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一生都在思考“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他一生真实的写照是为中国寻出路奋斗终身。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梁漱溟，身上一直带着之中悲天悯人的圣人气息，在日常生活中，他表里如一，处处表现出一个传统儒学所强调的“圣人”风骨；在做学问方面，他继承了先前的圣人学说，同时又为之后做学问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全新了视角，总体来说“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是中国传统文化承前启后的中流砥柱，被美国学者艾恺称作“最后的儒家”。 （一）为往圣继绝学：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思想
梁漱溟的生命哲学思想主要是受到孔子的“仁学”思想、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和泰州学派王艮的“良知”思想影响。首先梁漱溟认为孔子的人生哲学就是“以生活为对，为好的态度”，再说简单一点，即“生生之谓易”。他认为“生”字是孔子最为重要的一个观念，而这种观念表现在社会中，就是“仁”，而“近仁”的要求就是要提高自身的修养道德。虽然孔子没有明白说出“性善”的思想，但曾提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说法，这里的性相近的意思是人的品性原来都差不多，但这个差不多的品性就是善，只不过由于后来的习惯才有所偏差。由此梁漱溟认为，孔
子的“仁”具有内在性，它是人的一种直觉，是人类的本能，“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其次，“梁漱溟认同并以陆王心学来诠释和提倡孔子的人生哲学，从其思想文化演化的趋势来说，这无疑是晚清陆王心学复兴的继续”。梁漱溟认为陆王心学把孔子的人生哲学重新地提炼了出来，但却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他觉得王守仁过于墨守成规，把孔子的思想变成了教条，没有创新，并没有给儒学的思想赋予前人未提及之处。从这时开始，梁漱溟开始把孔子的思想变成了自己的思想，把孔子的儒学开始向自己的儒学开始转变。最后，宋明之后，梁漱溟认为有一个学派的思想和自己产生了心灵上的契合，可以更好地贯彻孔子哲学，这就是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艮，虽然学于王守仁，但是却和其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王艮主张“百姓日用是道”，他把百姓的日常作为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这里他将“致良知”的人从圣人下落到百姓，将圣人和百姓放到同等的地位。同时，王艮在《乐学歌》中提出，人心本乐，但被个体本身私欲所蒙蔽双眼才不能自乐，所以要人们去学乐，克服自己的私欲，恢复天真之乐。梁漱溟由此认为王艮继承了孔子中“不计较”的“乐”，并称赞王心斋最得孔子的真意，并借鉴了其中的思想，融入到柏格森生命哲学中去，他说“乐寄于生命流畅之上，俗说‘快活’二字，实秒得其旨”，将儒学中的“乐”与生命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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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结合王守仁的“致良知”和泰州学派的“乐寄于生命流畅之上”，又重新回到孔子的“仁学”中去探寻“孔子生活”的本性。梁漱溟指出：“孔子的唯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计较利害。”将一切交给自己的本能直觉去判断，不计较事物带来的利害得失，不用理智去计算其中的好处并且放任事物随着自然的发展不断进行下去，这样的生活必然会和宇宙大生命的生活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宇宙本就是一种变化不停的生命，人生则是某个时间的当下生命，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出于这种不计较的生活态度，人类得到的生活一定是“乐”的，是一种“绝对乐的生活”。社会上的人们认为追求物质的享受就可以实现生活上的美满，由此他们疯狂地追求一切可以娱乐感官的事物。这在梁漱溟看来他们“陷在不合理的生活中”，他们一直在追求着最外层的乐，这样的后果是他们丧失了自己内心的乐，这使得他们永远得不到真正的乐。孔子有“五十而知天命”的说法，这里的天命即是指流动不息的宇宙中运动的变化规律。对于如何知天命，孔子作出“乐知天命而不忧”的补充说明，保持乐观的人生态度，充分发挥人心的能动性。这里的乐是向内追寻的，在生活本身的流行之中保持乐然的态度，最终使人们摆脱命运的禁锢。梁漱溟认为真正的快乐是从心灵开始由内向外散发出的，这是一种自我满足的内心体认。真正的“孔学生活”也必然是在精神上实现了满足和愉快的体验。儒家中所提到的“孔颜之乐”，就是在基本处追寻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满足，颜回并不追求外界的物质享受，而是追求内心的“不迁怒”、“不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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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梁漱溟的一生，虽然他终生保持着佛教徒的生活方式，且受佛家思想影响至深，但是最后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具体现实目标都是儒家思想，且对于现实社会的态度是积极入世，与佛家思想不同。他以佛家的生活方式来严格要求自己，以儒家的思想精神来拯救社会。动物学哲学
（二）为万世开太平：开启新儒学的中国人文主义思潮
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期，与一片反传统的呼声中，梁漱溟凭借吸收和融合西方柏格森生命哲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思想，高举复兴儒学的大旗，开启了现代新儒学的新思潮——中国人文主义思潮。梁漱溟思想的“生活论”转向，从孔子的生活出发，将儒学从书本教条中解救出来，同西方的生命哲学对比融合，联系个体生命的感受，将生命的含义赋予其中重新解读儒学和生活有关的精神，构建出“生活儒学”体系。梁漱溟的思想不仅影响了自己的一生，还对同时期其他人的思想形成有巨大的引导作用，其中影响最主要的还是要属贺麟和朱谦之。一方面是教学期间对于贺麟的影响。在梁漱溟的教学生涯中，曾经在清华做过短期的讲学，这使得贺麟学习到了梁漱溟的思想，他多次去请教梁漱溟，梁漱溟让他去读王阳明的《传习录》和王艮的书。由于贺麟对于梁漱溟的请教是带着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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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光，所以对于梁漱溟的教诲字字句句都听得很深，所以受到梁漱溟的启发，王阳明的心学对于贺麟的影响也十分深刻，最终形成了“新心学”思想。另一方面是对朱谦之的影响梁漱溟建构的生命哲学思想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纵欲主义人生观和个人主义的反抗，同时也是对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和唯理论的文化反思，高举生命的意义，为传统儒家思想重新赋予生命。他的学生朱谦之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在面对西方物质化和工具化的思想时，梁漱溟和朱谦之都主张用传统儒家的生命哲学思想来对抗传入我国的“西化病”。朱谦之将孔子的人生哲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情”作为自己思想的支点，建立自己的“唯情论”思想。朱谦之认为近代欧洲因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导致人们变成了“两只手两只脚的动物”，大多走向了极端的纵欲主义、个人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人的生活变得机械、麻木，失去了生命该有的活力。对于此种社会现象，他认为解决的方式只有高呼人生的价值，提高人生的意义，即中国的生命哲学是解决人类物化的唯一出路。在朱谦之看来，能代表中国生命哲学的人除了孔子，就是梁漱溟。除此之外，朱谦之还借鉴了梁漱溟“文化三路向”的说法，在《文化哲学》中将以往文化发展分为宗教文化、哲学文化、科学文化和艺术文化。一亿到底有多大
“五四”运动以后，现代儒家把目光都放到了个体生命的发展，大量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努力地
将传统儒学思想与中国近代社会相结合，用于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使儒学思想重新达到了同世界其他文化相同的地位。梁漱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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