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传统 走向沟通
张 卓
新闻作品折射着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价值标准和文化传统，新闻奖的获奖作品更代表着某个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文化观。作为美国新闻最高奖和中国综合性新闻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集中体现了中西方的传媒伦理和传媒文化，本文拟从新闻价值观、报道题材、思维方式等方面对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信息时代的若干特点探析中西传媒新世纪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在中西比照中为传媒的未来发展寻求一个明智的方向。 一、强化政治伦理与监测社会环境
新闻价值观是事实之所以成为新闻的诸因素之集合，虽然在中西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新闻理论中，评判的要素有很大的差异，但较为公认的是及时性、接近性、重要性和显著性。其中，及时性和接近性以量化的时空距离为衡定标准，中西差异趋无，而重要性和显著性则由于政治体制、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之不同而千差万别。让我们首先对1999年评出的第九届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的文字类奖项)和第83届普利策新闻奖(文字类)获奖作品作一比较。由于中西方设奖标准与评奖方式的差异，中国新闻奖涵
括报纸、广播和电视三大媒体，普利策新闻奖则是报纸的专项奖，但载体的不同并不影响传播内容的比较，下表关注的焦点是通过获奖篇目和内容简介所呈现出来的新闻价值观。
第九届中国新闻奖
民主革命等级媒介体裁获奖篇目
特
别
奖
报纸
广播
电视言论当前的头等大事
通讯运筹帷幄 挥师三江
四百壮士战洪魔
消息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专题大浪丰碑
系列’98抗洪系列报道
一等奖报纸言论迎着老百姓的方向走
消息长江上游仍在砍树
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明传人民币贬值，实为投机谋暴利
75
等级媒介体裁获奖篇目
一等奖
报纸
广播
电视
通讯请看法是咋回事
困难之中显本
系列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
消息东莞农民上网招商引资，遍地开花
开学第一课
专题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特别节目
帕米尔赤子———吴登云
凋零与崛起的背后
系列走进阿里
消息巴格达遭空袭纪实
农机下乡了
专题拨通148，法律服务到你家
系列劳动力市场有个威大
山西假酒案
(表一：资料来源于1999、10、25《中华新闻报》)
第83届普利策新闻奖
奖项获奖媒介获奖作品内容简介
为公众利益服务奖《华盛顿邮报》对美国首都警官训练水平低下，缺乏监督和随意开所作的系列报道
突发新闻报道奖《哈特福德新闻报》对一名州工作人员持射杀4名监督员然后自杀的清晰而详尽的报道
调查性报道奖《迈阿密先驱报》揭露市长选举中出现舞弊行为迫使有关方面推翻选举结果
解释性报道奖《波特兰俄勒冈人报》以对当地法式炸土豆条生产企业出口受挫的生动描写反映了东南
2013普利策新闻奖
亚经济危机的冲击
独家报道奖《洛杉矶时报》揭露娱乐业的腐败
全国报道奖《纽约时报》披露美国政府批准一些公司向中国销售技术的系列文章，并因此引发调查和政策的改变
国际报道奖《华尔街日报》对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分析性深度报道
特稿写作奖《华尔街日报》描写底特律一名杂货店老板遭遇武装抢劫被迫诉诸暴力的故事以及这起罪案的持久效应
评论奖《纽约时报》评析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的诽闻的冲击力文艺批评奖《芝加哥论坛报》对城市建筑的精彩评选
社论写作奖《纽约每日新闻》发起拯救作为哈莱区标志的“”剧院管理不善的运动，并卓有成效
(表二：资料来源于《国际新闻界》1999、3)
以表一所列为例，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全部6件作品的主题都是抗洪抢险，这显然与1998年夏那场百
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密切相关。以此回顾前8届特别奖(荣誉奖)获奖作品，分别为:《人民呼唤焦裕禄》、《祖国大家庭》、《公仆、旗帜、丰碑》、《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北京有个李素丽》、
《岗位作奉献真情为他人》、
《在大海中永生———同志骨灰撒放记》、
《展示新成就迎接十五大》以及’97香港回归报道等。几乎每一届都集中在当年的某一宣传热点、国家大事之中，重要性与政治性呈现出某种天然的联系。获奖作品题材、内容的一致使评奖更多地关注作品的选材、结
训狼记
85
构、写作等表达技巧层面，对记者新闻敏感度、新闻洞察力则未予更多的考察。由此可见，中国新闻价值观之重要性乃置身于国计民生、国富民强、国之等以“国”为主、以“国”为重的政治伦理判断之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为中国记者之“道义”。长期以来,“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传媒
习惯于用同一的视角关注同一重大问题，对国之重要便是对家之重要，政治意义之重大便是新闻价值之重大。
西方传媒伦理体现在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中：极力追求独家新闻的西方传媒尽量避免题材雷同，获奖作品涉及凶杀暴力、经济危机、选举丑闻、等有关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写作技巧固然是报道获奖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但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却明显地侧重考察记者的发现能力、调查能力和解释分析能力。西方传媒眼中的“重大”多以个体为视点，聚焦于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对个体之重要便是对国家之重要，社会意义之重要便是新闻价值之重要。以1979年起设立的特稿写作奖为例，在1979—1997年的19篇获奖作品中有15篇通过个例来反映社会问题，占7819%，其中1983年的《中毒性休克》和1993年的《跟踪克丽丝丁》更是以记者的个人经历为报道对象，前者通过记者的亲身经历介绍了有关中毒性休克这一病症的医学知识，后者记录了作者女儿遭遇的无辜谋杀，以呼吁司法系统的关注。普利策新闻奖鲜有对国家政策方针、外交策略等的报道，纵观近年的获奖作品，有关“星球大战”计划,“信息高速公路”，总统选举等甚至为全球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均榜上无名。普利策新闻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传媒对监测社会环境的偏重。
就显著性而言，中国传媒往往离不开对国家领导人和政治人物的关注，这一特点在1992年的中国新闻奖中得以最明显的体现。15篇一等奖获奖作品中，有关的3篇，邓颖超的1篇，张学良的1篇，共计5篇，比例为3313%，报道对象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获奖的机率。而在第83届普利策新
闻
奖的11个文字类奖项中仅把评论奖颁给了有关克林顿与莱温斯基诽闻的报道，占911%，西方传媒对显著的评判更偏重于事件本身，而非人物的身份。“崇古唯上”的传统价值观和“喉舌论”的政策指导，使中国传媒把变革的期望更多地寄托于领导与政府，媒介承担的多为上传下达的角，至多是发现问题与反映问题，而较少强调媒介在解决问题进程中的作用。与之相反，西方传媒常常以“第四权力”的身份，以挑剔的目光审视统治者，在不触犯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对政府不依不饶，他们不满足于反映问题，更追求问题的最终结局。
文化传统是新闻价值观形成的历史渊源，新闻政策是其发展的现实基础。中西方在文化传统和新闻政策上的差异势必造成新闻价值观的差别，对政治伦理与社会环境的不同侧重使中国新闻奖和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风格迥异。
二、追求和谐、相对集中
与强调冲突、多样纷呈
报道题材的选择往往反映的是传媒的关注点，现代社会中传媒在信息流通中的垄断性地位使传媒的关注点成为社会的普遍议题，因而传媒的选择既是对其“舆论领袖”职责之履行，也受着社会普遍心理与文化传统的制约。
普利策新闻奖因坚持以揭露性报道为传统而受到众人瞩目，据统计，从1917年至90年代，揭露性报道占获奖报道的40%①，具体到第83届获奖作品,11篇文字类作品中有5篇为，比例为4515%，而第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17篇文字作品中，为4篇，比例是2315%。在追求和谐的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传媒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用积极的方式鼓励受众；而西方传媒在强调冲突与对抗的民族性格支使下，更多地用凶杀、暴力等强感官刺激揭露社会的阴暗。
对二者进行细分，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题材相对集中，主要可分为好人好事类、经济
95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
类(含改革开放、成就报道等)、时事类和，以1990—1998年共9届的一等奖作品为例，列举下表(统计不含摄影、漫画、新闻版面和新闻编排类奖):
届别
好人好事类经济类时事类其他
篇数比例(%)篇数比例(%)篇数比例(%)篇数比例(%)篇数
获奖
总数
一7431842510318181613116二32114857123211400014三4261753313320101617215四6401042617213131617215五53517642192141300114六75318215142151400213七42510318184251021215316八151384211736181513219九42315423152111842315317
(表三)
在中国新闻奖历届一等奖获奖作品中，好
人好事类和经济类作品占据了绝对优势，这一方面与“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新闻政策有关，一方面与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等社会现实相联，传媒价值取向在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之时，也不断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调整，经济类报道的增加体现出经济体制转轨后的媒介不再谈“利”变，但仍未脱离“尚德”、“和谐”的传统，对好人好事类报道的青睐，依然散发着中国文化对德之追求，对义之崇尚。表三中之所以没有把灾害报道单独列出，是因为中国传媒囿于“重人伦、轻自然”的传统思维，在进行灾难报道时往往聚焦于战胜灾害的人和精神，缺少对灾害本身的注视，因而把其归入好人好事类。
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很难在题材上进行分类，由于资料所限，仅对近年的第79、80、82、83届获奖作品进行分析，较为集中的题材有：凶杀暴力(6篇)、揭露司法不公(5篇)、揭露腐败(3篇)、贫困(3
篇)、战争(3篇)、自然灾害(3篇)，其它还涉及到环境保护、金融危机，以及有关种族、福利、人口等众多的社会问题。多数作品中充满了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
三、由理性到感性和由感性到理性
从新闻价值观到报道题材，再到思维方式，可视作一个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分析过程。新闻价值观决定着事实是否成为新闻，题材的选择意味着事实成为怎样的新闻，思维方式则更偏重于事实怎样成为新闻，它可以具体到一篇报道的结构、表达等技巧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新闻价值观，也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注重思维理性是西方的一贯传统，在西方哲人看来，具有思辩理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人就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这种实证与分析的思维方法更加发展，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②
与这种思维方式相适应，西方传媒往往采用个别到一般的演绎法，以具体的个例反映普遍的社会问题，以尽可能的客观叙述代替主观评论。由感性的、实证的披露，上升到理性思考的角度。1995年的特稿写作奖获奖作品《被排斥的优等生》通过记录一个竭力在恶劣的内地城市高中求得生存的聪明少年詹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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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麻省理工大学预科班，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进入麻省理工大学的故事，来反映一个在逆境中奋发向上的少年体。作者以材料的选择和细节的运用代替主观的评说，该报道以这样的导语交待背景和表明观点:
“近日，一名学生于午餐时间在富兰克林・拜楼中学外被同班同学杀。此类事件已发生多起：一名男孩惨遭斧劈丧命，一位女孩在与一女生械斗中身负重伤，五起纵火案接二连三，一具不明身份的尸体被遗弃在停车场附近。”③
詹宁斯的生存环境在客观叙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的态度也不言自明。铵根离子
在实证分析方面，西方传媒多采用数据统计的方式以示报道的切实。1981年国内报道奖获奖作品《联邦官僚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在近两万字的文章中，有100多个数字散落其间，有理有据地反映出官僚机构的臃肿与膨胀，当读者读到“除此之外，政府还雇佣有67, 235名打字员,65,281名秘书,28,069名空中交通管制员,27,504名计算机专家……66个锯工,4个自行车修理工,6个伐木工,5个猪倌和15个牧马人”时④，已无法怀疑这篇报道的真实，而政府机构的不合理之处也在数据中尽显无疑。
“与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偏于抽象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思维更着重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中国人不是通过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作出洞察、识别、理解和整体判断。⑤与之相应，中国传媒往往用普遍
的、被视为真理的东西统摄事实，由理性推及感性。
比较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作品《百万众大转移》(电视新闻)和1982年普利策新闻奖国内报道奖获奖作品《洪水毁家园 灾民夜难眠》，前者报道的是强台风登陆前居民的转移情况，后者是描述洪水之后灾区的状况。前者的解说词以这样一种基调在播出：部队官兵上去了，党政干部上去了，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等一切手段开始高速运转。
“人在大堤在”，左的年代我省发生过上千护堤众被台风卷走的惨剧，自然灾害是不可抗拒的。家园可以重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⑥
在“人定胜天”的思维模式下，中国传媒没有具体描述众转移的行动，而是用激情宣扬着人的精神力量。普利策获奖作品对灾后状况的描写则透出相对的冷静:
家园沉入水里，汽车也被淹没，房子里黑漆漆的空无一人，而家具漂在水上。
缓慢上涨的水在防护墙上发出阴森的响声。但是人已撤离的地区静悄悄的。一切都很平静。⑦
中国传媒在整体思维中用普遍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观照不同的个体，西方传媒却善于从相异的个体中归纳出一般的规范与原则。
四、结论：中西传媒价值取向与
文化选择沟通的可能
比较的最终目的是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在融会贯通中为中西传媒寻一个尽量合理的发展空间。“生活在一定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报道主体，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形形的文化特征。”⑧文化流动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惯性使之不可能被瞬时击溃，不论是以中代西的乐观主义，还是以西统中的悲观主义，都难免渲染着“文化霸权主义”的彩。无法回避的全球化趋势，迫使中西方的交流日趋频繁，传媒作为传播与交流的主要角必须尽快寻到共通的话语体式，在传承文明中沟通中西。
对共性认识的不足造成了中西传媒的交流隔阂，中西文化的共性为传媒的沟通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与传媒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密切相关的人伦与契约、专制与民主等方面，中西文化存在着一致的精神内核。首先，中国文化重人伦，西方文化重契约，相对应形成了中国的“人治”传统和西方的“法治”传统。其实在本质上二者都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人伦也好，契约也罢，最终都是维护秩序的手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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