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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510420 摘要：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政治外交的发展进程体现出新保守主义和右倾化的动向。在此背景下，日本不断有学者和政治家提出应修改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尤其是突破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努力成为“普通国家”或“正常国家”。本文拟就通过日本自卫队两次派兵对冷战后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普通国家化海外派兵美日同盟
日本参议院选举一、“普通国家化”的由来及内容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在美国的扶持之下快速恢复了经济，并实现了长达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在六十年代，日本就已经超越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过20余年的高速发展”，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一些学者和政客不满足于经济大国的地位，试图谋取政治大国地位，并在舆论上提出一些彩浓艳的口号。
中曾根康弘是日本八十年代政坛上的明星，自1982年11月出任日本首相以后，连任三届，把持日本首相宝座达五年之久。中曾根是位保守主义彩浓厚的政治家，其上台伊始，便提出了“战后总决算”的政治诉求。1983年7月，中曾根第一次提出了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口号；同年8月，在自民党轻井泽夏季研讨会上，他又提出“国际国家论”，指出日本现在“正处于战后政治总决算时期”，必须“朝着受到世界信赖的国际国家的方向迈出步伐”。中曾根的政治理念强调日本要彻底走出“吉田主义”的经济中心模式，应该在国际政治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加强日本的发言权。在具体措施上，中曾根一方面在安全和防卫领域强调加强日美同盟的作用，提高自卫队地位，在1987年将防卫预算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另一方面在文化领域强调加强日本传统文化的教育，并以此作为日本国家精神的基础，为其政治大国理念作文化准备。
“普通国家”一词虽然不是中曾根提出的，但其“战后总决算”和“国际国家”理念在实质上和之后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理念是一脉相承，可以视为小泽“普通国家”理念的直接思想基础和来源。同时，由于中曾根曾长期担任日本首相，在政策的实施上具有显而易见的有利地位，所以，可以把中曾根出任日本首相视为日本“普通国家化”的起点。
如果把中曾根作为“普通国家”理念的奠基者，那么毫无疑问，小泽一郎就是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正是小泽一郎在其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中首次系统提出“普通国家”的概念。小泽一郎认为，“普通国家”应该具备两个要素：“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把它当成
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完成；同时，对为构成富裕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要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所谓“普通国家化”，正是要让日本具备上述两项能力，努力成为“普通国家”。仔细分析这两项条件，可以看出在第二项上，日本具备相应能力，并且一直在国际上有较好表现。那么，小泽所谓的日本尚且还不是“普通国家”，就主要集中在第一条上，“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小泽自己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如果不能和其他国家一样享有派兵出国的权利，也就是《日本改造计划》中所指的‘单肺国家’”。对此，小泽提出：第一，“以日美关系为基础，坚持日美同盟”，“逐步扩大日本在国际和地区军事安全事务中的自主决策空间”；第二，“以联合国为中心展开为国际安全做贡献”；第三，“，实现向海外派兵的国内法合法化。”由此可以看出，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化”，虽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内容，但其实质上就是“政治大国化”，或者说是实现“政治大国”的一个必要准备。
扁蓿豆二、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发展进程
日本既然有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愿望，必然也会采取相应措施使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作为显示其军事存在和有能力参与国际安全合作的象征，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与维和等军事活动是日本最引人关注的一方面。由于战后“和平宪法”中关于放弃战争否认军备和交战权的内容的原因，海外派兵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禁区。所谓的“普通国家”，自然要拥有一般国家都有的集体防卫权，于是海外派兵问题就成了摆脱宪法第九条束缚，最终实现“普通化”的突破口。
冷战结束以后爆发的海湾战争给了日本一个自卫队走出国门的机会。当时，虽然日本提供了大量作战经费，但“因为没有派兵海外，而被美国指责为‘支票外交’、‘一国和平主义’等。”“美国要求日本不仅要承担费用分担，而且要承担‘责任分担’。”同时国内要求“政府加快突破派兵海外的禁区”的呼声也高涨起来。在此背景下，1991年4月24日，日本派遣自卫队的扫雷艇其前往波斯湾参与多国部队的扫雷任务。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向外派遣武装力量，但从法理上讲应该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为解决此问题，于第二年国会通过了《关于协助联合国维和活动等的法律》。该法律的目的是“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道主义国际救援行动以及国际选举监督活动采取适当且迅速的协助”。从此，日本的海外派兵就已经突破了宪法第九条的障碍，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依据此法律，日本随后向柬埔寨派遣了工兵参与道路桥梁修筑并参与了莫桑比克、卢旺达、东帝汶等地区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救援。这些活动有两大共同点，一是日本派兵时当地战事已经结束，二是日本承担的多是辅助性的工作。即便如此，日本仍然是实现了其海外派兵的愿望，距离其“普通国家”的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9·11作为21世纪初的重大事件，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寻求构建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广泛的反恐怖主义的国际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本迎来了又一个扩大海外派遣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1991年自卫队派遣出兵海湾扫雷是在海湾战争结束后联合国的邀请下的维和性质的活动，而10年后出兵印度
洋，则是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情况下的战时支援，这在出兵性质上是一次大的突破。事实上，通
过出兵印度洋，日本已经基本达到其自主派兵的目的，为日本“普通国家化”的目标迈出了又一步。
《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并不是一个长期的法案，2001年通过时的有效期为两年，法案于2003年被延长2年，2005年、2006年又分别被延长一年，将于2007年11月1日到期。近来，围绕《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的延长，日本政坛发生了激烈争论，其结果是至今为止法案的延长仍未得到通过，由于法案的到期，派遣到印度洋执行给油支援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舰已经返回了日本。在日本国内，由于在2007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执政的自民党遭到大败，失去参议院中多数党的地位，使得法案的延长遇到了不小的障碍。自民党在参议院的失败导致“朝野政党斗争进一步加剧”，“小泽一郎明确表示不会赞成可能成为秋季临时国会焦点之一的《反恐特别措施法》延期。”有意思的是，小泽一郎作为“普通国家化”的倡议者，明确反对延长日本在印度洋的海外派遣，在其中可能还是政党斗争的需要。作为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的总裁，小泽一郎需要在这些法案延长等方面牵制自民党的行动，为自己的政党谋求利益，并不能理解为小泽一郎放弃了“普通国家化”的努力，坚决反对日本的海外派兵。小泽一郎在与福田康夫的党首会谈后，传出两党“大联合”的传言，导致事后小泽提出辞去民主党总裁职务。虽然“大联合”没有成功，但不能忘记，1998年11月时任由党总裁的小泽在“与自民党总裁小渊惠三举行会谈”后宣布两党合并，由此“小泽一郎提出的新保守主义主张，自民党几乎照单全收”。实际上，小泽一郎还提出日本直接参加在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建议。虽然日本在印度洋的海外存在暂时停止，但可以预计，在《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的延长上，朝野双方最终应该还是会取得共识或起草新的法案，保持日本的印度洋海上自卫队派遣。
三、日本“普通国家化”与中国
衣有年轮“普通国家化”作为日本近30年来的战略走向深刻影响着其内政外交。作为和日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的“普通国家化”的政治动向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和中国的关系。以其海外派兵的行动为例，事实上冷战后日本突破“和平宪法”与“中国威胁论”的提出几乎是一致的。“1990年8月，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龙秀因最早在《诸君》月刊上发表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而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自此,‘中国威胁论’开始在日本掀起高潮。”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迅速提高的一个阶段。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从而促使其坚定了“普通国家”的目标谋求更高的国际地位。也可以说，日本为了推进其“普通国家化”，处心积虑地放大宣传中国的实力扩张甚至不惜余力地传播“中国威胁论”，从而达到摆脱“和平宪法”束缚，实现“完全自主”的目标。
面对日本一步步向“普通国家”迈进，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国应该采取措施以在国际上维护自身利益。笔者认为，可以通过美日同盟遏制日本“普通国家”的发展。冷战结束以后，美日同盟处于一个不断加强的阶段，包括海湾扫雷和出兵印度洋，都是在美国的授意和美日同盟的框架内实现的。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的考虑，特别是在欧洲盟友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产生分化的情况下，尤其注重加强美日同盟。美国“迫切需要提高日本的利用价值，强化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使之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并且“大力推进日本修宪运动使之获得集体自卫权”，“强化美日同盟，敦促日本分担
更多安全责任”。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美国在加强美日同盟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日本的控制，美日“军事一体化程度越深、合作机制越紧密，美国支配日本自卫队的能力也就越高。”“在未来时期内，日本将被作为美国亚洲战略第一线堡垒加以定位和使用，自卫队则会被更紧地绑在美军的战车上。”日本想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来推动其安全战略调整和实现军政目标，但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事实上，在《反恐怖特别措施法》不能顺利延长的时候，美国对日本政府就施加了很多压力，美日同盟关系也受到考验。就连福田康夫的访美之行也被认为是修补美日关系的行为。此外，日本“普通国家化”最大的障碍无疑是使其“不普通”的“和平宪法”，而这部宪法正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旦在与邻国的争端中被激发出来，其对美国的历史积怨也难以继续被掩盖。”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发展“随着日本自主性和自信心的增强”,“所谓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并不足以将日本永远留在以保障美国利益为根本目标的美日同盟内”，“，其全球使命感的逐步增强使之对于美国‘超极大国’地位和单边主义言行也颇有不满，也就是说，很难保证日本改变东亚地缘态势的努力不会发展到其以某种方式挑战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如果中国能够把握美国在日本“普通国家化”进程中的上述矛盾心理，可以利用美日同盟的框架中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来有效牵制日本，避免其在“普通国家化”上越走越远，以至于损害中国国家利益。
四、结论
从近30年的发展来看，日本正努力朝着“普通国家”迈进，这种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不可避免的。目前，日本作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同时拥有一支不逊于除美俄外其他任何国家的武装
力量，但在国际政治的格局中，却仍然没有起到核心作用。日本这种迫切希望提升国际政治地位，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和行动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迅速发展的今天，让日本这样的有实力的国家徘徊在国际主流政治之外是不合适的。
但是，作为日本的邻国，并且两国间仍然有包括历史、领土等争执，中国对于日本“普通国家化”的趋势必然要引起注意，并且要努力使“普通化”的日本对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影响降到最低。由于中美关系的回暖及美日关系出现的不和，应该充分利用美国在美日同盟中对日本的绝对控制力，使其的政治大国的愿望不能完全实现，从而保持在国际政治地位中对日本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刘卫东：《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9期。
[2]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7页。
[3]贾英：《再议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月第25卷第2期。刚果埃博拉疫情
[4]子初：《危险的一步又一步——
—日本自卫队借反恐怖之名走向世界》，《世界知识》，2001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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