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男女比例的作文
10月3日下午5时45分许，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2018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女性科学家弗朗西斯·阿诺德（Frances H.Arnold）和美国的另一名科学家乔治·史密斯（George P.Smith）以及英国科学家乔治·保罗·温特（Gregory P.Winter），以表彰他们在“酶的定向进化”和“多肽与抗体的噬菌体展示技术”领域做出的卓越贡献。由此，第5位女性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诞生。孙子兵法论文
在其前一天，亦即10月2日，加拿大女性物理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因在激光物理领域的突破性发明，与美国物理学家亚瑟·阿希金(Arthur Ashkin)和法国物理学家杰拉德·莫罗(Gérard Mourou)共同获得2018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从而使女性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人数增加至3人。
自1901年颁奖以来，已有607人次摘得诺贝尔科学奖桂冠。其中，巴丁两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桑格两度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人继19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又于191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如果按实际获奖人数进行统计，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的巨擘也已有604人。与之相对应的是，迄今为止，女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只有区区19人（详见表1），仅占 同时期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总人数的3%！
不难发现，这19位女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9位是美国人，3位是法国人。西方七国（G7）中，除日本外，均有女性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累计达16人。另外3人分别来自于北欧的挪威和亚洲的以列与中国。
比起由卡罗琳医学院负责评审的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审的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可谓是“男性科学家的领地”。不过，今年的女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名单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首次有两位女性科学家在同一年分别摘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第二，美国女性科学家再下一城，使美国女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继续占据着女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半壁江山”。
需要指出的是，在诺贝尔科学奖历史上，多名女性科学家同一年获诺贝尔科学奖这并非首次。2009年，共有三位女性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其中，伊丽莎白.布莱克波恩(Elizabeth H.Blackburn)、卡萝尔.格雷德(Carol W.Greider)因发现端粒酶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阿达·约纳特（Ada Yonath）凭借对抗生素抑制核糖体功能机制的研究获得了化学奖。然而，能够有多名女性科学家同年分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尤其是在女性科学家暌
违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舞台55年之后，这确实令人振奋！
问题是，即使是在女性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最多的生理学或医学领域，男女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数量之比仍只有17:1。为何女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如此鲜见？
2016年10月6日，笔者曾在《知识分子》上刊发的1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过诺贝尔科学奖评审是否存在性别歧视问题。通过对几个最具争议、同时也是“性别歧视说”中似乎最有说服力的案例进行深入考察之后，笔者得出了如下结论：
不少女性科学家们没能获得诺贝尔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诺贝尔科学奖本身的评审机制不够灵活。这与朱克曼的许多“第四十一席者”（法国科学院总共只有四十个席位，那些有资格进入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进入的人被称作为“第四十一席者”）的经历并无差别，如此看来，有关诺贝尔科学奖评审的“性别歧视说”至少缺乏具体评审事实的支撑。
然而，不管如何统计，女性科研人员的数量与全体科研人员的数量之比都远远大于3%。如果研究贡献不存在性别差异，按照等比例获奖原则，女性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占总获奖人数之比就应该大于3%。这意味着在诺贝尔科学奖评审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的情况
下，要么是在研究贡献上存在性别差异，要么是在研究过程中存在性别歧视，要么兼而有之。这样一来，就有必要考察科学共同体内部是否存在性别歧视问题了。
数学最高奖女得主钟信才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必须指出：世界范围内一共有19位女性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将她们直接置于全世界的框架下进行考察，因为各个国家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国家虽然在性别问题上思想更为开放，女性地位更高，但国家的科技实力相对薄弱，并不能达到诺贝尔奖的评审标准，即使偶尔出现一位，那也可以被视作特殊现象；而有些国家虽然科技实力超强，但由于本国社会文化使然，女性科学家暂时还没有崭露头角。如果草率地进行对比，就会忽视国家之间的差异，使结果不够准确。
中国新闻出版报
19位女性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有9人来自美国，而美国在诺贝尔奖历史上也是独树一帜，培养出了近半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说明美国有着超强的科技实力；众所周知的是，女性在美国的地位也相对比较高。如果连在美国都鲜见女性诺贝尔奖得主，在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说了。是故，接下来，拟以美国为例展开初步考察。
1、从事科学事业的男女比例失衡情况填料函
早在1975年，朱克曼与J·科尔就在《美国科学界的女性》一文中，以美国物理学界和生物学界的女性科学家为研究对象，指出这两个领域中的男女人数差距会随层级的提升（大学生——博士生——科学研究人员）而大幅拉大。对这一现象，他们给出的解释是：第一，乃社会选择和自我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有限差别的存在，即在有限资源和奖励高度竞争的共同体之中，一系列特殊的外部因素冲击着科学家，相对男性科学家，女性科学家所受的冲击将会更大一些，这直接影响到了女性科学家科研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即便在数十年后，朱克曼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过时。1994年，《科学》杂志提供了一组数据：在1992-1993年的美国，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中的女性占比分别为42.3%、28.9%、14.4%。另外，最近一份由欧莱雅企业基金委托波士顿咨询公司编撰的报告也显示，在迈向更高层级的过程中，女性相比男性数量降低更快，也就是更容易放弃，并且更难获得较高成就。
梁有成在美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女性占29%，拥有高级科学研究职位的女性占11%，而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女性只占3%。与之相对应的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男性占71%，拥有高级科学研究职位的男性虽占89%，但获得诺贝尔奖的男性却占97%。在晋升高级科学研究职位过程中，女性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1979年，科尔的《公正的科学：科学共同体中的女性》问世，这是系统研究女性科学家的第一本专著。科尔同样以美国科学界为样本，从数个维度分析了女性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包括性别地位与科学承认的关系、性别地位与任职机构声望的关系、性别地位与薪水的关系、男女科学家产出率的差别等。他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女性科学家被歧视的程度相当轻微——肯定低于低声望系里的研究生所面临的歧视；也就是说，在上述种种维度中，男女科学家即使有差别，这种差别也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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