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应变曲线
2013年06月20日 16:28:03
来源： 新华网
梁晓声携新书《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在京举行签售。新华网 王志艳 摄 新华网北京6月20日电（记者 王志艳 史靖）近日，著名作家梁晓声携新书《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在京举行签售，与观众共同探讨当下社会文化缺失的现状，呼吁唤起社会中的“好人文化“。
梁晓声携新书《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在京举行签售。 新华网 史靖 摄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收录了梁晓声1993到2013年二十年间的时评杂文，谈及涉猎时评写作的原因，他表示“传统作家应该是针对社会问题写作的”，这本文集正体现出他关心社会民生的一面。梁晓声形容自己“手握两支笔”，关注现实的虚构类文字给喜欢读小说的人看，而非虚构类时评可以直接发表在报纸、网络等多个媒介上，能够影响更多人。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梁晓声是叱咤风云的人物。1982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得全国最佳短篇小说奖，1984年《今夜有暴风雪》获得全国最佳中篇小说奖。有人甚至喊出1984年是“梁晓声年”。《雪城》、《年轮》同名电视剧风靡全国，让他逐渐成为知青文学的标杆。知青文学虽只是他创作的一部分，却足以让他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有重要一席。而近期梁晓声却宣布封笔知青题材作品，引发众多读者关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对此做出了回应。 著名作家梁晓声
【梁晓声简介】
梁晓声，男，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荣城，原名梁绍生。现居于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文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十届、十一
届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作为知青下乡赴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1974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77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电影制片厂。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厂长。2002年调至北京语言大学，任人文学院教授。其代表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今夜有暴风雪》、《年轮》等作品受到极大关注，影响了一代人。
【新华悦读对话梁晓声】
新华悦读：您上月表示对知青题材的小说封笔，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梁晓声：知青题材很多人都在写，这很好，但是很多人写的是回忆录式的东西，主要表现的是个人命运。每个当过知青、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认为自己的感受能代表所有知青的感受。我的作品是虚构的，这样可以超越个人感受的思维模式，这种虚构的写作方式能把知青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能把知青体承载起来。到后来，我写的已经不单是知青了。
人们经常会有认知误区，会将作家笔下创作的人物和整个体的形象联系起来，但个别人的形象并不能代表整个体。我的目的是通过写某些身份的人来反映人性在当时的时代背
景下是什么样的，这是基本常识，但常常被忽略。我的作品并不完全反映实际，而是表现我认为好的人格，这是文学应该具有的意义。这时，知青是不是知青已经不重要了。有人说我的作品是知青题材，在我看来不是，他们就是一曾经是知青的青年人，而并不是只局限于这种身份。
新华悦读：《年轮》、《返程年代》等作品原本都是您专门创作的电视剧剧本，为何选择专门创作剧本而不是根据小说作品改编？
梁晓声：我个人想在电视剧方面多做些工作，即使不能写了我也愿意作为电视剧的顾问。因为电视剧受众更广，如果写的好，一家人都会看。我希望用一种有更广受众的载体传递我秉持的文学理念。现在电视剧中太多权谋、斗争的元素，我希望我能在电视剧中传递更多的正面能量。
新华悦读：近年您出版的作品《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中国人，你缺了什么》将视角投向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国人的焦虑感。您认为这种焦虑感从何而来？
梁晓声：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生存状态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过去大家的生活基本是一样的，生活、工作的流动性不大。这种关系决定了即使没有宗教信仰和文化的影响，民间做人的原则约束了几乎每个人。如果违背了，没有地方逃。如果不表现好的一面，声誉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在今天，邻居、单位的关系被打破了。如果环境不合适，可以转身离开，这种流动性让人的关系变得疏松，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都变得比较低，结果就产生了更多违背道德的行为，但当事人不用因此承担太多的责任，人文环境逐渐就变得比较差。
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分配问题。原来我作为北影厂新的大学生被分到筒子楼里，我的房间只有10平米，但我父亲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当时的左邻右舍在一样的楼里住了二十多年，全家的房子也比我的大不了多少。当时社会差距没有现在这么大，当然，也不能说那样的时代有多好。但现在我们身边的人会发生很多突然的变化，有些变化是机遇，而有些是潜规则。当社会潜规则改变命运几率太大的时候，肯定会让人感觉到不愉快。最大的不愉快还是在于腐败，包括被扩大的、言传的例子太多了。这些负面信息直接抵消掉了让我们生活质量提高的那部分感觉。
新华悦读：现在的公众包括媒体抨击一些陋习时惯常使用“中国式xxx”，比如“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闯红灯”等等，其实这些现象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总给社会的负面现象贴上“中国式”标签是文化自卑心理的一种表现么？
梁晓声：这样的忧虑是有道理的。但中国人现在的表达方式和以前不一样了，从调侃式、幽默式、嘻哈式，现在已经变成玩闹式了，这些变化恐怕有社会的责任。人们在现在的环境中什么都不信，这种情况不能光责怪大众，而是应该探究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其中恐怕有管理者的责任，他们管理的智慧性、艺术性打了很大的折扣。
新华悦读：在《中国人，你缺了什么》一书中，您写了一篇《中国文化需要补课吗》，您认为中国文化应该怎样补课？
梁晓声：我想说补课是很难的。对于年轻人，超过25岁再跟他讲基本道理，意义已经不大，这个年龄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想改变不太容易。传递价值观一定是在孩子的阶段，基本的文化教育应该在中学完成，这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陈独秀这些大师也编小学课本。总的来说就是文化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新华悦读：您在新书中还特别关注了中产阶级体，中产阶级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体在社会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梁晓声：中产阶级是和文化、文明关系最紧密的体。底层的人主要把精力放在生存方面，没有知识和财力去读书。上层的人多在物质享受，也没有太多人去读书。只有中产阶级最有可能花时间读书的。但是在我们国家有经济标准的中产阶级，还没有文化标准的中产阶级。
梁晓声：中国人集体陷入崛起后的大国的焦虑中
2013年04月18日 08:58:58
来源： 北京青年报
《郁闷的中国人》推出姊妹篇《忐忑的中国人》
梁晓声最新力作《忐忑的中国人》近日在京首发。尽管全书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忐忑”“焦虑”的特殊心态，但他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却是相对乐观。
《忐忑的中国人》近日推出，梁晓声在书中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及当代社会的根本问题进行思考，被看作是《郁闷的中国人》的姊妹篇。
梁晓声表示，当初他起的名字是《焦虑的中国人》，关注的还是当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人那种焦虑的状态，但是图书策划人孙小波坚持用“忐忑”这个名字。梁晓声说：“书中我写了很多当下年轻人面临的困难，比如就业、高房价等。策划编辑小孙30多岁，跟我的儿子差不多年纪，我想他们年轻人更容易体会我所写的东西，所以就听从了他的建议。”
梁晓声说，人类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多于五分之一的人口都生活在一个国家，叫中国人；而在这个国家国力变得空前强大的21世纪初叶，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农村和城市，不分贫富，不分官民，总而言之集体陷入了一个终于崛起后的大国的焦虑、忐忑年代。“这种焦虑和忐忑不同于动荡年代，似乎是‘太平盛世’光景之中的，人心介于有盼头与放弃了盼头的无为的焦虑与忐忑之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也发表自己对“忐忑”心理的见解。他说：“书中很准确地把握了当下中国人的心理，也把握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生存状态。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和社会被很多元素和力量所决定，而且总是有一种危机感。所以这种忐忑心理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高
骨碎补总黄酮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里是非常形象的。就像我们坐在高速铁路上我们会忐忑不安，如果我们坐在马车上或走在乡间田野，我们相对就不会那么忐忑。”
在梁晓声的这本书中，改革、公平这样的字眼出现的次数较多，他在书中直言：“中国的改革家们，改革要抓住机遇啊！改革也会错过机会啊。”梁晓声表示，自己对中国的改革是持乐观态度的，欣赏政府从小问题、基本问题做起的态度。他说：“现在交通管制也少了，开会时桌子上也不摆放花了，这都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做事时往往从最容易的开始做起，我想对一个国家来说，也是这个样子的。”记者 罗皓菱
梁晓声：文化领域不能成全民娱乐场 |
2011年12月07日 09:37:16 | 来源：梁晓声 光明日报 各向异性 | |
| |
| |
文化领域不能成全民娱乐场 ——访著名作家梁晓声 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生产传播的各方面。在前不久举行的30集电视连续剧《返城年代》的开机仪式上，编剧梁晓声掷地有声地说：“不能让文化领域变成浮躁的全民娱乐场。”近日，记者就文学创作与文化责任，采访了这位年过花甲的作家。 磁单极子 记者：虽然经常以“知青文学代表作家”、“北大荒小说作家”被媒体提及、被读者熟知，但在《返城年代》和今年已经上映的电视剧《知青》之前，已经有多年没见到您这类题材的作品了，再次执笔的原因是什么？ 梁晓声：《返城年代》讲述的是兵团知青返城后的生活、情感和就业经历，时间背景是1979年底至1983年底。如今“80后”已渐成社会中坚，《返城年代》无疑是“80后”父辈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集体主义、理想、奋斗……这些是那一代人精神的关键词。 不过，重写知青题材，《返城年代》并不完全出于怀旧，更重要的是想为现在的年轻人补上历史记忆的一课。因为我意识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十年“”在时间上是重叠的，再没有哪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与那段历史联系得那么紧，我想通过《返城年代》呈现一点历史的东西，让不知道的人、忘了的人看一看，保持清醒。 记者：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您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还要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现在文化发展应该注意些什么？ 梁晓声：归根到底，文艺的终极使命是“化人”，是提升人的心性质地。欧阳修言，“文可润心”，可润一个人，一些人，乃至一个阶层，一个国家的人心。当然，这样的“文”，包含娱乐，但不仅仅是娱乐。时代发展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但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文化的浮躁。尽管上世纪80年代，人们生活条件比现在困难，社会就业压力比现在还大，但人们较为普遍的精神状态是昂扬、向上、乐观，相对少浮躁的。因此我在作品中呈现那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对当下之浮躁可能有镇定作用。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反思精神、保持警惕，不能让文化领域变成浮躁的全民娱乐场，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能做“娱乐场”的看客。 记者：文化界应该担当什么样的社会责任？ 梁晓声：如果以后被问到，在中国的转型时期，你作为一个文化人做了什么，难道要回答拍了几部商业片，挣了很多钱吗？这有些说不过去。在历史发展的任何阶段，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有必要想在前头，保持清醒。 以文艺创作为例，文化人的责任远不止向市场提供文化消费品，更应通过思考、发声，表达意见，反映问题，最终寻求出路，而不是像鲁迅笔下的“看客”一样背起手来“看热闹”，令人嫌恶。为了做到这些，创作者就要敢于表达，主动去拓宽创作半径。只要主旨是宣扬真善美，通常都能得到社会认可。 (本报记者 单三娅 本报通讯员 孙奇茹) |
|
豫公网安备41160202000603
站长QQ:729038198
关于我们
投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