[1]宋湘琴：《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演变特点及其引导策略研究》，《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2J胡百精：《健康传播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兼论新 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与解决方案》，《国际新闻界》2012 年第6期
[31喻国明：《网络舆论的社会治理：问题与进路》，《传 媒》2019年第12期 （南京传媒学院）
48 新闻前哨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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