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1949)(一)
王宽诚
【内容提要】在1921-1949年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留学生占据着很高的比例和重要的地位，但是与北洋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中的留学生相比，其政治留学的彩甚于知识留学，堪称近代留学生大潮中一个特殊的体。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由留日、留欧、留苏三个体构成，他们具有不同的特征，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及在革命进程中的命运也有所不同。【摘要题】中共党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留学生/体分析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徐州师范大学论坛【正文】
近代留学史研究始于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一度陷于停滞，到“”结束后又伴随着新一轮留学热潮的兴起而再度复兴，20余年来出版了许多颇有分量的论着。唯对于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关系，已有研究似仍嫌薄弱（注：目前已有多篇专题论文，对留日、留法、留苏学生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关系作了探讨，其中综论
性者如徐行《留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神州学人》2001年第7期)、吴汉全《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关于留日者如陆安《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青岛教育论坛》1997年第2期)、张敏卿《留日与李大钊早期政治思想的嬗变》(《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关于留法者如鲜于浩《论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内部训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田雪梅等《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与旅欧党团组织》(《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关于留苏者如徐行《中共第一代留俄生述论》(《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吴霓《早期留苏热潮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崛起》(《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部分留学史专着中亦有少量篇幅涉及这一问题，如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留学生丛书编委会编《中国留学史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等。在2004年10月召开的“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提交的论文也与此论题有关，其中马启民《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留学体》与本文旨趣相近而研究范围有别。另有一组论文集中探讨了1920年代苏俄留学生与中国革命之关系，包括孔繁岭《革命年代留苏的中国孩子》、徐行《莫斯科中山大学对国共两党的影响》、汪干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留俄学生与中国革命》、张泽宇《中国留苏学员托洛茨基反对派始末》等。上述论着在史实阐述和脉络梳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对中共留学生作为一个体的分析
尚属少见，尤其是缺乏基于统计数字的量化分析，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即试
图在此方面作出初步的努力。）。全面探讨这一问题固非本文所能胜任，笔者主要对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体略加分析，试图藉此揭示近代留学生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密切关系。为便于统计分析，本文所称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主要是指中共历次重要会议所选出的中央委员，而以“核心领导层”指称历次重要会议所选出的中央局委员或政治局委员（注：除特别说明者外，本文所称的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均包括候补委员在内。）。 一、留学生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之地位
据笔者统计，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28年间，共有169人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复任者不重复统计)（注：关于历届中央委员之人数和名单，学界存在诸多不同说法，本文主要参照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有留学背景者为58人，占总数的％，其中且有19人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留学。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建之时，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当选为首届中央委员，其中陈、李二人都曾在日本留学数年，留学生在中央领导层中占据了三分之二。次年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增为8人，其中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曾留学日本，蔡和森、向警予曾留学法国，留学生比例仍达％。1923年中共“三大”的主要议
光子学报
程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此次大会改选出的14名中央委员中，仅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汉俊4
名留学生，所占比例陡降至％。在1925年中共“四大”和1927年中共“五大”上，留学生中央委员的比例有所回升，分别为％和％。1928年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留学生中央委员又降至％。此后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都增补了少数中央委员，留学生所占比例也略有变动。1945年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中，留学生人数为31人，所占比例为％，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没有改选或增补新的中央委员。从图1可以看到，除1921-1922年高于40％，1923、1928-1930年低于30％之外，绝大多数年份留学生中央委员的比例都在30％到40％之间变动。
营销网络的建设如果将目光转向党的核心领导层，即中央局或政治局委员，则留学生所占比例又要高出许多。据笔者统计，1949年前28年间共有49人担任过共产党中央局、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复任者不重复统计)，其中有留学背景者为24人，占总数的％。中共“一大”、“二大”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人数较少，自然成为全党领导核心。1923年中共“三大”开始从中央委员中再选出若干人为中央局委员，作为最核心的领导集体，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5人当选，其中陈、蔡二人分别留日和留法，留学生占40％。中共“四大”陈、蔡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无留学背景的毛、谭、罗则被张国焘、彭述之、瞿秋白取代，其中彭述之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留学生比例上升为60％。1927年中共“五大”始设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数增至11人，其中留学生6人，占％。不久召开的“八七”会议，留学生在16名政
治局委员中占据7席，比例为％，较此前明显降低。次年中共“六大”政治局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略有回升，将近二分之一。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上，留学生政治局委员的比例降至最低点，为％。此后则长
期呈上升趋势，并在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后达到最高点，12名政治局委员中的9名有过留学经历，比例高达75％。抗日战争期间这一比例又有所降低，但也基本保持在55％到70％之间。图2显示出，在建国前的多数年份，中共核心领导层中的留学生比例都在50％以上。
并行计算机中央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变化较缓，而中央局、政治局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变化比较剧烈，这显然是由于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中，核心领导层的更迭远为频繁之故。从时间轴线来看，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中央局、政治局委员中的留学生比例，在整个20年代的变化幅度都很大，升降转换也很频繁；而在30、40年代，尤其是进入抗战时期以后，变化则相对平稳。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20年代尚处于草创、摸索阶段，革命多次受挫，路线时常变动，领导层的人选变动也相应频繁。而随着共产党逐渐发展成熟，其领导层也相应稳定下来，战略方针的变动不再必然伴随领导层的大换血。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快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的生存压力大大减轻，领导层人选变动的频率也更低了。表1所示在16次(“一大”未计入)较大规模的中央领导层人选更迭中，在抗战爆发以前的16年间共有12次，而自抗战爆发直到新中国成立的12年间仅有4次。
表1：历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留学生人数及比例(19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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