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升“王霸并举”的治国之道
什么是造型艺术陶新宏;解光宇
牟建军
【摘 要】朱升不仅是元末明初“网罗百家,驰骋千古”的硕儒,也是一位“国家重望”、“辅运名世”的开国功臣,文治武功并著.他在政治上伸张“王霸并举”的治国之道,既承扬了孔孟以来以“王道”之德政治理国家,又积极主张以“霸道”之力政来结束战乱,统一天下.事实上,朱升的治国之道不仅对朱元璋创建明帝国及其初期政局稳定起到了启运之功,而且在儒家政治发展史上也展现出一种新的气象.【期刊名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30)001
【总页数】5页(P56-60)
【关键词】朱升;政治思想;王道;霸道;王霸并举
【作 者】陶新宏;解光宇
欧可平【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93;合肥学院思政部,安徽合肥230601;安徽大学儒学研究中心,安徽合肥230039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248
朱升(1299—1370年)，字允升，号枫林，学者称枫林先生，元末明初徽州休宁(今黄山市休宁县)人，后徙居歙县。朱升自幼刻苦好学，先后师从陈栎、黄泽等当时名儒。1348年朱升登江浙行省进士第二名，授池州路儒学教授，任期满后，为躲避兵乱，移居歙县石门山，闭户著述不辍，且对《四书》、《五经》皆有旁注。朱升不仅是当时“网罗百家，驰骋千古”［1］1的新安理学名儒，也是“国家重望”、“辅运名世”的开国功臣。1357年，五十九岁的朱升向朱元璋首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①关于《朱枫林集》中记载朱升所献“九言三策”等事迹的真实性，学界已有学者提出质疑。(详见夏玉润:《重读朱升及〈朱枫林集〉——兼析疑点重重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研究论丛(第八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2010年7月版，第61－91页。)该文中的质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由于现有文献材料不尽充分，并不能就此否定业已形成的传统文献及观点，基 于此，本文还是以现存的传统文献史料为立足点来探讨朱升“王霸并举”的治国之道。三策，并忠心辅佐其安邦定国十四载，文治武功并著，深受朱元璋器重，被称为“眷我同宗之老，实为耆哲之英”［1］2。作为朱元璋麾下一员辅佐重臣，朱升提出了特显著且影响深远的“王霸并举”治国思想，在明朝建国及初期政权的巩固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元朝末年，皇室朝臣奢侈腐化成风，中饱私囊，社会上流传有“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和“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2］等民谣。加之各地自然灾害不断，更把广大贫民逼上绝境，以致雄乘时起义。徽州商王
当时的徽州地区虽然“介乎万山”，但是农民战争的烽火还是燃至此地。“岁辛卯年(1351年)淮西兵起。明年自蕲渡江者，蹂饶陷徽，江东大扰。至于丁酉(1357年)六月之间，胜负相寻，徽民受兵者凡十有二矣，而犹不知所终也……六胜六负，哀哉民生!”［1］108在徽州之民倍受战争煎熬的时候，时任江南行省平章的朱元璋命令大将邓愈“由宣取徽”，执行不扰民的军事政策，使“军民有职，上下相维”，深得徽州之民心。此时，朱升为避战乱“东奔西避……百死一生”［1］125。这种“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的颠沛经历，客观上使朱升倍感统一的必要性，正如他所说:“升生不辰，目击雄，迭相胜负，有成丘止流之惨，深为此惧。”［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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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徽州地区宗法势力极强，普遍存在“华夷之辨”和排斥蒙古族“入主中原”的民族心理。加之自朱子以后，“学宗程朱”已蔚然成风，因之徽人受朱子之学影响极深。朱升是朱熹同宗的五传弟子，在徽州同族中极有声望，朱元璋也曾称其为“宗长”。朱升虽授为池州学正，但还是拖延至两年后才就任，不久便归隐石门，著述不辍。朱升曾明确说:“钟五行之秀者为人，吾同胞也。奚有华夷之分，内中国而外四夷也?惟中国尽其性而修其行也，夷狄戕其性而亏其行也，与禽兽奚择焉?此所以严华夷之辨。天必眷由或而子之，远夷狄而外之也。”同时他强调“元主中国，天厌之久矣”，因而积极主张“驱胡虏而复圣域，变左衽而为衣冠”［1］18。由此可见，徽州之民主观上是极其排斥蒙元统治的。
宋明理学家都有一种“得君行道”的政治诉求。正如先生所指出的:“我并不否认理学家曾认真探求原始经典的‘本义’，以期‘上接孔、孟’，我也不否认他们曾同样认真地试建形上系统。但分析到最后，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3］事实上，理学家皆强调修、齐、治、平，并一以贯之。他们始终认为，治国平天下，昭用于时，方显儒者入世之价值。
“王霸之辩”由来已久。孟子倡导“王道”，主张实施“仁政”，反对“霸道”所主张的“力政”。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74这就是说，孟子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即反对驱民耕战，凭借实力和暴力来统一天下，而是主张以“王道”来统一天下，并认为只有“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悦诚服。又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4］162
孟子所生活的政治生态是“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5］，而他却“述唐虞、三代之德”，逆潮流而动，反霸道，倡王道。孟子痛斥那些为君不仁，为争夺土地而滥杀的行“霸道”之人，说:“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4］175在孟子看来，那些“富国”而非富民之行为，是违背孔子思想的，那些“杀人盈野”、“杀人盈城”之人罪大恶极。天津市财政地税网
此外，孟子主张行“王道”、施“仁政”就应该利民富民，这里他强调的是“公利”，即孔子所言“因民之所利而利之”［6］，而非“上下交征利”［4］1的私利。他认为若能利民富民，将会“仁人无敌于天下”、［4］325“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5。显然，孟子把战争和君主政治过于理想化了，其单方面地伸张“以德服人”的道德理想主义在当时未免脱离实际。 值得注意的是，孟子的王道德政思想极具民本意识，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328。朱升亦坚持孔孟以来的仁政与德治的理想，尤其是继承朱熹主张的“为政以宽为本”［7］，以及强调国家的责任应该是“爱养民力”［8］的王道政治观念。
针对当时元末社会凋敝，百姓受官商的盘剥，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实情，朱升哀民生之苦，斥责当权者和不法商人的卑鄙行为，并声明其危害性。他说:“人之所藉以立于世者四:曰智、曰力、曰权、曰利，而禀赋之不能均也，偏得其一二而善用之，则泽及于人，而为天之所福，其不善用者，专之以为己私，以贼夫人，而卒不免于自祸。”朱升认为，真正的儒者就应该运用其所学兴利除害，为民造福，充分运用好“智、力、权、利”四者。“是故立天地之心，明圣贤之学，辅世长民，兴利除害，以纪纲斯人者莫如智……衣食温饱以遂人之生者莫如利。若是者，惟善用者能之……奈之何其不善用也。”［1］57朱升劝诫当权者应该善用四者“泽及于人”、而不应“专之以为己私，以贼夫人。”［1］57况且，“时多政，则赋自倍至十，上所需，民无敢不供，而非富也。”［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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